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左手寫詩右手寫散文”之稱的臺灣詩人余光中，生前還出過幾部外國譯詩集，寒舍迄今猶存的有兩部，一部是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他與張愛玲、林以亮等合譯的《美國詩選》，一部是他獨立出書的臺版《英美現(xiàn)代詩選》。八十年代中，他還出過一部《土耳其現(xiàn)代詩選》，書到手不久，未及細讀，就送給了詩人彭燕郊，記得后者在來函中贊賞不已。這書我原以為再買不難，書出手后卻一直沒再版，倒成了我藏書中的一個缺門，至今引為憾事，一直想動筆的文章《余光中與譯詩》只好一再延期。去年，我在香港的網(wǎng)購書店“二樓書店”中買到余譯《濟慈名著譯述》（臺灣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算是充實了手邊余譯的庋藏。

我收集余譯西洋詩集，原因在他既多年堅持寫詩，是享有盛名的詩人及散文家，本職又是香港和臺灣諸大學(xué)的西洋文學(xué)教授，有以詩譯詩的深厚底蘊。他不但譯，而且在“述”上花了大力氣，而這正是大陸譯家除個別人外少所顧及的。余光中讀的雜書新而多，大量掌握英語詩歌的各種材料，非眼下常見的率爾操觚之輩所可企及。加之英語水平高，對英詩語法分析到家，是以他撰寫的英詩評述每能予人以啟發(fā)，見人所未見。這是筆者讀《美國詩選》和《英美現(xiàn)代詩選》留下的印象。

余光中在《濟慈名著譯述》中共譯出濟慈十四行詩二十首，長詩三首，頌體詩五首，抒情詩二首，數(shù)量不如大陸查良錚、朱維基和屠岸的譯本，可惜的是，前人不曾涉筆者僅得《海賁亮之死》（海賁亮大陸又譯許佩里昂和海披里安）一首。把發(fā)軔于徐志摩、朱湘而迄于余氏的各家中譯常備于手邊，在閱讀或迻譯濟慈時可以較短長、通流變。余譯是繼屠（岸）譯之后，較多以意大利體還原原詩的試驗。但筆者還是認為，此書的主要特色仍在于“述”。他的“述”，涉及的舊譯主要有查良錚和卞之琳兩家，而尤以前者為多（余稱穆譯，當然是因查良錚的筆名為穆旦之故，為行文方便，筆者姑從之）。作為六十年前而且是第一個較系統(tǒng)的中譯本（穆譯《濟慈詩選》初版于1958年版，在他生前僅出一版，與《普希金抒情詩選》《拜倫詩選》和《歐根?奧涅金》不同的是，譯者沒來得及校訂和修改即溘然長逝），因此不可避免地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訛誤和缺失，鑒于重版穆譯的出版社越來越多，指出這些訛誤和缺失很有必要，以免后人不察，以訛傳訛。在這一點上，我們應(yīng)該感謝余氏的努力。

余光中的“述”大致按原詩的形式分為四部分，即原詩寫作的緣起及特色，有關(guān)掌故，迻譯過程的閱讀心得，對前輩譯文的批評。近半個世紀以來，英美兩國的濟慈傳記出了不下十部，連同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詩人艾米莉·洛威爾的兩大卷本，以及濟慈的朋友、詩人利·亨特（余光中譯李衡）的回憶錄，有關(guān)的逸事一談再談，筆者不想再重復(fù)有關(guān)的記錄，在文中嚼飯哺人，將寫作緣起、掌故再抄一遍，現(xiàn)僅就余氏對穆譯的品評兼及他的迻譯，略談一點讀后感。

余光中在文中有一段話，說得坦率，筆者卻不敢茍同。他說：“穆旦是一位很不錯的翻譯家，可惜中文還不夠好，可以應(yīng)變的籌碼不足?！彼^的應(yīng)變籌碼，下文有補充：“有趣的是，穆旦的譯文比我淺白直露。淺易如能做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反而更高明。不過新詩的主流曾是白話詩，譯詩一向也以白話為主。問題在于白話詩比文言‘費詞’，在翻譯往往冗長、直硬，以致長句失控，反而不如文言那么精簡而有彈性。所以文言修養(yǎng)不足的詩人的詩人譯起詩來，每每捉襟見肘，周轉(zhuǎn)不靈。穆旦的弱點正是如此。”誠如余氏之言，譯家能嫻熟地使用文言，比只會寫白話文起碼多了一種應(yīng)對之法，而不至于臨事抓瞎。但譯詩尤其是譯濟慈這樣早逝的天才，文白應(yīng)有一個嚴格的限度，即以白話為主，文言只能僅限于個別字眼和某些句法（濟慈的詩句偶或嵌有古英文，可以適當?shù)剡€以文言），不問程度地文白夾雜，難免予人老氣橫秋，甚而一副三家村冬烘的感覺，這豈是濟慈的風(fēng)格？

筆者研讀穆譯有年，卻不曾有翻譯家語言修養(yǎng)不足或詞匯匱乏的感覺，盡量用白話還原西洋詩歌，這是穆旦個人的追求，與語言修養(yǎng)及詞匯匱乏無關(guān)，盡管他在處理某些詩句時略欠推敲或考慮不周，以致留下了余文提及的諸種缺失。余譯之病在文白失調(diào)，讀起來不甚暢順，因而墮入早期白話詩人譯詩的窠臼。這里引兩行《秋之頌》（大陸通譯《秋頌》）的譯文，俾讀者窺豹一斑：“春日之歌在何處，哎，在何處？/別管它了，自己也有歌詠——/當橫霞燎艷將逝的薄暮，/把刈后的平野染成玫紅。”“橫霞燎艷“（barred clouds bloom）和“玫紅”（rosy hue），前者失之太“文”，后者則有過簡之嫌，玫瑰紅簡稱玫紅，未盡規(guī)范。

穆旦在濟慈詩選的《譯者序》中談到：“濟慈的詩在形式上、在語言上都可以說是英詩的高峰，譯時力圖在形式上追隨原作，十四行詩和頌詩等都照原來的格式押韻（只有幾處例外），在十四行上面，我更力求每行字數(shù)近似，使其看來整齊、精煉。”這話也失之粗疏，因為穆譯所有意大利體十四行均未能“照原來的格式押韻”，首段前八句的abba abba兩韻只能折中為abba cddc四韻，僅為變體，而非貨真價實的意大利體。有文學(xué)史記載，英國人移植十四行后，發(fā)現(xiàn)英文詞匯量不如意文豐富，為不以韻害意，遂將意體改造為英國體，西洋十四行詩的高峰莎士比亞體即由茲產(chǎn)生。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善寫十四行詩的幾位大家，從馮至、卞之琳到孫毓棠，寫的也是變體，只有吳興華是例外。兩位名詩人焚膏繼晷、殫思竭慮的譯事尚且未能臻于理想，可見詩歌翻譯尤其是譯意大利十四行之難。

與收得《譯述》一書的同時，我還買到一冊葉欣譯濟慈的長詩《蛇女蕾米雅》（Lamia，大陸通譯《拉米亞》，臺北有鹿文化2012年版）。譯者是余光中的學(xué)生。原文的英雄雙韻體在譯文中變成長短不一的分行散文，“精簡而有彈性”、嚴格追步原韻的師訓(xùn)在弟子手里已近乎失傳。去年年底，濟慈的兩位中譯者余光中和屠岸差不多同時去世，令我們不禁長嘆，迻譯詩人的承傳者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