封閉的車廂里，一位乘客深夜慘遭殺害，胸口連中數(shù)十刀，兇手到底是誰？精彩的劇情讓《東方快車謀殺案》成為公認最好的推理小說之一。迄今為止，《東方快車謀殺案》由于廣受歡迎，已經(jīng)被數(shù)次搬上銀幕，包括1974年電影版，2001年電視電影版，2010年英劇版，2015年日劇版以及2017最新版。如今，新版電影已上映兩周，得到的評分無功無過，非常平庸：豆瓣評分為7.1，Imdb 6.7分，爛番茄好評度59%。然而，這種折中的分數(shù)背后是兩極分化的激烈評價：一些沒有接觸過原作的觀眾覺得這部是一部不錯的懸疑電影，卡司強大，演技合格，場面精彩……另一些對原作有所了解的觀眾則不能接受推理大幅度的減弱和偵探形象的突變，認為本電影是一次失敗的改變。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次原著黨與創(chuàng)新派之爭，在每一次對著名作品進行演繹時都會發(fā)生。但細究之下，并非這么簡單。波洛在新版電影中變身偶像派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偵探小說中形象的改變，甚至折射出作為通俗文學的偵探小說的社會功能和審美變遷。

新時代的偶像派：當波洛變成福爾摩斯

赫爾克里·波洛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中的著名比利時偵探，出現(xiàn)在其33本長篇小說和48篇短篇故事中，是文學史上最杰出、最受歡迎的偵探之一。在最后一案《帷幕》中去世時，波洛的死訊當時還被《紐約時報》以頭版發(fā)布。在2017年的新版電影中，演員呈現(xiàn)出的形象完全顛覆了原著描寫，被很多偵探迷認為“不像波洛，更像福爾摩斯”。

首先從外表上，這次的新波洛顯然比以往“變帥了”許多。在《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中，阿加莎·克里斯蒂寫道：“波洛身高不及五尺四寸，但是擁有極高貴的情操。上唇留著筆直工整的八字胡。全身上下保持著一塵不染。我相信，如果可以選擇，他寧可讓身子挨顆子彈，也不愿衣服沾到臟灰?！痹俳Y(jié)合其他小說中的種種描述，基本可以總結(jié)波洛呈現(xiàn)的形象為一個雞蛋頭、矮個子、留著八字胡、有大肚腩，愛穿筆挺衣服和漆皮鞋的比利時人，整體形象帶有喜劇色彩。在新版電影中，波洛顯然不是這樣，他成了一個瘦高、藍眼睛的紳士，發(fā)型和服裝都恰到好處，胡子也更加茂密和隆重，外表上并沒有值得被嘲笑的地方。因此，當電影中的其他角色按照原著對波洛說“你看起來很可笑”的時候，觀眾難免會覺得莫名其妙。

除此之外，在行為舉止上，電影版波洛和原著版波洛也大不相同。原著版波洛是一個極其不愛運動的人，因此也從來不主張物證推理也從不追逐犯人，只喜歡坐在安樂椅里動動腦細胞。老版電影《陽光下的罪惡》里，身材不佳的波洛穿著背心式泳裝，裝模作樣地在海邊及膝深的水里蹬幾下腿就算游過泳了，這一情節(jié)活靈活現(xiàn)地演繹出他滑稽又笨拙的特質(zhì)，讓人啞然失笑。他溫文爾雅，對人非常有禮貌，愛嘮叨，甚至可以說有些婆婆媽媽，沒有明顯高人一等的氣魄。新版電影中，波洛則是個偏執(zhí)狂，是對雞蛋大小嚴格要求，看不得別人領(lǐng)帶歪斜的強迫癥，他說話相當直來直去，愛給人臉色，十分傲慢地宣稱自己是最厲害的偵探，喜歡在剛見一個人時洋洋得意地宣告自己已經(jīng)猜出對方的職業(yè)或者從哪里來等信息，并欣賞對方不可置信的目光。在兇案偵破上，為了更有戲劇張力，波洛成為了身手敏捷的格斗高手，撬門、扭打、奔跑追逐無所不能，甚至爬上火車頂部像敏銳的獵犬一樣搜尋現(xiàn)場——這一切都非常像福爾摩斯。

臺灣著名小說評論家詹宏志曾經(jīng)評價過：“福爾摩斯那種專注、忘我，又帶點孤傲自詡的個性，是偵探小說‘克里瑪斯’（Charisma，意思是超凡的個人魅力）的部分。”福爾摩斯的一系列特質(zhì)描寫，例如偏執(zhí)、多才多藝、頭腦和身體都很靈活、熱衷于展露智慧獲得崇拜等等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從常人中脫穎而出，形成偉大的“超人”形象。讀者或者觀眾面對這樣一個明顯區(qū)別于普通人的天才，印象會更深刻，也更容易認同他是一位遺世獨立的神探，產(chǎn)生崇拜和迷戀之情。也許這正是新版導演選擇將波洛改編成又一個福爾摩斯的原因。

但原作者顯然不愿意將波洛塑造為“超級偶像”。事實上，在最開始創(chuàng)作波洛這個角色時，阿加莎確實對福爾摩斯的特質(zhì)有部分模仿，但是她很快就修正了角色設(shè)定，讓波洛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偵探從神壇上走下，變成了活生生的人，和蕓蕓眾生一樣在外貌上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陷”，也有不擅長的領(lǐng)域和行為舉止上的小毛病，親切得就像每個人身邊的朋友。正是作為“人”的特質(zhì)，形成了波洛辦案的主要基礎(chǔ)。由于大家都覺得他是個啰嗦可笑的胖子，波洛讓嫌疑人證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覺對他敞開心扉，套起話來如虎添翼。同時，正因為波洛對人性有著深刻的洞察，也很容易對其他人抱有同理心，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思考問題，所以總能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聊天中發(fā)現(xiàn)不同尋常的疑點，從而抽絲剝繭地挖掘出真相。隱沒在人群里的“能夠看清每一個人的眼睛”是波洛的特色，也是波洛的人之光輝。

這種人性的光輝和《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故事內(nèi)容是十分契合的。故事中的受害者曾是一名綁架并殺害一個小女孩的罪犯，破壞了數(shù)個完整家庭，制造了令人發(fā)指的悲劇，但僥幸逃脫了法律的懲處。多年后，在東方快車上，受到他傷害的人們合力將他謀殺，完成了一次遲到的正義審判。有史以來第一次，追尋真相的偵探站在了兇手這邊——知道真相的波洛最后選擇了幫助他們隱瞞。波洛的行為既可以說是在支持正義，但也可以說是在助紂為虐，他走入了法律和道德中間曖昧的灰色地帶，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痛苦，遲疑，在正義良心和公理規(guī)則之間搖擺不定，最終，感情占據(jù)上風，他默許了這群復(fù)仇者們的刺殺行動。也許有讀者會不認同這種所作所為，但比起其他總是面對邪惡兇手，名正言順為社會除暴安良的正義神探來說，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經(jīng)歷無疑讓波洛作為“人”的形象更為生動。

可以看出，阿加莎·克里斯蒂花費了很大心力將“福爾摩斯”變成“波洛”——偵探的形象被從單純需要仰望位置驅(qū)逐出去，而呈現(xiàn)出更加復(fù)雜多樣，體現(xiàn)人情人性的面貌。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之后，波洛卻被塑造成了福爾摩斯。而要理解這種偵探形象的變遷輪轉(zhuǎn)，必須要結(jié)合偵探小說的歷史發(fā)展與不同時期的側(cè)重功能。

偵探小說功能變遷：從智力游戲到社會之鏡

毫無疑問，最早的偵探小說是貴族趣味的作品。追溯偵探小說的歷史，在經(jīng)歷了哥特小說的影響之后，首部擁有相對成熟的偵探小說雛形的作品誕生于1841年4月，美國詩人兼作家愛德加·愛倫·坡在《葛雷姆雜志》上發(fā)表了著名小說《莫格街謀殺案》，基本上被認為是現(xiàn)代偵探小說的始祖。小說中登場的名偵探杜賓是一位沒落貴族，舉止衣著都非常上流人士。在三篇關(guān)于杜賓的小說里，坡為今后的偵探小說家確立了幾種非常重要且沿用多年的模式，例如助手寫作（便于吹捧偵探，且不提前揭示謎底）、密室謎題以及安樂椅偵探（偵探不去現(xiàn)場，在安樂椅上通過思考解決多年前的懸案）等等。同時，這些小說也奠定了偵探推理小說的基調(diào)：主要體現(xiàn)的是思維和解密的樂趣。用今天的流行詞來說，就是“燒腦”。

與此同時，英國社會上開始流行一種通俗文學，被稱為奇情小說（Sensation）。一般都講述的是犯罪和神秘事件，主要靠案件本身的復(fù)雜離奇吸引受眾，不太考驗推理和解謎能力，后續(xù)逐步發(fā)展成“驚駭小說”（Shocker）或者“驚悚小說”（Thriller），強調(diào)的是給讀者帶來心理刺激。在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隨著警察機構(gòu)的完善，講述犯罪的小說越來愈多，一些偽紀實小說開始出現(xiàn)，主要是以警長／探長為第一人稱講述自己如何抓捕罪犯的，被稱為罪案小說（Casebook）。這類小說可能會在奇情小說中加入部分偵破謎題的推理過程，為偵探小說的流行創(chuàng)造了基礎(chǔ)背景。

而真正帶領(lǐng)偵探小說走向繁榮的，就是目前傳播最廣的福爾摩斯。從詭計設(shè)定、情節(jié)描寫和文學價值上看，阿瑟·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未必算得上頂尖，但其之所以有著跨時代的意義，在于自1891年7月起登載在《海濱》（Strand）雜志上開始，將偵探小說從少量的游戲之作正式引入了大眾視野，同時確立了首位比較成熟明確的“大偵探”形象。福爾摩斯系列的成功無疑給偵探小說的流行創(chuàng)造巨大機遇，19世紀80年代后期，偵探小說的開始出現(xiàn)創(chuàng)作高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比起最早的偵探小說而言，福爾摩斯系列之后偵探小說算是走向了大眾，但由于當時教育并不普及，主要的書寫者還是貴族和上流人群。同時，讀者也基本以中產(chǎn)階級－上流人士為主，很少涉及底層人群。而這群讀者需要的并不是低俗、惡劣、血腥的場景描寫，他們期待的是在一個舒適的環(huán)境中閱讀不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殘忍罪案，然后運用自己聰明的頭腦抽絲剝繭，隨著偵探一起探索結(jié)局。這時的偵探小說區(qū)別于門檻較低的漫畫等娛樂形式，也區(qū)別于普通街頭巷尾流傳的毫無章法的兇案傳說，主要功能是為想要燒腦的人們提供刺激和消遣。正如英國著名詩人兼?zhèn)商叫≌f迷的W·H·奧登所說：“偵探小說的最奇妙之處在于它恰好最能吸引那種其他形式的‘白日夢’文學無法影響的人。醫(yī)生、牧師、科學家或藝術(shù)家這些事業(yè)上相當成功的職業(yè)人士是典型的偵探小說迷；他們喜歡思考，在各自的領(lǐng)域里都是飽學之士，因此絕對無法忍受《周六晚報》、《真實的告解》、電影畫報或連環(huán)漫畫等讀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推理小說的黃金時代開始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偵探小說家逐漸出現(xiàn)，如埃勒里·奎因、約翰·狄克森·卡爾、約瑟芬·鐵伊等等。黃金時代偵探小說家對解謎推理推崇備至，一切都是為了智力游戲而服務(wù)，文學性和故事性都放在次要的位置。這是一個“智慧文學”的巔峰時期，每一部小說就是一個謎團，而能夠公平列出所有線索，卻依舊讓讀者抓耳撓腮的作品被認為是最優(yōu)秀的。英國作家奧斯汀·弗里曼在《偵探小說的藝術(shù)》（1924）中指出偵探小說絕不能同“純粹的犯罪故事”相混淆，偵探小說是為了讓讀者獲得“最大的智力上的滿足”。著名偵探小說家S.S.范·達因認為，偵探小說的人物“僅僅是滿足邏輯思辨的需要”，因為任何更深入的描繪將會“在敘述中形成阻礙”。因此，當時許多作家和評論家提出過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的規(guī)則，著名的如諾克斯的“十誡”和范·達因的“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二十條”，都是強調(diào)偵探小說最重要的是推理過程。

因此，黃金時代偵探小說的謎團和詭計的成分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各種謎團和詭計可能的模式被一一展現(xiàn)，不管是殺人手法、滅跡手段、隱藏方式，還是作家自己的故布迷陣等等，以約翰·狄克森·卡爾為例，其創(chuàng)作的密室多達數(shù)十種。同時，偵探小說為了推理，也在設(shè)定上相對來說比較單一，例如一般選擇封閉的環(huán)境、有限的嫌疑犯、不在場證明的排除等等方式來確定兇手。在黃金時代的二十年內(nèi)，偵探小說中的詭計、謎團類型和解答手法幾乎被開發(fā)殆盡，之后再難推陳出新，這也是很多推理愛好者依舊愿意在今天推崇和重溫黃金時代的原因。

由此，不難理解，既然這一時期的偵探小說主要是強調(diào)智慧的重要性，具有超凡智慧的大偵探自然成為了絕對的主流，對偵探的偶像崇拜風潮一發(fā)不可收拾，很多作者都恨不得像描寫擁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一樣描寫主角偵探，造成了一大批的神探誕生，例如美國作家雅克·福翠爾塑造的凡·杜森教授、英國作家G.K.切斯特頓筆下的布朗神父等等。凡·杜森教授被稱為“思考機器”，擁有很多學術(shù)頭銜，最擅長破獲不可能犯罪，精通各方面的知識。布朗神父是一位極為睿智的犯罪專家，隨身攜帶一把雨傘，談笑之間就能解開犯罪的真相。這些偵探們大多都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魅力，并且似乎總是獨居和不近人情，游離在塵世之外。

在黃金時代的小說家中，阿加莎·克里斯蒂恐怕算得上是個異類，盡管她也開創(chuàng)了很多新的詭計和手法，例如暴風雪山莊殺人模式，敘述性詭計等等，但比起其他偵探小說家來說，阿加莎·克里斯蒂可以說是最不吝于展現(xiàn)人性和社會景象的。她開創(chuàng)的“心理推理”潮流主要的偵破方式就是讓偵探深入人心，詢問：誰有動機殺人？為什么殺人？殺人后誰會得益？嫌疑犯為什么撒謊？等等。

阿加莎深信人性的復(fù)雜，往往不會過度渲染離奇夸張的案子，而喜歡寫作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人犯下的罪行。在其小說中，兇手往往們都是普通人，《尼羅河慘案里》犯下罪行的是看似深情的丈夫，在《無人生還》里是受人尊敬的法官，在《羅杰疑案》中是救死扶傷的醫(yī)生，在《殺人不難》中是獨自撫養(yǎng)弱智弟弟的軟弱村婦……藉由錯綜復(fù)雜的案件，展示的其實是人性中那些看似平淡無奇卻往往暗藏殺機的細節(jié)，講述的是那些渴望掌握人生而走上歧途的人們，最終“人人都有謀殺的欲望”，這洞徹人心的“惡”之表達讓阿加莎的小說非常注重以情動人。

同一時期的偵探小說家多蘿西·L·塞耶斯說：“偵探小說中的愛情越少越好”。阿加莎卻熱衷寫愛恨情仇。和《東方快車謀殺案》齊名的另一部著作《尼羅河上的慘案》破案過程同樣并在黃金年代的諸多小說中不算最為突出，但贏在了人性剖析上。貧窮女孩的男友被富有的閨蜜橫刀奪愛，于是她抱著復(fù)仇之心從歐洲一路跟隨到埃及，伺機殺人。最精彩的莫過于這位男友如何展現(xiàn)人性中最懦弱、無恥、隨波逐流的一面：他既為了愛情和財富拋棄了前女友，卻又幫助前女友一起殺掉了新婚的妻子，希望享受遺產(chǎn)，實在令人唏噓。

多年過去了，關(guān)于人性的剖析從未過時，這就是人們?yōu)槭裁丛敢庖辉儆^看這部已經(jīng)知道結(jié)局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哪怕在海報上寫明“十二嫌犯合謀殺人”，也會有相當多的觀眾愿意走進電影院，重溫這部經(jīng)典作品。這也是為什么1974年電影版本獲得了諸多好評，其最大的成就即對人物的塑造。一個個嫌疑人被詢問時的反應(yīng)各不相同、惟妙惟肖，讓人無法忘懷。言語傲慢、盛氣凌人的俄國貴族夫人，喜歡聽仆人念詩，隨身帶著勛章和舊照片；扭扭捏捏的傳教士由于心虛常常故意回避偵探探究的眼神；來自美國的老婦人總是一點事就愛大驚小怪，絮絮叨叨個沒完沒了……正是這群形形色色，有著不同性格，說謊技巧也有所差異的的人在舉手投足間不自覺露出的破綻讓波洛找到了案件的真相。

刺激年代與偶像重塑

盡管珠玉在前，新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還是選擇了拋棄掉過分冗長的推理過程與交談對話，加入格斗，槍戰(zhàn)等等劇情，再配合緊張激烈的配樂與豐富的景別轉(zhuǎn)換，更具有商業(yè)片氣息。由于去掉了人性探索的推理過程，而過度展現(xiàn)偵探的才能，本質(zhì)上這與當今那些超級英雄電影所蘊含的主題別無二致。這種選擇可以說是導演出于個人趣味的一廂情愿，但其實類似的變化并不只是在這部電影上發(fā)生，而是一種趨勢：在之前的《大偵探福爾摩斯》、《神探夏洛克》等影視作品中，也有弱化推理，偶像化主角，加強動作戲和愛情戲的狀況，只是因為波洛的原著形象和“偶像偵探”差別太大，所以顯得更加明顯。并且，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變化更符合現(xiàn)代大眾的審美趣味。

解謎推理小說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1930年，正當黃金時代如日中天之時，英國作家和書評家安東尼·伯克萊就預(yù)言：“簡單純粹的犯罪解謎，完全仰賴情節(jié)設(shè)計而不擅角色塑造的小說時日，已經(jīng)落在審判者的手中。偵探小說已經(jīng)來到一個階段，未來偵探或犯罪的小說，吸引讀者興趣的心理層面，將超過數(shù)學成分?！彼念A(yù)言是準確的，1940年代，從美國掀起的犯罪小說浪潮逐漸發(fā)展到全世界，壓倒性地從銷量上戰(zhàn)勝了推理小說。

一方面，二戰(zhàn)后岌岌可危的社會環(huán)境讓大量犯罪迸發(fā)，道德感缺失，黃金時代賴以生存的各種動機例如婚外戀的不道德等已經(jīng)不再成為人們能夠感同身受的問題。另一方面，大量現(xiàn)代調(diào)查中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興起——DNA鑒定、微物證據(jù)、計算機數(shù)據(jù)分析——古典神探不得不和這些新技術(shù)競賽。指紋驗證就能解決的案件，如果還要經(jīng)過一番考證和推理，難免顯得可笑。同時，電影、電視逐漸普及開來，視頻作品奪走了傳統(tǒng)讀者的同時，如果作家想要把推理小說賣給電視臺或者電影公司，就必須加入適合進行視覺化改編的情節(jié)，如動作戲、性和暴力等等。不可否認，很少有偵探電影或電視可以在智力和視覺感官上兩方面都提供給讀者足夠的刺激。

當然，在傳統(tǒng)的解謎小說沒落之后，偵探小說又發(fā)展出了以日本小說家松本清張為代表的“社會派”，試圖用故事昭示和揭露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社會問題。此外還有“硬漢派”偵探小說代表雷蒙德·錢德勒，著重在案件中進行偵探本人的魅力塑造，讓不羈的硬漢用強硬的拳頭和聰明的腦子破獲案件。還有島田莊司為代表的，試圖回歸解謎推理“新本格”等等，但這些風潮都沒有維持太久。甚至可以說，在日本以外的大多數(shù)國家，這些小說并沒有進入主流。

但從表面上看，偵探和罪案類小說依舊是暢銷書榜上名列前茅的作品，在書店最重要的位置上常有一席之地。但是不難看出，當今流行的小說更多的是用于尋找刺激的驚悚懸疑小說，與英國當年流行的“奇情”小說更加類似，不注重推理的細致過程，甚至也少有作品注重反映社會，而是更偏向娛樂。臺灣評論家詹洪志對于當代偵探小說評價道：“如果我們愿意放棄尋找‘新花樣’的期待，而愿意找一本‘好看的’小說來看，我卻可以說，在技巧的成熟與布局的奇詭上，在背景的準確和角色的深度上，以及在敘述節(jié)奏的明快上，經(jīng)過歷史磨練的當代小說，成績是超過古典作品的?；蛘吆唵蔚恼f，現(xiàn)在作家的推理小說，在‘娛樂’的專業(yè)上，是超過古典作品的?！?當前的時代需要的是更新、更離奇、更富有刺激的作品。連環(huán)殺手在各種影視作品中反復(fù)出現(xiàn)讓人們對成噸的血漿和殘忍的謀殺司空見慣，大眾很難愿意靜下心來看幾個人坐在封閉的房間里嘮叨兩個鐘頭——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中那些對場景轉(zhuǎn)換的追求和特效劇情的增加也實屬順勢而為。

無論如何，一個年代已經(jīng)和東方快車的輝煌一樣結(jié)束了，這部承載過無數(shù)文人騷客和明星貴族的鐵路宮殿在2009年踏入了最后之旅，按照一位英國記者報道，當最后一趟列車到達終點站時，無精打采的乘客一涌而下，四散于蒙蒙的晨光中，這輛曾經(jīng)顯赫一時的列車就此無人在意地壽終正寢。而早已不屬于這個年代的人們，也將告別老舊的車廂，向新的偶像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