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英法兩國在1939年重復了德國在1914年的錯誤。在有可能與蘇聯(lián)合作從而重建失衡的情況下，英法坐失良機。面對均勢，希特勒這樣精于計算的賭徒自然不會猶豫。而英法在最不合適的時機選擇支持弱小的盟友，不僅無法改變雙方的均勢局面，反而在并未準備好的情況下招致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

在危機中，一個大國往往不得不決定是要支持盟友，還是支持與該盟友敵對的大國（上述案例中的蘇聯(lián)）。理想的情況當然是既留住盟友，又能維持與大國的友誼。這就要求在與相互敵對的兩個國家同時保持友好關系的過程中，必須找到一種辦法來調(diào)和可能因此出現(xiàn)的矛盾。

俾斯麥就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在1887年同時與盟友（奧地利），以及與盟友敵對的大國（俄國）保持緊密關系。但到了1914年，俾斯麥的繼任者們卻得出結(jié)論，必須支持奧匈，盡管這會讓德國直接與俄國硬碰硬。俾斯麥在1873年訂立三皇同盟時拒絕在俄國和奧匈之間做出選擇，1881年以后同樣如此直到他去世。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4年之間也如出一轍，他既推動美國接近中國，同時仍然堅定支持尼克松政府緩和與蘇聯(lián)的關系。以至于在水門事件中，勃列日涅夫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支持尼克松。如果這種理論是合理的，那么在今天，即便目前美國選擇美日同盟作為其亞太政策的基石，但它仍有充分的理由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在做出選擇的過程中，實力因素無疑十分重要。不太可能有人試圖在兩個相互競爭且實力均衡的大國之間建立共管局面，因為這基本不可能實現(xiàn)。如在上述實際發(fā)生的案例中，19世紀末的俄國顯然比奧匈強大得多，20世紀70年代蘇聯(lián)的綜合國力也無疑超過中國。但對于兩者來說，其中一方可以吸引其他國家加入自己或自己加入別國的“朋友圈”，逐漸形成一個擁有優(yōu)勢地位的聯(lián)盟（或類似的體系）；在發(fā)展到一定規(guī)模后，這種體系可能變得足夠強大，可以吸引潛在對手加入。

俾斯麥正是基于這一設想堅信法國最終也會加入自己打造的結(jié)盟體系，當然該案例并未成功。但成功的案例的確存在，例如，法國和德國在1957年時沒有足夠的力量拉攏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但它們卻在十幾年后做到了。原因就在于當時許多國家都已經(jīng)加入了歐共體，歐共體已經(jīng)變得足夠強大且富有吸引力，英國如果不想在歐洲自我孤立，就沒有其他選擇。

這種主動制造失衡局面的策略就是俾斯麥結(jié)盟體系的本質(zhì)。上文一系列分析則表明，在穩(wěn)定的失衡局面下，爆發(fā)戰(zhàn)爭的風險是最小的。

核心焦慮

在后冷戰(zhàn)時代，主要大國總體保持著和平且繁榮的關系。各方也有足夠的動機與主觀意愿將這種關系永遠維持下去。但是，二十世紀初英國與德國之間的關系也曾相對平靜，這種友好關系甚至在1912年和1913年還推動了兩次巴爾干危機的解決，然而看似理所當然的和平卻并沒能阻止雙方在1914年兵戎相見。

其問題在于，盟友或?qū)嵙Ρ鹊膭討B(tài)變化經(jīng)常會讓情況惡化。即使在一個表面和平的環(huán)境下，潛在對手之間有時也無法忍受自己的外交和國際地位遭受更多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羞辱，從而決定在“下一次”一定要強硬到底。俄國在1914年就是這么做的，圣彼得堡和柏林過去的友誼瞬間變的一文不值。盡管俄國與德國政體與價值觀類似，且經(jīng)濟相互依賴性很強，盡管兩國有血緣關系的皇帝在危機關鍵時刻還互通了著名的“威利（威廉二世昵稱）-尼基（尼古拉二世昵稱）”電報，表明管控危機不致失控的決心，但由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和陸軍大臣弗拉基米爾·蘇霍姆利諾夫掌控的俄國政府卻拒絕再對柏林做出妥協(xié)，決定幫助盟友塞爾維亞。其中極為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上一次巴爾干危機中，俄國的退讓在國內(nèi)被視為“奇恥大辱”。

德皇雖不愿與俄國開戰(zhàn)，但更無法接受失去奧匈可能帶來的不利于自己的失衡前景，畢竟如果德國不能在關鍵時刻站在奧匈身后，則后者必然會強烈質(zhì)疑德奧同盟的價值。因此，雖然有些無奈，但柏林選擇堅定地站在維也納的身后。此外，德國認為自己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受辱的想法，以及在法軍發(fā)布總動員令并拒絕撤銷的現(xiàn)實（編者注：一戰(zhàn)前流行的軍事理論認為，先行總動員并發(fā)起攻勢的一方將擁有巨大的優(yōu)勢），都促使德國做出宣戰(zhàn)的決定。作為另外一種相對理性的計算，柏林還看到了俄國力量可怕的增長速度。在被日本打敗后，謝爾蓋·維特領導的俄國政府迅速穩(wěn)定了國內(nèi)經(jīng)濟和政治形勢，其接任者彼得·斯托雷平通過土地改革和引進外來資本（尤其是法國資本）開始讓俄國經(jīng)濟和工業(yè)實力騰飛。按照德軍總參謀部估計，如果拖到1917年俄軍新一輪擴軍方案完成，且其西部邊境的戰(zhàn)備公路與鐵路支線全部完工時再開戰(zhàn)，那么“施里芬計劃”（編者注：德軍總參謀部為打贏東西兩線戰(zhàn)爭，計劃利用俄國總動員遲緩的弱點，先在6周擊敗法國，再移師東線擊敗俄國）實施的前提（俄軍將在法軍被擊敗后才有能力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將不復存在，德奧同盟取勝的概率將至少比1914年下降一半。

法國同樣沒有選擇。1914年，法國真正賴以在一場復仇戰(zhàn)爭中取勝的力量源泉是俄國而非英國，二戰(zhàn)初期的局面實際上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俄國已經(jīng)決定總動員的情況下，巴黎一旦放棄跟進將很可能導致法俄協(xié)約破產(chǎn)，那么在下一場德法戰(zhàn)爭中，法國還怎么可能指望俄國提供支援？何況巴爾干危機中法國的態(tài)度就已經(jīng)讓圣彼得堡心生疑慮。換一個角度來看，既然普恩加萊的右翼政府一直堅信戰(zhàn)爭不可避免，且法軍總參謀部也認為軍隊已經(jīng)做好準備，那么還有比1914年更好的開戰(zhàn)時機嗎？因為在這一刻，俄國因為自己的決定而沒有任何逃避協(xié)約義務的可能——法國不僅因此保證了在戰(zhàn)爭中獲勝的最大概率，更由于在一場本來與己關系不大的恐怖主義襲擊中堅定支持盟友，從而在此后的多次戰(zhàn)場危急時刻（尤其是1914年和1916年）得到了俄軍幾乎不計成本、犧牲巨大的非理性進攻支援。

英國有選擇嗎？如果英國不參戰(zhàn)，或者說不在1914年的關鍵時刻參戰(zhàn)，將意味著英國重回“光榮孤立”政策。然而未來英國與其他國家相對實力的變化很可能讓這種政策只剩下“孤立”而沒有“光榮”。在1914年，沒有人預料到戰(zhàn)爭會持續(xù)4年之久，也沒有人預料到歐洲會在戰(zhàn)后形同廢墟。如果法俄協(xié)約取勝，倫敦可以預期的是無論在歐洲，還是在非洲、近東、中東、遠東，英國都將面對更為強大的前盟友競爭，而英國在關鍵時刻的失信也將讓它們之間的矛盾極難調(diào)和。如果是德奧同盟取勝，倫敦也可以預期德國對英國海權(quán)霸主地位和海外商品市場的挑戰(zhàn)必將更加肆無忌憚。到那時，如果英德之間的矛盾必須用一場戰(zhàn)爭來解決的話，法國與俄國不僅不再是盟友，甚至可能已經(jīng)被更強大的德國吸納進一個新的歐洲聯(lián)盟體系中。

換言之，在1914年，每一方的核心焦慮都是現(xiàn)有的均勢將被不利于本國的失衡前景所打破——其中最具破壞性的事件就是喪失盟友。那么，就趁著均勢尚在，盟友尚存，本國仍有獲勝可能的時刻決一勝負吧！至于之前勉力維持、并從中獲益的和平與繁榮，其重要性在可怕的前景（真實或想象中的）面前往往被認為不值一提。

（本文參考了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美中關系項目主任理查德·羅斯克蘭斯著《盟友、失衡與戰(zhàn)爭》、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國際安全項目主任史蒂芬·米勒著《1914與中國的崛起》、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莫德里斯·?？怂固顾怪洞褐馈谝淮问澜绱髴?zhàn)和現(xiàn)代的開端》等）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zhàn)略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王宏亮為澎湃防務開設的個人專欄，力求在兼顧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時，在前瞻性、敏銳度上更上一層樓，雙周一期，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