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層累而成的，個體的微聲，可以對抗宏大敘事的黑洞。時間長河中那些熠熠生輝的女性，更照亮了一個時代的肌理與情感。沒有她們，歷史是不完整的。

2023年2月25日晚，余斌與羅新兩位老師做客北京建投書局，歷史作家劉勃擔任主持，與讀者分享寫作背后的故事，共話《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和《漫長的余生》兩部作品，追憶“一位女性和她的時代”，在個體的生命史里，觸碰歷史長河的漣漪。

今天，我們分享這場活動實錄，希望借由這篇文章，與讀者們一起以傾聽抵抗遺忘，用細節(jié)抵達歷史的真實與溫度。

什么是重要，什么不是？

回憶她們，是在抵抗吞噬

劉勃：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活動，我讀了余斌老師這本《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然后在網(wǎng)上到處翻看到一些評論，有人就說楊苡先生經(jīng)歷過那么多大事，好像她對大事件也沒有什么思考，甚至于很多大事對于她來說基本上不存在。當時我忍不住回了一句，現(xiàn)在時代的特點就是低質(zhì)量的思考太多，而真真切切的感受太少。這本書的價值就在于給我們提供一份特別真切的那一百年的感受。說完這個話之后，我想到羅新老師的《漫長的余生》，我讀羅新老師書的時候，我的感受是羅新老師想寫王鐘兒，想寫更具體的她的一生。但作為一個嚴謹?shù)膶W者，我們面對的史料實在太受限制了。所以很多具體的生活的感受、生活的細節(jié)都被我們的宏大敘事吞噬掉了，沒有能夠傳下來。

像楊苡先生這個回憶，就是在對抗那個吞噬一切的黑洞。由于我有這樣的一個感慨，所以促成了今天余斌老師和羅新老師的對談。我的貢獻很微小，下面把話筒交給余老師、羅新老師。

羅新：我現(xiàn)在讀書太不嚴肅了，翻得很快，好多細節(jié)也不看，《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這本書我本來就是想著一天兩天讀完就算了，但沒有想到一開頭看就把我給鎮(zhèn)住了，不能夠跳著看，只能夠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我后來寫了一個朋友圈，說好久沒有這么享受每個字每個字不肯放松的這種讀，不是為了快速往下讀，不是為了讀完，就是為了讀每個字覺得很享樂，大概像年輕的時候讀金庸這種感覺，或者30多年前讀楊絳的《洗澡》，太有意思了，每個字都很精致。

我讀書的時候喜歡在腦子里讀出聲音來，這樣能夠享受那種韻律、那種節(jié)奏，《一百年》這個書我讀了好幾個通宵，讀完之后就想趁著那個勁研究一下，這個書里面怎么理一些線索，寫作風格是怎樣的。

這本書是楊苡口述史，當然是她的第一人稱，但其實我后來認為不是楊苡的文風，我把楊苡的文章找了幾篇看，我覺得是余斌的風格。所以后來我又發(fā)了一個朋友圈，說楊苡、余斌因為這本書可以不朽，這兩個人對這本書享有共同創(chuàng)作的Credit。

余斌：其實我也讀了羅老師的書《漫長的余生》，非常喜歡。說起來它和我寫的東西是沒有關系的，是南北朝時候的事，但好像羅老師這本書和我的書也有某種關系。到底是什么？就是一個時代和個體（或者說女性）的一種關系。

《一百年》出來了以后，紀錄片《九零后》的導演徐蓓寫了一句推薦語：“時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時代本身”。這話我看過好多人引用，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每個人都生活在某一個時代里面，都和這個時代發(fā)生關系。其實一個承平的時代還是戰(zhàn)亂的時代，人和這個時代的關系是不一樣的。我們每個人即使是同一個時代，我們和這個時代的關系也不一樣。在一個比較和平的時代，很多人和所謂時代的關系可能比較遠，或者說我們感覺不到有一種裹脅你的力量，你就可以是你自己的，自然而然的一個人生。

假如說是我們通常講的那個大時代，就是所謂有那種時代的洪濤大浪，那就會把原來可能很邊緣的人也都卷進來，羅老師在處理王鐘兒和那個時代的關系時，表達了她與其他一些人和時代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她因為在宮里可能有一些卷入，而且還有作為一個女性她的命運怎樣被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所決定。

我一邊看這個書的時候，一邊佩服羅老師的這個本事，就是我怎么還原那個時代。羅老師的書是一個全知的視角、整個時代的全景，但楊苡先生這個口述從形式上就是非常個人化的，個人的一個敘事。羅老師的書是全知視角，我這本口述史就是一個限制式的視角。我們經(jīng)常說一個詞叫腦補，口述可以腦補的東西太多了。正是因為我們有這么多留白，我們可以去腦補，讀者可以放進去自己不同的東西。

至于口述史里面講了很多細碎的，很細小的事情，和歷史和時代這樣一些大詞比起來，可能顯得微不足道。但是我們是以什么標準來判斷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過去好像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其實它是一個問題。你覺得很多歷史它是和我們無關的，因為這些歷史的描述把這些細節(jié)、把這些因素全部剔除掉了，所以覺得它無關。在我們的記憶里面沉淀下來的什么東西？我們個人的記憶和一種歷史的敘述，歷史的描述有多大的差距？我覺得這可以是一個關于重要或者不重要的標準，并不是我們想象的。要不然就是一個與我們無關的浮懸的，超越我們之上的一個抽象的歷史。但是這個歷史它沒有溫度，它就是好像莫名的一個存在。

活動現(xiàn)場照片

她的回憶，高度場景化

充滿了動人的細節(jié)

劉勃：我經(jīng)常會想到馬伯庸的一個比方，他的小說常常是一個三明治，上面一層歷史的宏大敘事是真的，最下面一層寫到生活的質(zhì)感，中間是虛構(gòu)的人物故事。羅老師的寫作困境可能是他不能像馬親王那么編。王鐘兒的人生其實曾有無窮的可能性，我們說她是一個普通人，但畢竟和真正卑微的人相比，她又是一個很多人仰望的人。

羅新：這個時候你就羨慕小說那個形式，它可以發(fā)揮想象。但是我們不能，其實讓我發(fā)揮我也發(fā)揮不出來，馬伯庸那種能力我根本不具備，因此我就主動愿意受限于歷史學的這些規(guī)則，每句話都得有根據(jù)才行。

劉勃：您寫的內(nèi)容都是有根據(jù)的，并且還有很多話不停地在提示我們黑洞的存在。

羅新：與其說是提示讀者，不如說是提示寫作者。你知道這背后有好多東西，可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會出界了，所以你就在那停著，但又忍不住往里探一探。

羅新作品

《漫長的余生》

劉勃：可“探一探”這一筆就特別有魅力。余老師的工作則是各種細節(jié)和日常的交流，你跟楊苡先生聊天可能覺得特別有趣，如果作為一個閱讀的對象的話，真的把她原樣呈現(xiàn)出來可能有點太散了。最終我們讀這個書的時候感覺特別流暢，這個整合的工作您大概是怎樣做的？

余斌：我和羅老師的相反，我有特別奢侈的資料，楊先生可以跟我講很多很多。但我一定會取舍，取舍之外，當然也有我自己的判斷和看法。

劉勃：但在正文里應該都收著沒說，在后記里邊說了兩句。

余斌：對。因為那是楊先生的口述。我過去也寫張愛玲的評傳，作為一個評論對象，我可以一直圍繞她說好多好多。但口述史受到的限制是我在那里面什么都不能說，我只能在后記里面說，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抽身出來了，那沒有關系。在這里邊必須消失。另外一種受限就是說，我希望我是一個透明的存在，讀者感覺不到我這個記述人。

羅老師講他分析這本書是楊苡先生的還是我的風格，我的回答是：都是。她的表達和我自己寫文章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是“操盤手”，我操盤肯定要留下痕跡的，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肯定會在躲。這書首先是楊先生的風格，只不過這個楊先生不是寫文章時候的楊先生，是說話時候的楊先生。我想大家可能都有這個經(jīng)驗，就是文字的形象和你說話時的形象是不一樣的。在我看來，楊苡先生在她說話的時候是一個更生動、更飽滿、更有意思的楊先生，我特別想捕捉到這些。

在內(nèi)容上，我肯定不是一個完全自然主義的，有一句我記一句。我是把所有內(nèi)容合在一塊，又打碎了重做的。因為好多好多次的談話，除了把它們理順之外，還有一個取舍的問題。我選取的當然是我認為有意思的，這里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原則，可能是我下意識的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對那些特別生動比較具體地傳達出這個人的氣質(zhì)，或者這個時代氛圍的東西特別感興趣。這些地方我還會追著問，想知道很多細節(jié)。可以說是有一些是知識上的，趣味主義的傾向。

楊苡和余斌合影，在她的家中

劉勃：楊先生面對錄音的時候她反應是什么樣的？

余斌：因為她接受過很多的采訪，她對這個采訪比較有戒心，但口述實錄時，她是在一個放松的狀態(tài)，她不像在接受采訪，它是介于聊天和采訪之間，而且聊天的性質(zhì)大于采訪的性質(zhì)。

劉勃：這是特別寶貴的一點。

余斌：我自己有這個體會，好多年前我的朋友葉兆言和我做過這樣一個對談節(jié)目。錄音機一開我就覺得不對頭，它像一個第三者在那。和楊先生對談的一開始其實也沒有錄音，后來即便有了錄音，可能物體存在的大小可能也會有一些影響，過去的那個錄音機比較大，錄音筆或者后來手機很小巧，幾乎意識不到。還有一個是你講話的對象，如果你關系密切或者說次數(shù)太多，對錄音存在的意識也會淡化下去了。但有的時候她還是會突然想到，特別是一開始的時候，也會說“這個不要錄”，但后來感覺不到錄音的（存在），也混同了。

羅新：存不存在采訪過程當中，出現(xiàn)車轱轆話，把上次聊的又說一下？原始資料里是否存在著這種反反復復的折騰？

余斌：這是絕對的。我們談話從來都是這樣的，從來都是跳躍式的，聊天是怎樣的，你們馬上回想一下，現(xiàn)在在聊的內(nèi)容起點在哪？可能根本想不起來，我們的談話就這樣。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來左右這個談話。比如楊先生這次就只說聯(lián)大一年級的事情。有時候楊先生也會問我，明天我們講什么？但到了“明天”，還是講到哪算哪，說不定又講到別的事情去了。講述的這個狀態(tài)非常重要。對我來說，一個鮮活的感受和一個教科書水平的那種反思，前者要重要得多。最難得的就是讓這個對象進入到比較純粹的回憶狀態(tài)當中，她想這個事的時候其他她都不想，好像真回到過去一樣。這個我覺得有一個條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這一點，這和楊先生記憶特點有關系，她的記憶特點就是高度場景化的。她會這樣跟你講，她就站在那，怎么怎么。她有一個很生動的想象，有很多很多的細節(jié)。我就不想把這些遺落，那就是隨便她講。

楊苡在講述

當然，楊先生的記憶就這么好，有的時候沒有問到這個區(qū)域，她沒有想起來講，但是你一問她，她有很多東西就又出來了。所以她有好多這個書里面出現(xiàn)的事情，不是說又重復了，又講了，有的可能講了幾十遍，但是每一次講的時候可能不同，有的時候就是一點細微的細節(jié)很有意思，又來了一點，我又鑲嵌進去了，就是覺得有意思。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是，我整理出來的發(fā)表了或者打印稿出來了讓她看，她看過了。比如說某一天我去了，她告訴我又想起來一個什么什么，她跟我講我一聽就知道，她是看過我寫的文稿，她又有細節(jié)要融進來。所以現(xiàn)在想起來也是挺有意思。

羅新：那又有另外的問題了，這是我讀書里面很大的困惑，這本書說起來是《楊苡口述自傳》，其實只寫了20多年，到1946年。她那時候才28歲，很多讀者可能也想問：有沒有可能把后面的再整理出來。

余斌：我已經(jīng)面對了不少類似的問題，說我掛羊頭賣狗肉，說“一百年”，其實三分之一都不到。冤枉我了，我也沒有說到此為止，沒有這么說。只是現(xiàn)在到1946年為止我覺得比較好處理，其實還在延續(xù)著。我再繼續(xù)往后整理，再把好多東西歸并進去。但我也不希望等到全部完成以后再出來，其實是因為有一個希望，希望楊先生還在世的時候，讓她看到一些內(nèi)容已經(jīng)出版出來。

楊苡在閱讀《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

我們畏懼談論的，她率真直抒

這才是真正的天真

羅新：楊先生在書里寫了跟她先生之間的關系，她的子女怎么看這個問題？寫這個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顧慮？

余斌：是選擇性的記憶。其實書里面還有一個令我印象非常深的細節(jié)，講到她和趙先生去跑警報，那時候孩子剛剛出生，跑警報跑不遠，正好在學校那個樓的樓梯里躲著，那時候楊先生非常害怕、非常緊張，趙先生就安慰她說不要怕，你看這個小孩長得那么漂亮，絕對不會炸到我們的。這個話講的一點邏輯都沒有，炸彈掉下來管你長的是美還是丑，但是這個話有用。楊先生自己也承認，當時她就感覺到有一種安全感，這不叫相濡以沫叫什么？有的時候可能是你忘掉的，你不承認的東西，它不是就一定不存在。

楊苡趙瑞蕻結(jié)婚照

一九四〇年攝于昆明

還有楊先生沒有提到過，在這個書里面常常看到楊先生講，這個人好看，這個人像個明星。楊先生有點顏控，趙先生長得挺帥的，可能想到那些讓她不快的事情的時候，把這些都忘掉了。另外一點，楊先生她對這些是不避諱的，因為寫出來了，更多的人知道了，可能會容易引一些誤會。這是她性格特別的地方。常常我看到很多評論，議論楊先生的時候會遇到的一個詞，就是天真。什么叫天真？天真也包括平常別人忌諱的事情她忍不住就說出來，也是這個性格的一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避諱。其實像這樣子去寫夫妻關系的書很多，只是這本是名人口述，大家特別關注，其實楊先生沒有那么多的羈絆。其實要更新的不是這種害怕，而是大家的顧忌。這段爭議就是說出了一些真相，中國有多少夫妻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只是沒有人說出來。應該改變的是什么？是這種態(tài)度，是我們對真實的接納程度。

活動現(xiàn)場照片

這本書有文學性嗎？

“我想要的，就是它的鮮活、生動”

羅新：我認為這本書有這樣的成功，是因為這個書具有強烈的文學性。我怎樣認為一本書有文學性呢？我特別關注別人的書怎樣編排。其實我猜想這個書的材料跟我做錄音整理一樣，都是亂的，所以肯定要重新做，重新做就意味著得有一個構(gòu)思，一個布局。現(xiàn)在這本書呈現(xiàn)的布局很緊湊，讓人讀著停不下來。更不要說細節(jié)的地方都表現(xiàn)得很緊湊，很迷人。整體上也很迷人。

雖然這本書講述的時間在她人生里只占不足三分之一的量，但又是真正的百歲老人在說事。她說到某某人，哪一年去世的時候怎樣怎樣，又覺得這個縱深感真的有點像讀歷史書，這個處理其實是很難的，包括楊家的，她自己親人們的，堂哥、姐姐們的命運真的拉開了去看，就會有很長的歷史感。

中國正史的《二十四史》里，我比較熟悉的是《魏書》，當然不只熟悉這個，因為我最近寫王鐘兒，所以把《魏書》讀得滾瓜爛熟的?！段簳肥窃谶@個歷史結(jié)束沒多久寫的，剛過去十幾年就開始寫這個書。所以他寫那些人，特別涉及到北魏末年這些人都活著，不僅活著，還有些都到敵國去了，到西魏去了。他定位到東魏末年，不能多說，這些人都很熟，好些人都是哥們，但是他寫就好像這個人作古了一樣，這個人到魏文帝的時候做了什么官，寫到這就不寫了，好像這個人死了一樣，其實這個人還在。因為是同時代的事，差不了幾年的事。他就用這種方式。你這個時間本來定在1946年8月，本來定在那個時候，可是你后來在這里邊有非常巧妙地把后來長時間的拉上三十年、四十年。

特別不可思議。我覺得這里面有一種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這不是一個編寫者做得到的，這得是一個創(chuàng)作者。你真的能夠知道哪個地方應該把視線拉長一點、哪個地方拉短一點、哪個地方說多一點。她說的肯定很多，但即便是多么復雜的，值得說的事，寫出來都是特別克制。有的地方不多說，正是因為文學性除了文字之美，還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

活動現(xiàn)場照片

余斌：文學性恰恰是我沒有特別在意的。我看到網(wǎng)上有一些議論，對這本書的負面評價，有人就說，這本書文學一點沒有。我確實沒有特別在意它的文學性，或者說我在意的不是通常認為的文藝性。其實有的歷史作品也是這樣，司馬遷他的文學性到底在哪？我想要的就是它的鮮活、生動。所有的一切就是為這個，能夠盡量還原，能夠讓讀者身臨其境。

第一層是，楊苡她本身的講述就能夠帶給我們一種沉浸式的體驗。另外還有一重也可以說，我也希望這種雙重的現(xiàn)場感，一個是歷史的現(xiàn)場感，一個是講述時候的現(xiàn)場感，能夠?qū)?，能夠互相映襯。書里有一些事情，前面講過，后面也再交代一下，或者后來一下就跳到后面去了。有一些是我有意這么做，我覺得特別能喚起某種時代的滄桑之感。

當一個人他的命運和整個的故事完整地被敘述的時候，特別容易產(chǎn)生這種感覺，就是都已經(jīng)畫上句號了。對于楊先生來說，一切都是已經(jīng)完成的故事。當然有一些我是會隨著時間的進展講，有一些，特別是她的家族的故事，我就想在后面就不再出現(xiàn)了，家族里的事情集中敘述，就特別容易產(chǎn)生這樣的滄桑感。也想讓書里的每個人物有一個完整的經(jīng)歷，完整的敘述。

還有一個很多人看來沒有文學性的地方，但是恰恰是我要特別注意突出的，就是口語的感覺。這個稿子整理出來，我拿給楊先生看，楊先生也想做很多改動，后來我跟楊先生說，你不能改我的。因為楊先生她自己也寫文章，她有她寫文章的習慣，肯定是比較書面語，所以一改就明顯地書面化了，不是說書面語是壞處，但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在這種口述當中，如果出現(xiàn)太多書面的表達就不太舒服了，而且會減少這種口述的生動感。我就是特意倒過來，把那個書面的味道給去掉，讓它口語化。

劉勃：說到文學性，余老師博士研究的是現(xiàn)當代文學，他博士論文做的張愛玲，寫了大陸第一部《張愛玲傳》，但他教我們教的是是外國文學，可我覺得他體會最深的應該是古代文學。因為像古代文學的寫法，類似司馬遷寫《史記》，司馬遷當時有一段議論，說當年孔子在修《春秋》的時候，寫那個魯隱公、魯桓公的時候，離得比較遠，那話說得比較直白。寫到了魯昭公、魯定公、魯哀公的時候都是孔子親身經(jīng)歷的事，寫得比較隱晦。但是真正體現(xiàn)孔子水準的，是寫得比較隱晦的地方。同樣的，司馬遷也是一樣，他寫到黃帝離他很遙遠寫得很直白，寫到漢武帝寫得很隱晦，但最抓人的是漢武帝的部分。傳統(tǒng)文學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在那些看起來很平淡，但是好像并沒有說什么東西。仔細一琢磨該說的都說了，這種地方特別有味道。余老師的書就特別善于體現(xiàn)這一點。

大家特別熟悉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那個句式，實際上這種句式在中國的史書當中挺多，講一個往事或者一個史官出來，對未來的事件做一個預言什么的，我們傳統(tǒng)史書傳統(tǒng)句式用得更加自然，更加不著痕跡。我覺得余老師的書里面不少地方都有這種味道。

羅新：我舉個小例子，挺動人的。書里寫到他們回南京，在那個船甲板上，用粉筆畫一圈，五個人擠在那。楊苡剛生產(chǎn)完，還在哺乳。旁邊人很多，但是她也要喂奶，別人無所謂，但是她是大小姐，她受不了。她的大女兒就指著過三峽時候的纖夫，問：“這些人為什么在地下爬？”。這些內(nèi)容，沒有生活經(jīng)歷的人是說不出來的，因為纖夫佝著身子，恨不得整個身體碰到腳面。小孩就看著這些人在地下趴著走。這個一定是楊先生的話，因為別人說不出來這個話。

余斌：我們講文學性，當時看羅老師書的時候，感覺到是史書，但是也有文學性。比如說講了王鐘兒的經(jīng)歷，你要轉(zhuǎn)入一個大的場景，就是宮里正在發(fā)生什么大事，你要推測和猜想她的思考和行為，就需要文學化的處理，我記得有好幾處都是這么轉(zhuǎn)的。當然有一些小說，包括您剛才講的《洗澡》，為什么讀起來暢快，也是因為文學性很強的緣故。

活動現(xiàn)場照片

互動時間

“這本書寫得最動人的部分都是女性”

觀眾：聽老師的對談還是很受益，尤其是講到這本書的角度。我覺得這本書確實是楊先生她自己的角度。比如說楊憲益也寫過一本傳記，我是在看您這本書之前看過他那本書《漏船載酒憶當年》，我看了這本之后，我又把他那本書找來再看了一下，我發(fā)現(xiàn)一個很小的細節(jié)，其實在兄妹之間記憶也是有偏差的。比如說大公主，在楊先生這本回憶里面其實是去上學了的，但是不好好上，所以沒有上下去，但是在楊憲益先生印象里是母親不讓她上這個學。我覺得您這個書有這個特別獨特的角度回憶出來這樣一個回憶錄，其實特別好。

羅新：那是必然的。為什么我會這么喜歡這本書。我出身寒微，小戶人家，甚至小戶都談不上。但是后來上了北大，北大各種人物都有。我過去很不喜歡看大家族的回憶，我解釋說因為我是小戶人家，理解不了大家族。但是很奇怪，我讀這個《一百年》特別喜歡，包括寫那個家族的事特別愛讀。我就猜想一定不是家族本身的問題，而是如何我們講家族故事，帶著強烈的悲憫，講大家族內(nèi)部的種種不幸，講家族那種制度和家族結(jié)構(gòu)帶給其中的每一個人的壓迫，這種我覺得楊先生就做到了，講得讓人很愿意看，能夠理解她的情感、性格、立場，能夠跟著她走，這是我為什么讀得下去。

對她家族那一部分，我很愿意仔細地讀，這也跟我這幾年一直在研究北朝大家族，特別是女性有關，我的大家族研究一定從女性出發(fā)，因為給出一個不一樣的敘述。楊苡先生的敘述確實不一樣，她的大家族說得最動人的部分都是女性。當然她也沒有什么男性在身邊，就一個哥哥。我覺得這一部分是跟我們對家族的理解不一樣。這本書對很多事情豐富了我們的理解，甚至清洗了我們的理解，比如說對家族，對西南聯(lián)大，對大后方。這是豐富了我們的歷史。

余斌：所有的有價值的書都應該對我們既存的一些觀念，特別是已經(jīng)固化了的東西，形成某種挑戰(zhàn)、某種質(zhì)疑，全部都和教科書一樣的那沒有價值。生活遠遠大于觀念，它的本身，我覺得可以顛覆很多東西，可以校正、修正很多原來的想當然。

我可以說是沒有特別接受過專業(yè)訓練，我自己在教比較文學專業(yè)，但是我又沒有很強的專業(yè)意識。比較文學里面有一個概念，泛化起來我覺得很有用，叫“異國形象”。我們怎樣去想象別的國家？異國形象一定是一個集體想象力，是一個想象物。

其實我們想象其他的人群，比如說大家族，我們都會有一個判斷，歷史有的時候也是一種集體想象，里面附著了很多很多想當然的東西。怎么破掉想當然的東西。很多口述就是你罩不住的，你用寄存的觀念根本罩不住它，肯定會露出來，冒出來。不可能像一個盒子一樣，妥貼地放進去。不是胳膊在外面，就是手伸在外面。但真正的好書，我覺得都應該有這樣的效果。

楊先生對這個大家族她是有一個認知的框架，就是巴金的《家》。她有相當程度上用這種眼光看她身處的家庭。任何一個人其實都是矛盾的，很多人對這個大家族只看到它的負面，但是有的時候有意無意間又會有那種家族帶來的優(yōu)越感。楊先生對人家提“家族”非常非常反感。所以楊先生去世了以后，好多標題黨“名門閨秀”“最后一個貴族小姐”，楊先生看了以后肯定頭疼。這些她是非常反感的，但是不妨礙另一面，就是楊先生有時候流露出的優(yōu)越感，還是和這個家族有關系。她對趙先生的優(yōu)越感可能也有這個方面，就是她的門第。這是一個真實的，完整的一個人。我們要看到的不是一個完人，要看到的是和我們相通的，能夠理解的一個人。

觀眾：有的人有一種說法，說書里面只在談情愛、家庭，一個一百歲的人沒有反思，我當時沒有回復出來，我想請老師們給一點更有力的回復。

劉勃：我好像在活動一開始說的就是這個。實際上對這一百年的反思的標準答案難道還少嗎？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太熟悉那些標準答案了，也許我們不必再看一遍了。從一個個人的小情小愛、生活體驗當中，可以看到這一百年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層次。雖然楊苡先生提供的，肯定遠遠不足以反映這一百年的層次所沉淀出來的東西究竟有多豐富，但是至少多了這么一份小情小愛，讓我們對這一百年的感受要具體多了，親切多了，更像是一個人和人的交流，而不是一個人和概念的交流了。這就是這本書不可取代的價值。

原標題：《一個人的生命能撐起大歷史嗎？這是楊苡和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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