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臺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證照片，登上熱搜。她寫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輕女的產(chǎn)物，30歲之前終于改名成功，雖然很難很難，但一切都值得?！?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體的報道《當“招弟”決定改名》再次引起社會關(guān)注，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對于姓名更改的規(guī)定有所變動，成為不少人改名的契機。

有研究者評論說，中國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價值觀。隨父姓一直是男權(quán)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隨母姓的孩子，人們往往會聯(lián)想到，是不是母親家族比較強大，也可能會聯(lián)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張性別平等的。

福州，刻在仿青銅器上的百家姓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我在2019年懷孕生子，孩子出生后，醫(yī)院的出生證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隨父姓的，那時的我還沒有完全的女性主義覺醒，也是隨大流讓孩子隨父姓。

生育之后不久，我開始對孩子隨父姓產(chǎn)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難產(chǎn)，帶娃也是我操心特別多的時候，會質(zhì)疑為什么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隨父姓，也就是說，我是在生育后女性主義意識越來越強烈，也激發(fā)了我讓孩子隨我姓的意圖。我的想法很簡單，孩子跟我姓我會很高興，另外，不試一試我永遠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傳統(tǒng)的邊界在哪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爭取冠姓權(quán)的過程。

我想要讓兒子隨母姓并非因為娘家資源強勢，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說沈洋在《異性戀婚姻與女性主義能兼容嗎》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勢均力敵”的話——女方上海本地人、購買婚房出力、娘家參與育兒、女方收入與男方幾乎相等。我的婚姻內(nèi)部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恐怕不太一樣。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蘇州本地人，我們的婚房購買在鄭州，男方出資遠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資助了我研究生項目的留學(xué)，到了我婚后，她們對我的小家庭幾乎沒有任何經(jīng)濟支持，也沒有育兒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親自參與育兒但是三年來幾乎每月支付育兒嫂費用；最后，我的經(jīng)濟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師那篇文章下面，有評論說：“這是因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條件相當，那如果經(jīng)濟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別平等還可能嗎？”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爭取冠姓權(quán)以及爭取婚內(nèi)的男女平等，不是因為雙方經(jīng)濟資源上勢均力敵，而是出于對“女性主義”價值觀的認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是他也認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談戀愛時，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親幾乎包攬了所有家務(wù)，而他“絕對不會和他父親一樣”，丈夫在赫爾辛基大學(xué)讀博士期間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會帶娃去上課、開會等，雖然他沒有自稱過女性主義者，但他確實接受過北歐性別平等文化的洗禮，在生娃前，他承諾過自己也會平等地負擔育兒責任，從方方面面來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別平等文化的影響、尊重女性的。

而我的娘家和我的婆家都是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家庭。在我結(jié)婚后，女兒作為“潑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對于我的小家庭的事務(wù)幾乎不參與，他們也認為這是理所應(yīng)當?shù)?，關(guān)于外孫的姓，他們也是隨大流的態(tài)度，因為付出少，也就不要求什么。

由于我意愿比較強烈，丈夫最終默許了孩子跟我姓，但是前提是瞞著他的父母，把生米煮成熟飯再告知。我丈夫同意的原因，部分是因為他看到我生孩子的不容易、孩子出生對我職業(yè)發(fā)展的影響，也是肯定我對孩子養(yǎng)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種“補償”。當然爭吵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丈夫告訴我：他覺得孩子隨我姓讓他覺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我的回復(fù)是：如果不跟我姓，我感覺我背叛了我自己的感受。

在生育這件事本身我沒有違背自己的意志，我一直想當媽媽，想成為一個“好母親”；可是，在生育的時機上，我確實受到了男方家庭催生的壓力，某種程度上妥協(xié)了自我。我丈夫是他爺爺唯一的孫子，“傳宗接代、延續(xù)香火”的觀念也被他內(nèi)化。

有人會說，我的姓也是我父親的姓，是的沒錯，可隨母姓本身就是代表了對母親的付出的認同，這并不矛盾。討論過并得到丈夫的默許后，2022年8月，我們一起去了深圳福田的通新嶺派出所給我兒子改姓（改姓必須雙方到場簽字），可惜到了派出所，我們被當時受理業(yè)務(wù)的工作人員告知，孩子只有一次改名的機會，如果作為父母的我們給他改了，他成年后改名會非常困難，需要提供更多證明（比如證明同學(xué)校有重名）。

在冠姓權(quán)這件事上，我沒有妥協(xié)，可是想到我的孩子會失去為自己改名的唯一機會，我退縮了。也就是說，我的母性還是超過了我身體里“女性”的那個部分。

就這樣，歷時大半年，我雖然嘗試了隨母姓，但這次沒有成功。如果說對有意愿生育的女性有什么建議的話，可以在備孕時就把孩子冠姓的問題談好，而不是像我一樣，在懷孕的時候沒想過跟母姓，生下來如果想改就特別麻煩。我身邊確實有朋友是很輕松的孩子隨母姓的，因為是懷孕階段就確定好的，也是法律允許的。而我，因為是更改姓名，首先咨詢了當時生孩子的醫(yī)院，被告知出生證明上的名字不能更改，要改只能去派出所，所以我們才去到了我的戶口所在地深圳。

在備孕和懷孕中，我確實沒有在意過冠姓權(quán)的問題，而孩子出生后，經(jīng)過一系列事件激發(fā)了我讓孩子隨我姓的意圖。在可見的未來，在孩子的教育和撫養(yǎng)上，我也仍然是主力（丈夫雖然執(zhí)行上也很給力，但是認知和統(tǒng)籌基本都是我來），基于這些原因，丈夫主動表示，反正名字都已經(jīng)取好了，如果政策允許，也不剝奪孩子本人成年后改名的機會，還是愿意讓孩子隨我的姓，隨時可以再和我一起去派出所申請。

雖然這一路很折騰、困難重重，也暫時沒有成功，但我并不后悔曾經(jīng)折騰過，因為如果不經(jīng)歷這個爭取的過程，我可能并不知道作為一個女性，作為妻子、母親在日常生活的“邊界”在哪里，我試圖去敲擊過那些邊界，有些松動了，有些沒有；我接納敲擊過后的狀態(tài)，破碎過的我，過上了一種也許不是更幸福但是更清醒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