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東西方的剩余資本潮水般涌入中國，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使得鐵路快速興建，礦產(chǎn)資源大規(guī)模開采。這也促使中國新興的資本家階級迅速成型，而大批農(nóng)民相繼脫離土地淪為中國第一批無產(chǎn)階級，實際上成為中國式“羊吃人運動”的犧牲品。從這個觀點看，“義和團起山東”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描述?！昂蟀l(fā)的”德國在獲取山東地區(qū)的經(jīng)營特許權之后，確實在迫不及待地將權力運用到極致。

伴隨著西方資本、商品東來的，除了大炮、戰(zhàn)艦之外，還有大批傳教士。盡管傳教士向中國民眾傳播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知識、新道理，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傳教。這就在信仰層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問題。在十九世紀后半期，民教沖突不斷蔓延、發(fā)酵，直至“不到三月遍地紅”，變得一發(fā)不可收拾，衍生出震撼世界的庚子事變。這確實是當時的中外知識精英們事先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大問題。

庚子事變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重大改變。對中國而言，先前幾十年的經(jīng)濟改革、體制調整，乃至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全歸無效。庚子事變后，中國痛定思痛，開始了新征程，新政、憲政、共和、革命，一系列巨變改寫了中國歷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變并不只是中國的，也不只是當年出兵中國的那八個國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是全人類共有的教訓。庚子年，全世界矚目處，無疑是北京，是東交民巷。很顯然，庚子事變是跨國別的大事件，因此研究這樣的事變，不僅要有廣闊的歷史視野，而且必須盡可能地使用跨國別的歷史資料。如果只是自說自話，就很難得到相關方的認可，離真相的距離也會越來越遠。

過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學家對這一跨國別歷史事件進行了認真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檔案之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畢，要為這一事件擴充史料已經(jīng)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將視角移向私家收藏和當年各國各地的報刊雜志。私家收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國各地的報刊雜志因為數(shù)量太大，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幾十年前中國史學會主持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義和團》發(fā)掘了一些，后來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補充。但是直截了當?shù)卣f，對當時各國輿論的收集情況至今仍然不是很理想。用傅斯年的話說，“史學就是史料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氨R未動，糧草先行”，一個新課題的成功與否，不僅要著眼于視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料發(fā)現(xiàn)、能否用新的史料說明新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變》就顯得格外珍貴。

至于隨圖文字，多為西方記者當年的現(xiàn)場觀察、思考，從今天的立場看，或許有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但畢竟是洋人的視角。這對于重建那場跨國別歷史事件的真相，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對于矯正中國傳統(tǒng)文獻的疏漏、誤記，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