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瀾社文獻展將于下周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對外展出，1932年正式成立的決瀾社基本成員包括厐薰琹、倪貽德等。

作為決瀾社主要成員的厐薰琹有著哪些往事？結合正在北京中間美術館舉辦的“躍動的音符：厐壔新作展”，“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loaarchitects.com.cn)特刊發(fā)彭偉華此前對厐薰琹女兒、藝術家厐壔（生于1934年）的采訪，主要選編了藝術家童年時期的回憶，敘述了一家人于1949年之前社會變動和戰(zhàn)亂局面下因父親厐薰琹工作調動而輾轉各地的生活。此間，他們顛沛流離，但從厐壔晚年的回憶文字中，卻處處能感受到童趣與樂觀，以及父母厐薰琹、丘堤帶來的藝術熏陶。文字回憶涉及了決瀾社的展覽、北平藝專和杭州藝?？箲?zhàn)時期的合并、抗戰(zhàn)時期父親的工作以及上海的解放等……

1934-1936：從上海到北京

我1934年8月20日生于上海，那時父親厐薰琹正在上?；I備第三屆決瀾社畫展，父親的朋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還帶著奶粉前來探望我們。同年10月，決瀾社的展覽開幕了。他當時在上海搞決瀾社的活動殊為不易，每年畫展的經(jīng)費開銷主要由他去籌集，家里的一點積蓄總是被不斷地補貼進去，所以生活有些拮據(jù)。1936年，弟弟厐均出生，剛好北平國立藝專聘請我父親去當教授。他得知后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就能有穩(wěn)定的收入，加上祖上經(jīng)同鄉(xiāng)好友翁同龢的引薦，曾在北京西京幾道留下一處老宅，離藝專很近，這樣收入穩(wěn)定又沒有房租問題，經(jīng)濟壓力就能小一些。于是我父親和母親丘堤就帶著兩歲的我和剛滿月的弟弟馬上就啟程出發(fā)了。

到北平以后，我們的生活稍微穩(wěn)定了一些。我父親母親有時候帶我到畫室去，當時北平的馬路都是大圤方石鋪的，像故宮的地，滲透性好。那個路上都是一塊塊的方磚，路邊有流著清水的小水溝，我當時兩歲，遇到小水溝橫跨馬路時，經(jīng)常就在那兒站著，等他們倆過來，一人提拎著一支手，把我提拎過去，特別開心，明明可以跨過去的，也不跨，就在那兒等著。

1937-1938：從上海到江西至湖南

到北京后不久，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了，父母決定離開北平。當時購買火車票十分艱難，北平國立藝專的許多教授正苦于買不到火車票。父親后來好不容易弄到了五張火車票，多出的三張票讓給了常書鴻先生，和王臨乙和王合內(nèi)夫婦。傍晚的時候，大家匆匆奔赴火車站。我父親一手抱著我弟弟，一手提著手提箱。我母親一手抱著一卷畫，一手拎著其它東西，我著母親的衣服，一路跟著小跑。車站很亂，昏暗那節(jié)火車上沒有燈，我父親用電筒一照，發(fā)現(xiàn)那是一節(jié)餐車，車上除了我們都是外國人，

火車開了不久，到了天津站。突然有人說這趟車不能走了。鐵路工人告知父親：天津火車站幾分鐘前已被日軍占領，叫他趕快上車，要換線再換車。他匆忙抱起我弟弟上車，火車就馬上開始倒退，飛速開往另一個車站。之后火車在此停在一個沒有燈光的車站，有人帶領大家急速走過天橋，跨過鐵路，找到一節(jié)停頓等待的空車，那節(jié)火車上沒有燈，我父親用電筒一照，發(fā)現(xiàn)那是一節(jié)餐車，車上除了我們沒有別人，兩邊的玻璃都碎了，滿地是玻璃片。上車后，火車就開動了。就這樣一波三折地抵達上海。

1937年秋天，我父親接到一封常書鴻從南京來的信，轉告了北平國立藝專校長趙太侔的話，說：學校按教育部指示決定遷往江西，叫我父親和王臨乙在上海購置石膏像、顏料和紙張等各種教具帶到江西去。到了江西九江以后，覺得日本人可能會打到九江，干脆就上廬山上去辦學，會比較安全。我母親抱著我、弟弟和一些有小孩的家庭是坐轎子上去的。走到半截，下起了鵝毛大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廬山上一片雪白。那時常沙娜和她媽媽已經(jīng)到廬山了，她比我大三歲，那時候我三歲，她六歲，她生在馬賽，一口法語，所以我跟她語言不通。我母親見我難得有個玩伴，就叫我們到外頭玩去。我倆不知道下那么大的雪外頭有什么好玩的，就在雪里頭跟傻子似的站著，也不知道堆雪人，打雪仗。我母親和常莎娜的媽媽在窗戶里看著，就說兩個小傻瓜，不知道怎么玩，她說的是上海話，說兩個“戇肚”，無奈之下就叫我倆回去。

沒有多久，日本人就打到九江了，眼看廬山也要保不住了，11月接到教育部的命令，要學校從廬山撤到湖南，同學們又自己挑著扁擔，千辛萬苦地把東西從山上挑下來，比上山還難。到漢口以后，沈從文和他哥哥都勸大家到湖南沅陵去，他家就在那兒。我父親有一本回憶錄《就這樣走過來》，記錄了我們經(jīng)過洞庭湖時是多么驚險。當時洞庭湖有很多強盜搶，不安全，藝專有戲劇系美術系音樂系，戲劇系的同學就說我們包了，他們站崗，他們就穿那個演戲的軍服然后拿著木頭的槍，還準備了一個洋鐵桶，里頭放了鞭炮，一放出來的聲音跟機槍的聲音一樣，然后一碰到有不知道的船來了，他們就先發(fā)制人，然后說口令，對方就說暗號，然后對方就知道了是自己人。這樣，1938年春，我們安全地到達了沅陵。

小時候和藝專的人在一起，我覺得益處很多。每個月學校還會組織一兩次文藝晚會，晚會上我最熱衷的是聽一個叫“費曼爾”的女生拉小提琴，舒伯特、莫扎特、貝多芬等的《小夜曲》、《小步舞曲》之類的曲目。人們一般很難想象抗日戰(zhàn)爭的情況下還會演出這些東西。當時不但是藝專的師生在那兒聽，老鄉(xiāng)都在那兒聽，驚奇地不得了，都覺得這是什么東西這么好聽。所以我感覺當時候跟著藝專一起走，眼界就開，演戲、音樂、畫畫、看書，可以得到各種營養(yǎng)。

我們在沅陵剛安置下來，傳來消息說杭州藝專也要遷過來，還接到來信說想兩校合并。不久，杭州方面就浩浩蕩蕩地坐著大卡車來了。兩個學校合并以后就互相鬧矛盾了。這個矛盾我父親自己寫的說他也鬧不明白是為什么鬧矛盾。但是有一點我父親特別反感，就是一次教員骨干和一些學校的領導開會，林風眠主持，首先要站起來背誦孫中山遺囑，當說到蔣介石時，大家又都要站起來立正，我父親說我們是藝術學校，有必要搞這套形式嗎？他說在北平、上海美專教書從來也沒有這樣的。這種規(guī)定說明學校內(nèi)國民黨中統(tǒng)或軍統(tǒng)的勢力不小，不是林風眠校長所能改變的。當時每禮拜一要做周一紀念，要唱國民黨“三民主義”等等，我父親也不背，他就挺反感政治上的事兒。

關于這其中的矛盾，我現(xiàn)在估計還有一個是經(jīng)濟上的問題，北平當時真是省吃儉用才存了一部分錢，杭州來的坐著汽車大概錢就花光了。既然合并，經(jīng)濟就要合并，但是北平就不放財權，這樣兩邊就鬧起來了。

在沅陵，有一次爸爸坐著，叫我畫他，我很認真，筆都拿不穩(wěn)了，兢兢業(yè)業(yè)、哆哆嗦嗦地畫了一張相當難看的像，但是爸爸非但不覺得丑化了他，還很開心地在畫背面寫上“3歲半時寫生爸爸”。

1938-1940：從湖南到云南

后來趙太侔等人陸續(xù)離開沅陵，藝專也打算遷到昆明去。1938年，離開沅陵，經(jīng)過貴州，通過云貴高原，輾轉到達昆明，父親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職，我們住在瓦窯村，與古生物學專家楊鐘健夫婦一起住在袁家花園。這時期，我父親按照中央博物院的部署深入到苗族地區(qū)搜集苗族民間藝術資料及服飾，并盡可能了解其風俗習慣以及采風記錄。我母親就帶著我們姐弟倆在昆明瓦窯村，她給我們做玩具，主要在做布娃娃，做了一百多個，除了送友人及農(nóng)村鄰居的孩子們，其它義賣，支持抗日。

丘堤，《山茶花》，1939年

1940-1946：從云南到四川

1940年底，日寇將要轟炸昆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不得不遷到四川李莊。因我父親要到成都任教，同時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兼課，我們一家從云南遷往四川，先到北培，后到成都，為躲避日機轟炸，隨四川省立藝專部分師生遷往北川地帶的郫縣，住在吉祥寺。

1941年暑假過后，我們一家返回成都，住在華西后壩一處由溫州來川的教授自建出租的鄭家花園。我7歲，入四川成都師范學校附小華西分校上學二年級。我弟弟才5歲，就讓他上小學一年級，這樣我就能關照他，他若在家，我父母就不能做事。

1946-1947：從四川到上海再轉廣州

1945年，抗日勝利了，我們都特別高興，家里準備回上海。我父親想著我們怎么回去，輪船在長江中間要靠小船把人運到大船上，人多擁擠，每天都死很多人，他覺得帶著兩個孩子坐船太危險。這時趙太侔就說他要回山東大學去當校長，他可以聘請我父親當法語教員，他就給了我父親一個聘書，說憑著這個聘書就能買到飛機票，但是買飛機票要錢，家里又沒有錢，為了籌措路費，我父母就把家里的家具、衣服等不需要的東西擺地攤賣掉。我母親有一件棕色的大衣，上頭有很多的毛，一根一根插在上頭的，人家都說這衣服還能賣啊，都掉毛了，我母親說不是掉毛，不信你扥一扥，扥不掉的。我就聽著我母親跟他們吵，上前看了看，悄悄和我母親說真的會掉毛，被一個人聽見了，就說小孩不會說謊，小孩說會掉毛就是會掉毛，她們都走了。我母親很不高興，對我說；“你知道什么呀，你扥扥看那個毛能扥下來嗎？以后少說話，讓你做什么你做什么?！?/p>

1946年3月左右，我們才湊上了錢，到重慶去買機票，我父親每天去跑飛機票，幾十趟都沒有買到。他在自傳里寫，那些辦事人員的眼睛都長在頭頂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后來我母親就和他一塊兒去，她去了以后就在售票廳大聲痛罵，從航空公司罵到國民政府，還和人家拍桌子，說為什么我們跑那么多次都沒有買到票，那些人以為是有什么大官背景的，忙上來賠不是，問清楚了所需機票的時間、張數(shù)，還保證第二天一定給我們送去。就這樣，我們好不容易買到了4張從重慶回上海的機票。

1946年6月，我們一家坐飛機回到了久違的上海，我父親的二姐和二姐夫為我們找到了離他們家不遠的一處家庭旅館，那里條件不錯，有煤氣爐和電話等設備，購物也很方便，就是房租太貴，不可能久住。

后來，我們就借住在我父親的一個表哥家，一共就一個房間，還當作辦公室，里頭有兩個桌子，他們上班的時候我們就得出去，他們下班以后我們就把兩個桌子拼起來拼成一個床，他們上班的時候我們就把被子卷起來，擱在辦公室的門后面，我們就出去。

有一天，我母親在街上碰到一個老朋友，她是小學校長，她熱情地邀請我母親去學校參觀，還說暑假期間我們一家可以暫住，學校有許多日本榻榻米可以借用。二樓的教室南北通風，很涼快。能有免費又寬敞的棲居之地，我母親很高興，全家就搬過去住了。不知是不是因為涼風和炎熱的天氣反差太大，不久我得了胸膜炎，感冒發(fā)燒，必須馬上住院，可是那里去找住院費呢？幸虧傅雷介紹了朋友來買了兩幅我父親的畫，才解了燃眉之急。

幾經(jīng)周折，最終又是經(jīng)朋友介紹，我們一家得以獨居在狄思威路一幢閑置待售的三層花園樓房中。這里房子大，里頭有兩件臥室，下頭是客廳、廚房、餐廳，家居齊全。三層是閣樓，我父親就在里頭畫畫、工作，比較安靜，他向窗外眺望畫了《上海一隅》。我母親在二層畫過《窗外》。我也畫了一些水彩畫。那時，常有上海美術界和文學界的進步人士到我家聚談，他們有的是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雖然我父母并不清楚具體誰是，但是他們都很有正義感，我父母非常敬重。

眼看暫住狄思威路的期限就要到了，剛好中山大學師范學院聘請我父親為教授，廣東省立藝專也要他去做繪畫系系主任。廣州有許多朋友，把房子都準備好了，這樣工作和住房都解決了，我父母就決定提前去廣州。

誰知到了漢口，因為下大雨鬧洪水，漢粵鐵路被沖垮了，修好需要一個來月。在漢口住一個月旅館是不可能的，聽說當時廬山上閑置了很多別墅，物價便宜，我父母就帶著我們上廬山，和傅雷一家合租一幢別墅，后來陳家和夫婦、黃苗子、郁風等人先后到來，好友時常相聚。開學之前，我們一家就離開廬山，趕往廣州了。

1947-1949：從廣州返回上海

到廣州以后，廣東藝專的黃篤維把我們接到廣州孝光寺，當時的省立藝專就在這寺廟里。我考取了廣州白鶴洞真光女中插班學習，那是一所美國基督教教會女中，平常住在學校。4月的一天，我結束休假從家回到學校，同學告訴我看見了我的畫展。我心想真是開玩笑。后來又有好些同學和我說看到了我的畫展，我就好奇怪。我想怎么可能呢，家里也沒和我說要幫我辦畫展。等了我回家的時候，我問我父母才知道原來他們在廣東省立圖書館給我和弟弟辦了一個“厐壔、厐均畫展”。趁著最后兩天我就跟他們?nèi)タ纯?。一去發(fā)現(xiàn)人山人海，就像現(xiàn)在看印象派畫展似的，我根本一張畫也看不見，全是人頭，哪個地方我也鉆不進去，我就在臺階上坐著，我心想不進去看了，也沒什么好看的，都是小時候亂七八糟的畫掛在墻上。所以到現(xiàn)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展了什么東西。我覺得我父母幫我辦畫展是想宣傳小孩子畫畫有好處，但是他不主張孩子要成名，所以很淡化個事。

1948年8月的一天，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突然來訪，邀請我們一家赴美國定居，說我父親將受聘紐約某大學，已經(jīng)找好房子。但是我父親以不會英文為由婉拒了。司徒雷登臨走前讓他再考慮考慮。其實我父親年輕時最大的夢想是發(fā)展中國的工藝美術，自從在巴黎因是中國人而被設計學院拒之門外，他就想有朝一日創(chuàng)建我們自己的設計藝術學院、培養(yǎng)中國的設計人才，他夢想的新學?？蓮呢S富的傳統(tǒng)手工藝和歷代裝飾藝術中吸取營養(yǎng)，并與現(xiàn)代藝術相結合開發(fā)美的日常用品，讓美無處不在，并以此激活正衰退的傳統(tǒng)工藝的發(fā)展；設計與制作相結合、工作室與作坊相結合……這些新學校的構造夢想越豐富，他越積極尋求機會與支持，所以他最后給了美國人明確的答復，他不會去美國。如果那時候到美國去，生活也許會好一些，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很少為自己考慮，一些人會拍國民黨官員的馬屁，但是大部分文人相當有骨氣。另外，當時廣州藝專的負責人要我父親畫“戡亂”宣傳畫，蓄意加強對共產(chǎn)黨的絞殺和鎮(zhèn)壓。我父親拒絕了，結果被國民黨特務監(jiān)視。我父親明白自己和家人又一次處在了危險之中。于是他和我母親商量后決定返回上海。

1948年夏末秋初，我們?nèi)一氐缴虾?。因為上海住房緊張，只好全家遷往杭州，暫居在西湖邊父親的三姐家。一家四口經(jīng)常背了油畫箱，拿著畫架早出晚歸外出寫生。到了西湖，四個人就分頭找自己想畫的地方畫畫，我父親畫了一系列西湖題材的畫，我母親畫了那張《平湖秋月》。

上海蒲園是由多座花園住宅組成的，住的都是政界、商界的有錢人，我們經(jīng)父親朋友介紹住在蒲園中的8號，這里原本是香港女明星蕭芳芳父母的私宅，當時她才3歲，他們家很有錢，1948年他們定居香港，上海的房子閑置著怕被沒收了，就希望有可靠的人去住，開頭就是我們一家，住在二層，后來楊絳、錢鐘書、錢瑗來了，住在三層。從法國回來不久的黃顯之結婚之后住在一層。家里有大冰箱，開頭只有我們一家，用不起那個大冰箱，只能是看。后來三家住，自來水費、電費什么的就大家攤。當時的上海正處在白色恐怖時期，我父親在這里做了不少迎接上海解放的秘密工作。

那時，我父親的一個表哥正要在裝修一個咖啡廳，一天我父親帶著我去和他談事情，我一個人呆著挺無聊，就四處轉悠，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書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書，我想這是講煉鋼的，沒什么興趣，就給扔回去了。但后來實在是沒事情做，我就又去把那書撈出來。一看發(fā)現(xiàn)不是講煉鋼的，是一本小說，就越看越來勁，他們談完了我就問那個伯伯這本書能不能借，他說他也不知道這是誰的書，就讓我拿走了。我拿回家后就整天在那兒看，別的什么也不干，我媽媽不解，怎么還看起煉鋼的來了，我就告訴她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說，不是講煉鋼的。等我看完了我母親拿去看，后來我夜里3點多起來上廁所，發(fā)現(xiàn)她還開著燈坐在床上看，我心想她也煉鋼了。

1949年春天，父母又在上海義利畫廊給我和弟弟辦了“厐壔、厐均油畫展”，我還是沒有看到。那個時候上海所有的報紙都登了這個消息，我記得接連幾個月老有記者到家里來，都被我父母拒絕了，非常淡化這個事。因為我父母當時在白色恐怖的環(huán)境中為迎接上海解放的做了不少地下活動，家里經(jīng)常藏有宣傳畫稿子和傳單。我覺得他們也是為了轉移一下目標吧。

“躍動的音符：厐壔新作展”在北京中間美術館展覽至201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