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喬安妮·B.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專門研究美國早期政治和政治文化。她在《血腥之所：國會中的暴力與美國內(nèi)戰(zhàn)起源》（The Field of Blood :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中利用豐富的資料，發(fā)掘其中塵封的信息，揭示出在美國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前的30年里，參眾兩院頻頻發(fā)生的肢體沖突。這些打斗，在新聞媒體和地區(qū)選民中發(fā)酵，引起議員之間更激烈的情緒，加劇了南北方的緊張局勢并最終導致內(nèi)戰(zhàn)。

喬安妮·B.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

查爾斯·狄更斯在1842年造訪美國時對很多事物都心懷好奇，而華盛頓的一件事情尤為令他側(cè)目：嚼煙草。這種行為令他反感，不過卻四處可見。此類行為竟然出現(xiàn)在這個國家“欣欣向榮的榮耀”之都里，首都成了“帶著煙草氣味的唾液的大本營”。他從榮譽席位觀察眾議院的議席，“不夸張地說”，他發(fā)現(xiàn)“此類行為極為奪目……多名尊貴的成員都鼓脹著臉”，而他們的椅子向后斜著，雙腳搭在桌子上，用袖珍折刀削一個“煙草塊”，而他們的嘴巴就像是“一把玩具氣槍”，會“射出”舊的煙草塊，接著“用新的煙草塊取而代之，又嚼了起來”。讓上帝保佑那些私人物品掉在這塊濺滿唾沫星子的地板上的人吧。他勸告說：“我強烈建議所有外來者不要看地板，而當他們碰巧掉了什么東西時……無論如何，都不要在不戴手套的情況下去撿。”

這是一幅異乎尋常的畫面，而因其絕對真實，才顯得愈發(fā)不同尋常。國會議員習慣于斜靠著椅子，搭著腿——至少在眾議院里是這樣。19世紀50年代，眾議員約翰·法恩斯沃思（John Farnsworth，伊利諾伊州共和黨）有次造訪參議院，期間他把腿搭在桌子上，一個小聽差立即訓斥了他。法恩斯沃思打趣道：“在這兒你更加高貴?！保ㄟ@個聽差后來氣呼呼地說：“他這話確實很對?！保┒匕鍎t的確令人作嘔。雖然在眾議院里分布著100多個痰盂，在參議院里痰盂的數(shù)量大概達到了眾議院的一半，但是國會那些嚼煙草的人經(jīng)常會偏離目標——部分原因是他們有時候故意為之。 而鋪上一層地毯只會讓事情更糟，因為國會議員會毫不猶豫地弄臟毯子。狄更斯只是如實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

參眾兩院里滿是煙草唾沫星子的地毯，恰當?shù)仉[喻了國會在內(nèi)戰(zhàn)前幾十年的情況。是的，國會時而會有昂揚精彩的演說。是的，國會里的人正在做出影響合眾國全局的決定。但在滔滔不絕的演講、自命不凡的言論和政治活動的底部，卻是一塊濺滿煙草唾沫星子的地毯。南北戰(zhàn)爭前的國會自有其令人欽佩的時刻，但它不是一個半神的集會。這是個凡人的機構(gòu)，集聚了人性的弱點。

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偉人匯聚的崇高萬神殿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國會圖景，而此風尚顯然與之格格不入。僅他們的名字就能喚起這樣的畫面，沉著穩(wěn)重的男人穿著黑色長服外套，一根正在伸展的手指是畫面中的重點，給人留下他們正在進行古典式辯論的印象。與他們同時代的人來到華盛頓也期待一場場華美的表演，尤其是當他們來到參議院時。但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新任議員大衛(wèi)·奧特洛（David Outlaw，北卡羅來納州輝格黨）表示自己很失望：大多數(shù)議員的演講水平甚至比不上家鄉(xiāng)的競選演說。國會中一般成員就是這樣的：中等水平。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出類拔萃的人物身上時，我們時常會忘記這一點。

即使國會里都是克萊和韋伯斯特這樣的人物，這個時代也往往會以某種方式展現(xiàn)其嚴苛的一面，而且那種方式并不讓人感到敬畏。試想如詩般的雄辯旋律如果是唯一的聲音，國家又怎么會令自己一分為二？19世紀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國會議程記錄并不好看。那幾十年來，高風險的政治斗爭總會伴隨著辱罵和口角，就像這個國家在妥協(xié)性策略下獲取平靜——暫時的——時一樣常見。即使是國會的人中翹楚也有丑陋的時刻；咒罵、咆哮、威脅和個人侮辱（以“人身攻擊”為人所知）是國會領(lǐng)域內(nèi)的通貨，而斗毆則平常到像是在例行公事。（一名旁觀者注意到，“這次會議和我所看到的其他會議一樣——除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xiàn)斗毆”，“還沒有”表明他的確在期待著斗毆的出現(xiàn)。）

在一定程度上，南北戰(zhàn)爭前國會暴力事件的激增無足為奇，因為這是暴力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印第安人被驅(qū)逐出他們的故土，這個族群也遭遇了大規(guī)模的屠殺。在這個時代，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暴行的猖獗：反廢奴主義、種族主義、本土主義。單單在1835年7月至10月這段時期，全國范圍內(nèi)就發(fā)生了109起暴亂。 1846年至1848年這段時間發(fā)生了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給國家的奴隸制問題火上澆油，激發(fā)了強烈的地方情感，為即將到來的暴力行為奠定了基礎(chǔ)。19世紀50年代，在“流血的堪薩斯”中發(fā)生了關(guān)于奴隸制和本州地位的殘酷斗爭。同時，西部的擴張迫使全國去考慮和判斷奴隸制的未來，引發(fā)了一系列血腥和激烈的爭斗。當然，還有奴隸制度本身，它的內(nèi)核就是暴力和殘忍。

政治也是暴力的。在投票站會發(fā)生打斗和暴亂。1857年，在華盛頓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三個本土主義團伙——“子彈丑男”（Plug Uglies）、“大塊頭”（Chunkers）和“罪犯流氓”（Rip-Raps）——聯(lián)合起來恐嚇投票的移民，引發(fā)了一場騷亂。當驚慌失措的市長召集海軍陸戰(zhàn)隊時，這三個幫派拖來一門大炮，不過他們并沒有開火。到騷亂平息時，已經(jīng)有好幾個人被殺了。州的立法機構(gòu)也時而發(fā)生騷亂。1857年，伊利諾伊州議會有一次全體陷入了喧囂混亂的爭吵中，這次爭吵的特點是“推搡打斗多次出現(xiàn)，椅子、桌子、墨水瓶、人和其他很多東西都被撞倒了”。1858年，紐約和馬薩諸塞州的州議會都在拳打腳踢中分崩離析。一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在談到波士頓爆發(fā)的騷亂時裝腔作勢道：“眾議院中那天堂般的時光持續(xù)了一到兩個小時”，但它“也許會在國會里造成轟動”。在此需要特別提及阿肯色州的眾議院。1837年，一名議員在辯論中侮辱了議長，議長手握鮑伊獵刀，走下講臺，殺死了他。這名議長因謀殺而被驅(qū)逐和接受審訊，但被判無罪，他的行為被認定為情有可原，他在辯論中對著另一個議員拔出了刀，只是這次同事們扣動手槍扳機的聲音制止了他，之后他還重新當選。

國會暴力是這個時代的一塊拼圖。當我為寫作本書而進行研究時，我發(fā)現(xiàn)在1830年到1860年之間，在參眾兩院的會議廳或者附近的街道和決斗場地中至少發(fā)生過80起國會議員之間的暴力事件，其中大多數(shù)早已被遺忘。這并不是說所有的斗毆事件都已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關(guān)于內(nèi)戰(zhàn)到來前的眾多研究表明，在19世紀50年代國會的打斗事件急劇增多。此類書中的大多數(shù)以及其他諸多作品都生動地描述了最著名的暴力事件：1856年廢奴主義者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馬薩諸塞州共和黨）受到了他人的杖擊。

我在發(fā)掘檔案的過程中所發(fā)現(xiàn)的遠不止于此。我見到了鞭刑、談判和決斗；推搡和拳打腳踢；手槍和鮑伊獵刀的揮舞；眾議院里的混戰(zhàn)；街頭斗毆。斗毆者主要靠自己的拳頭，但有時也會用上磚頭。而在上述的統(tǒng)計中并不包括霸凌。我使用“霸凌”這個詞并沒有言過其實，以暴力進行威脅的行為對國會辯論能夠產(chǎn)生巨大影響。但此處存有一個難題，即如何證明有人因暴力威脅而被迫沉默，這并非易事。威脅和沉默的片段不斷出現(xiàn)在本書中，但我只會在有具體證據(jù)的證實下才會將這些片段敘述出來。而發(fā)生過的霸凌事件遠遠比本書所列舉的要多得多。暴力事件亦是如此。人們用來描述這些戰(zhàn)斗和決一雌雄的詞語——痛打、橫行霸道、槍戰(zhàn)、潰退，提供了一個揭示南北戰(zhàn)爭前國會內(nèi)部的視角。它們令煙草斑斑的地毯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