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有一則新聞，說一位“雙名?！碑厴I(yè)的研究生去送了外賣。社會大眾對此多是表達了扼腕嘆息之意，相關高校的宣傳部門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和應對。

這幾年，在我生活的這座外來人口不多的北方城市中，也出現了不少“長相斯文”的“外賣小哥”或者“外賣小姐姐”。他們大多普通話標準，說話客氣有邏輯，應該受過一定的教育。

在我工作的高等教育領域，也偶爾聽到部分管理者或者教師在一些公開或者私下的場合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如果我們培養(yǎng)的學生很多都去送外賣了，那說明我們的高等教育是有問題的?！边€有北方某省985高校的同行進一步補充道：“如果學生今后都能成為各種‘某某長’，那才說明我們培養(yǎng)成功了。……只有這樣才對得起國家和家長?！边@樣的說法雖然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顯得有些“不夠正確”，但也不無道理，甚至代表了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心態(tài)。

2024年3月20日，太原，外賣騎手扎堆取餐。視覺中國 資料圖

因為畢竟國家培養(yǎng)一個大學生甚至研究生，要投入極大的人力和物力。尤其是在重點高校當中，“生均投入資源”非常之高。這些高投入如果不能換回相應的效益回報，那從經濟的角度講顯然也是不劃算的。另外，社會大眾對于大學生，尤其是名校學生，總還是有一些“精英化”的期待，希望他們可以真的學以致用，去處理、解決一些重要的問題，而不是做一個可替代性非常強的工作。從學生自己的角度講也是如此，很多學生寒窗苦讀多年，也希望自己可以獲得一份聽起來比較好聽的“體面”工作。就像前些年上海很多名校生都有一個“陸家嘴之夢”一樣，很多北方重點大學的學生都希望自己能夠進入“體制內”，獲得一份“有上升空間”、至少是比較穩(wěn)定的工作。所以以上觀點不但較為普遍，甚至可以說也無可厚非。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想一想這種普遍看法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首先，體制內的工作畢竟不直接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太多的人都進入其中自然會加重財政負擔。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F在很多北方的小城市，體制內工作人員與所謂的“社會從業(yè)人員”之間已經形成了非常驚人的數量比例，地方財政的負擔越來越重，大量依靠轉移支付和借貸。但這兩種從業(yè)人員之間的“身份差異”卻在不斷加大，尤其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相對普及化的今天，大學畢業(yè)生已經不再那么“精英化”，甚至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現有的所謂精英型崗位。很多高校畢業(yè)生卻依然堅持不去“靈活就業(yè)”，就在家全職考研或者全職考公，甚至以各種方式變相延長自己的應屆生身份。在此種情形下，如果我們的教育從業(yè)者再有意無意地向學生灌輸這種“體制內工作優(yōu)先”的想法，那必然會加劇這種結構性的矛盾。

第二，高等教育的目的除了培養(yǎng)專業(yè)能力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立德樹人”。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更需要我們將其貫徹在每一個教育環(huán)節(jié)之中。我們姑且不論外賣小哥等靈活就業(yè)群體為社會解決了多少的就業(yè)負擔，單從“道德水平”來說，也沒有證據顯示外賣小哥的平均水準要低于體制內公務員的平均水平。更有甚者，筆者在同一天看到了兩則非常具有對比意味的社會新聞。一則說某女子在雪夜加班后回家打不到車，一位外賣小哥就騎著電動車把她送了回去，然后還拒絕了金錢方面的感謝；另外一則新聞是說我國某項運動管理領域內的多位重量級官員、教練因為貪腐問題落馬，而這已經是該項領域在近20年來第三次“反腐風暴”了，落馬高官的數量和行政級別也不斷增長。作為教育從業(yè)者，我們在向學生宣傳“不同職業(yè)的人都是平等的”這一理念時，重要的是要用這種實例說明，不同職業(yè)的人在人格和道德水平上是平等的，因此職業(yè)的選擇也應該是平等的。我想，這也應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

事實上，當今社會之所以出現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是因為一些結構性的矛盾（集中體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而非僅僅是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問題。但是高等教育從業(yè)者依然需要認真反思和行動，讓高等教育和社會的發(fā)展能夠同頻共振。

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更多的還是面向“大工業(yè)化”時代的社會需求而進行的設計。這種教育理念的模版就是工業(yè)化初期的“普魯士教育”或者蘇聯教育體系，它非常強調細致的專業(yè)化分科教學，培養(yǎng)目標是工業(yè)化社會中在某一個細節(jié)領域非常精通的工程師或者產業(yè)工人。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今天德國、俄羅斯、韓國等國家的高等教育體制中，即使是法學這樣的文科專業(yè)，學科劃分也是非常細致的，通識教育的相關內容很難擠進高等教育各階段的課程當中。而學生們的“向上渠道”也十分內卷，只有通過不斷提高考試分數來打敗同專業(yè)的競爭者才能實現社會流動。這種教育理念通常推崇“刺猬式”的專業(yè)人才，而非“狐貍式”的所謂“通才”。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人才培養(yǎng)模式可能越來越難以滿足復雜社會的需求。

第一，因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產業(yè)分工、綜合式科技創(chuàng)新等方面的發(fā)展需要，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充滿了不確定性。有美國學者做過統計，越是精英學校的畢業(yè)生，專業(yè)對自身發(fā)展的影響就越小，在這些學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在畢業(yè)若干年后會從事跟所學專業(yè)非常相關的工作。專業(yè)化的“匠人精神”或許可以滿足一些需要長期積累、打磨的領域需求，但是對于那些受市場周期和社會變遷影響較大的行業(yè)來說，如果一味強調專業(yè)能力而忽略了通識素養(yǎng)，那么其不適應性就可想而知。在某些年份很“火”的專業(yè)，可能因為一點點的政策變動或者市場變化，再過幾年就成了就業(yè)冷門專業(yè)。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校的專業(yè)設置也很難進行過于細致的長遠規(guī)劃。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時代，一些僅靠刷題、背書進而“熟能生巧”所掌握的專家型技能，會逐漸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工智能的社會需要人們調用各種信息進行綜合的、批判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進而提出準確的問題并向人工智能發(fā)出指令的能力。這顯然不是過于細致的專業(yè)強化式教育能帶來的。換句話說，在人工智能都能夠利用神經網絡算法進行發(fā)散性和批判性思維的時代，人如果只能調用一小塊“專深”的知識來解決問題，那顯然就會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傳統專業(yè)細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在面對社會變化帶來的多樣需求的時候，往往是通過“做加法”的方式來應對，就是設立更加精細“對口”的新專業(yè)來滿足要求，或者至少是在“一級學科”下增設各種“二級學科”。這種做法實際上非常符合“內卷”一詞的原初含義，就是“在土地面積不增加的情況下，不斷地在其中更密集地加種不同品種的農作物。”只不過這里的“土地面積”我們可以理解為人才需求總量。所以，這種做法一是未必能及時、準確，高校很難提前若干年就預見到市場和社會上有什么專業(yè)人才需求、需求量是多少；二是可能會帶來既有教育資源的浪費。當然，它一定程度上可以方便管理和資源分配，因為只有在專業(yè)設置上條塊分割清晰、上下貫通，才有助于管理手段的暢通。但我們依然要進一步想清楚，這種基于管理思維出發(fā)的辦事邏輯，是否能真正能解決上面提出的兩種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我們還是回到最初的問題，大學畢業(yè)生，甚至名校畢業(yè)生，究竟能不能去從事外賣小哥這樣的靈活工作？我的答案是，其實也未嘗不可。根據市場需要，這可能是權宜之計，也可能是一種長期選擇，但只要他（她）做出的選擇是基于自身成熟的思考，并且對社會整體利益沒有損害，就是可以接受的。社會應該包容這些做出“不內卷”選擇的年輕人。就像國外一些“后工業(yè)社會”中的青年學生，他們在經歷了高等教育之后的理想通常也是開一個咖啡館，或者做一個“Youtuber”。我也曾在我的00后學生中做過就業(yè)意向的調查，靈活就業(yè)并沒有想象中那么不受歡迎。一位男生甚至跟我說，送外賣最大的好處就是“自由”。我想，這種拒絕“內卷”的多元化選擇也許就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在育人方面的成功標準應該有兩個：一是在道德上讓受教育者明辨是非，多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不做有害的；二是在前一點基礎之上，讓受教育者掌握可以適應社會發(fā)展變化的思維能力，而不僅僅是學習到某個細致領域的專業(yè)知識，更不是讓多數人都為了同一個內卷化的目標費盡心思。從這個角度講，如果有很多的高校畢業(yè)生都選擇了靈活就業(yè)，那一方面說明我們的專業(yè)教育確實跟社會的真實需求之間有一定的距離，我們在人才培養(yǎng)上的高投入可能被過度內卷的事項耗費掉了（比如重復性地搞類似的“競賽”或者“評估”），沒有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上儲備了一定量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這些人如果在選擇靈活就業(yè)的同時，能夠堅持綜合式的、批判式的思考和學習，將來未必不能為社會做出更加創(chuàng)新性的貢獻。

（作者為“雙一流”高校年輕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