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新波雖然是廣東籍（藝術家），但他是屬于中國的、屬于中國美術史的?！?/p>

?作者 | 譚山山

?攝影 | Ratty

2023年12月13日，第二十場“嶺南文化新講”在廣州楠楓書院舉行。

此次講座的主題是“廣東畫家黃新波的左翼木刻藝術”，主講者是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文史學者羅韜擔任嘉賓主持。

黃新波（1916——1980年）是新興木刻運動的重要成員，也是中國現(xiàn)代版畫史上的代表性畫家。木刻的先鋒性、革命性、思想性、批判性，是其他畫種所不能比擬的，而黃新波為此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羅韜認為：“黃新波雖然是廣東籍（藝術家），但他是屬于中國的、屬于中國美術史的?！?/p>

第二十場“嶺南文化新講”現(xiàn)場，講臺上為羅韜（左）、李公明（右）。

此次講座，李公明教授聚焦的是黃新波第三次香港時期（1945——1949年）的創(chuàng)作?！皬狞S新波一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歷程看，第三次香港時期最受關注的應是他的油畫創(chuàng)作探索及由此產生的批判風波；但是，版畫方面的創(chuàng)作也同樣值得重視和研究，《控訴》（1947年）、《賣血后》（1948年）、《碼頭》（1848年）和《香港跑馬地之旁》（1948年）等一批作品充分顯示了他的版畫創(chuàng)作的新特征，在思想和藝術上也達到了深刻與成熟的境界。但是從目前的研究看，這批版畫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p>

黃新波長女黃元教授也來到了現(xiàn)場。她表示，黃新波去世40多年，還有這么多人關心、關注他的藝術，令人感動。黃元記得，父親跟她說過，山水、花鳥這類題材，自己不畫而已，“真要畫，我可以畫得很厲害，但我不畫”——也就是說，黃新波更傾向于社會題材。

近期，大英博物館中國館收入了一批中國抗戰(zhàn)時期的木刻和漫畫作品，黃新波有7幅木刻作品入選。黃元指出，一件藝術作品要感動全世界，“一定要有發(fā)自內心的，對人的命運、對社會的關注”。

黃元教授（持話筒者）正在發(fā)言。

左翼文藝的“區(qū)域敘事”

“1945年9月初，一架從昆明開來的軍用飛機降落在啟德機場，新波和作家杜宣從機上跳下來。他們穿了英軍戰(zhàn)地報務團制服，是作為這個團最后的成員被送回來（中國）香港‘復員’的。新波是戰(zhàn)后最早回到香港來的文化人之一。從這一天起，他在香港度過了四年生活。”藝術評論家黃蒙田在《新波在香港創(chuàng)作的版畫——回憶新波之七》一文中回憶道。

這是黃新波第三次來中國香港。此前的1937年至1938年、1941年至1942年，他兩度在香港短居?？箲?zhàn)結束后，很多文人、藝術家紛紛南下香港，黃新波的朋友圈也朝著更有凝聚力、更有藝術實踐性的方向發(fā)展。

1946年，黃新波發(fā)起并與黃蒙田、陸無涯、梁永泰、陳雨田、符羅飛、薩一佛等人組織創(chuàng)立了“人間畫會”，其全盛階段大約有55名成員。成員們常常在茶室、咖啡室見面，黃新波也經常在家里招待那些剛到香港、舉目無親的藝術家朋友。

1947年3月，“風雨中華”漫畫展在香港舉行，圖為“人間畫會”成員黃新波、黃蒙田、陸地、陳雨田、梁永泰、廖冰兄、陸無涯（左起）的合影。（圖/黃元 提供）

“人間畫會”先后舉辦了“風雨中華”漫畫展、“六人畫展”、張光宇“西游漫記”漫畫展、廖冰兄“貓國春秋”漫畫展、人間畫會春季展覽等展覽活動，影響極大。李公明指出：“這是左翼美術運動在南中國的最后一次聚集，對戰(zhàn)后的香港左翼文化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譽為‘香港的藝術堡壘’?！?/p>

李公明近年來較多思考左翼文藝的“區(qū)域敘事”問題——在上海、重慶、桂林、香港等這些左翼文化的都市中心，彼此之間存在著具體歷史語境的特殊性和差異性。另外，受制于政治形勢的發(fā)展，不同區(qū)域的左翼文化話語的強弱變化也反映出左翼文藝運動的趨勢和結局。

1948年，內地難民在香港銅鑼灣自建的木屋。（圖/李公明 提供）

李公明指出，雖然1945年至1949年已經是左翼藝術的低潮期，但在不同區(qū)域、不同時段，左翼藝術的成就、深度仍然有一些特別的發(fā)展，黃新波第三次香港時期的版畫創(chuàng)作，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對人類苦難的深刻體察和對人道主義精神的謳歌與追求，構成了黃新波在藝術追求上比過去更強烈、鮮明的底色。

“我回家還要刻木刻”

政治、經濟、文化的復雜局勢與戰(zhàn)后都市生活的環(huán)境，使香港迅速成為20世紀40年代后期左翼文化斗爭的另一個中心，與上海、重慶等城市相比更具有特殊的意味。

1946年1月4日，《華商報》在香港復刊。隨即，黃新波進入該報，擔任外勤記者。《華商報》堅持“文人辦報”，重視香港當?shù)匦侣労蜕鐣栴}，關注香港底層人民的生活，在許多具體問題上積極反映其利益訴求。黃新波作為外勤記者的經歷，對他此時期的創(chuàng)作有著深刻影響。

《華商報》復刊當天，黃新波發(fā)表了題為《仍作戰(zhàn)時的打算》的短文：“剛從死亡線上跑下了來，松了一口氣，但說不定又要跑上去。因為我覺得法西斯毒菌深入了一些人的心里，也有人正建造美麗的房子來架設它的溫床?！?/p>

因此，他仍然要做“戰(zhàn)時的計劃”：“一枝禿筆，旁邊或有一鍋紅豆粥……”工作很緊張、生活很清苦，但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戰(zhàn)斗性精神狀態(tài)并沒有松懈。這就是他香港生活的真實狀況。

位于香港干諾道中123號的華商報報社。（圖/李公明 提供）

黃新波在第三次香港時期，只創(chuàng)作了8幅版畫。工作太忙是一個重要原因。黃蒙田回憶道：“一個新聞記者——尤其是當年人手奇缺的《華商報》采訪部，可以想象新波的工作多么忙碌，可是他在記者、會務以外還是擠一點時間進行創(chuàng)作?！浀糜幸灰?，我們在跑馬地電車站分手的時候，他已經顯得很疲倦了，‘我回家還要刻木刻’，他說。那一夜，他工作到午夜3點，最后和衣而睡，身上還沾滿了從木板上劃出來的木屑?！?/p>

《聆》（1947年）是黃新波此期創(chuàng)作的第一幅版畫。黃蒙田認為，作者是“用較為含蓄的意匠方法表達生活內容?！娈嬰m然含蓄，但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想象的范圍，那就是它的具體背景：荒涼的木屋區(qū)。（20世紀）40年代香港的木屋區(qū)是典型的貧民窟，這已經暗示出我們的主人公是這個環(huán)境的居民，那么，母親的囑咐即女兒聆聽的是什么，我們的思索就有一定的依據(jù)了。新波的版畫大都如此，他通過人物形象和典型環(huán)境誘導我們去想，而且想得很多”。

黃新波作品《聆》（1947年）。

在李公明看來，同樣創(chuàng)作于1947年的《讓我們撿起這未熄的火把》似乎沒有引起評論家的關注，黃新波自己也沒有談過這幅畫，然而它的主題卻具有鮮明的戰(zhàn)斗性?；蛟S，從1947年黃新波的一首詩《無題》（未刊手稿）中可以體會到他創(chuàng)作這幅木刻的某種精神指向：

“我不會嘆息，我知道，

你將在遠方燃起一把火，

唱一首歌。

請你相信在墨色的黑夜里，

我會看到你的光，聽到你的聲音，

由此得到你的信息。……肯戰(zhàn)斗的人有福了！

我要用這句話向你，

并向別些來會面的朋友們道別！”

李公明對此的解讀是：這幅畫體現(xiàn)了左翼藝術的斗爭精神，“不是喊口號，而是把奮斗、斗爭當成生活中的一種幸福境界”。

黃新波作品《讓我們撿起這未熄的火把》（1947年）。

和《香港跑馬地之旁》（1948年）一樣，《碼頭》(1948年)描繪的是黃新波日常熟悉的情景。

根據(jù)黃蒙田的記述，《碼頭》的背景是香港西區(qū)海邊碼頭一角，“碼頭是這個城市經濟動脈的縮影，老人勞動的一生和這個碼頭分不開，包括他生命的最后。新波通過這個人物形象要我們思索這些人的命運，他們不是一個而是很多人”。黃蒙田的這一說法，便于我們理解這幅作品，同時也是解讀黃新波的人道主義美學觀的重要例證。

黃新波作品《碼頭》（1948年）。

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控訴”

黃新波1947年春創(chuàng)作的《控訴》，是他此時期版畫創(chuàng)作中情感最激烈、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與珂勒惠支的藝術影響有更密切的聯(lián)系，而它的創(chuàng)作動機中所針對的事件，則顯示出更為復雜的香港歷史語境。

1947年，香港中英邊界發(fā)生了“四學童事件”。根據(jù)時任中共香港文委委員的作家司馬文森的記述，新界上水四個童子軍到寶安游玩，被國民黨憲兵關押，拷打后槍殺。司馬文森隨即創(chuàng)作報告文學《上水四童軍》，黃新波為它畫了一組插圖。

“但如果黃新波僅僅創(chuàng)作了這組插圖，這個事情就完了，那就真不是黃新波了”，李公明在講座上說道。激憤之下，黃新波創(chuàng)作了《控訴》。

黃新波作品《控訴》（1947年）。

《控訴》具有極為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婦人的半個臉龐是悲憤情感的中心點，受害兒童的身體占據(jù)畫面前方，那被子彈奪去生命的幼小身體，是最觸目的無聲控訴。

在黃新波的藝術構思中，要表達的最重要、最強烈的感情不是哀傷或悲痛，而是“控訴”，這是從悲憫上升到憤怒與反抗，也是最為震懾人心的審美力量。魯迅在介紹珂勒惠支的藝術時曾經這樣說：“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lián)合和奮起?！边@段文字也完全適合對新波這幅作品的論述，那種“深廣的慈母之愛”與“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之情，就是對這幅作品的最好解讀。

黃新波的版畫藝術一直深受珂勒惠支的影響。據(jù)黃蒙田回憶，1938年，黃新波和他在廣州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肯特、格羅泊等藝術家的原作，珂勒惠支的作品在其中最突出，她成為黃新波的偶像。

黃新波寫有《悼念凱綏·珂勒惠支》一文，文中指出：“這顆偉大的靈魂，是‘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在昏沉的大陸上，永遠揭起呼喚醒覺的戰(zhàn)旗，吹起慈愛，雄壯底號角?！谒淖髌防?，無論是鋼刻，石刻和木刻，它所表現(xiàn)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使弱者會得到溫暖的撫慰?！?/p>

1946年8月18日，《星島日報》刊載《悼念凱綏·珂勒惠支》一文。

在該文的最后，黃新波寫道：“我們的藝術家，在今日所遇到的題材，和珂勒惠支生存的時候沒有什么異樣，假如要把作品成為屹立的紀念碑，那么，應把良心去衡量事實了?！倍S新波以《控訴》為代表的作品，無疑是這種良知精神的體現(xiàn)。

黃新波在這些版畫中以極為概括、簡練的黑白木刻藝術語言表現(xiàn)戰(zhàn)后香港底層人民的痛苦生活，以悲憫與愛塑造了在黑暗的人世間不屈地生存的廣大人群。這些作品不僅是左翼木刻藝術的珍貴成果，更是記錄此期香港社會史、勞工史的珍貴形象史料。這是香港都市旋渦中的左翼美術留給后世的歷史形象檔案。

主講嘉賓

李公明，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原美術史系主任、港臺文化藝術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主要為20世紀中國藝術史，出版《廣東美術史》等多部個人專著。

主持人及對談嘉賓

羅韜，資深媒體人、文史學者，著有《張九齡詩文選注》《半半集》《移花就鏡——二十四品詩書畫印通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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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譚山山

攝影丨Ratty

校對 | 賴曉妮

原標題：《他的創(chuàng)作，使弱者得到溫暖的撫慰丨嶺南文化新講第二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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