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學者蕭陽教授是成名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哲學工作者。

九十年代初，他離開中國大陸最高的人文社科學術機構社科院哲學所到紐約求學，學成后先是奔走東西兩岸，最后在大洋彼岸一所以學費昂貴聞名的文理學院任教。一路狼奔豖突，等他重新出現(xiàn)在已經變幻成以倡導博雅教育著稱的簡體中文世界，忽忽二十多年過去了。

在“當今學術一日千里”的學比趕幫界，年輕的一代早已不知當年的弄潮兒們?yōu)楹挝?，即使“博雅”如我，面對蕭陽之翩然歸來，也竟有某種類似面對出土文物之時代誤置感。

某種程度上，蕭陽本人也要對這種狀況負起部分“責任”——雖然身處“翰林院”多年，這位當年的“青椒”其時成果卻并不多。據(jù)我的印象，在社科院哲學所的七年，他只發(fā)表了一篇論文、一篇書評和一篇譯文：分別是發(fā)表在《學人》上的“因果律、歷史主義和自主性”，《哲學評論》上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及其中譯”，和《哲學譯叢》上的“分析哲學的兩種圖像”。對了，于蕭陽本人之心路歷程最重要的，也許還有在特殊時刻寫下的一小部同樣題為《安提戈涅》的三幕悲劇。

1988年，中英暑期哲學學院首屆在北京開班，作為哲學所的主攻分析哲學且英文程度上佳的年輕才俊，蕭陽承擔起了開壇講演者牛津哲學家斯特勞森爵士之譯員的重擔。斯特勞森在那次暑期班所講的內容就是他在牛津的老腳本《分析與形而上學》，“分析哲學的兩種圖像”是其中的第一講。按說我多年后的博士論文乃是以斯特勞森為研究對象，并曾有幸得到作者本人親自贈送的這本書，但在其時，即使我關注到了這篇譯文，也應該是并未引起充分重視的。

蕭陽早期的文章，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前述那篇書評。我記得程煉早年寫過一篇“為國而死”，蕭陽的這篇書評堪為之“姐妹篇”，雖然它是以書評的方式出現(xiàn)的。如果拋開政治講政治哲學，也拋開文中有些炫技——尤其在那個年代而言——式的文獻引證，那么蕭陽這篇書評在當代中國學術史——至少是翻譯史——上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一勞永逸地確定了“civil disobedience”一詞的翻譯。我們記得，在《正義論》的修訂譯本中，何懷宏教授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蕭陽文中關于譯名的批評和建議，后來還意猶未盡地編了一本同名的譯文集。

2018年深秋時節(jié)，我和蕭陽“偶遇”于在杭州召開的第三屆漢語哲學論壇。說是“偶遇”，是因為蕭陽并非專程從俄亥俄趕來與會的，而是其時已在位于月輪山下的某研究院訪問，而我事先也并不知道蕭陽在會上。雖然早有前面所述那一番“神交”，我們之真正相識，卻是因為我在發(fā)言中把麥克道威爾稱作“匹茨堡的牟宗三”的那個句子。

說來是有些神奇，這個在我而言其實還有些“不明所以”的句子仿佛成為了兩個本來并不認識的人“重逢”的接頭暗號。雖然接下來相處的時間很短暫，但已足夠我在西溪濕地晚宴上有感而發(fā)：“王路說他和蕭陽在1993年之后就再未見面，而我和蕭陽已經有百年未見了！”這話也許略有夸張，而我之所以這么說倒也不只是因為在席間交談時蕭陽曾經稱道我（們）在共和主義譯介方面的工作，畢竟共和的歷程已然超過百年，而我們的共和譯介卻只是晚近才有的事兒。

這世上的事兒也就是這樣，有了第一次就難免會有第二次。去年七八月間，蕭陽應敝系之邀在閔大荒主持暑期課程，宣講其大倫理學，其間我曾去過兩次他的課堂，稍稍弄清了他當年何以對我那個句子別有會心。不過我們的交談，更多是在課外或短時結伴出游中。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紫葉廣場一起用完簡單的日料，他在黑漆漆的蘭香湖邊對我發(fā)出的感嘆，他驚嘆我在那么“艱苦”“簡陋”的條件下，還能獨自摸索到那些重要的哲學家及其寶貴的理論資源——這句話有個潛臺詞是，對那些哲學家，例如斯特勞森、威廉斯、韋爾默和伯恩斯坦，他都有親身密切的交往，而我畢竟只限于“紙上得來”。

伯恩斯坦是蕭陽在紐約新學院的學業(yè)導師，雖然相差年齡懸殊，但他們之間的關系亦師亦友，一個例子是前者堅持要后者叫他“伯恩斯丁”。蕭陽在為他最近所校譯的伯恩斯坦的近著《漢娜·阿倫特與猶太人問題》所寫的后記中有這么一段話：“Richard Bernstein的姓，國內一直是譯為‘伯恩斯坦’，這也是美國著名的作曲家與指揮家Leonard Berntein的中譯名。我在猶豫好很久之后，還是決定尊重Richard Bernstein本人的愿望：他一直堅持他的姓的發(fā)音應當是‘伯恩斯丁’，而不是‘伯恩斯坦’。他的理由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阿倫特式的理由。他說，他來自一個并不富有的猶太移民家庭，‘伯恩斯丁’是生活在底層的猶太人的發(fā)音，而‘伯恩斯坦’這一發(fā)音讓人聽上去顯得非常'pretentious'（自命不凡，炫耀矯飾）。盡管伯恩斯丁自己沒有明說，不過很顯然，如果用阿倫特式的術語來表達，他的理由就是，‘伯恩斯丁’更像是賤民（pariah）的發(fā)音，而‘伯恩斯坦’則更像是一個新貴（parvenu）的發(fā)音”。

按我淺表外在的觀察，如果說斯特勞森是蕭陽的啟蒙老師，那么威廉斯則是蕭陽的精神導師——如果有這種導師的話。變用蕭陽自己的說法，如果說威廉斯每說十句話就忍不住要引用尼采，那么蕭陽則是每說十句話就忍不住要引用威廉斯?？紤]到斯特勞森對于我的特殊重要性，我當然樂于聽蕭陽聊到他眼中的Peter，畢竟，上一個與我聊到Peter的華人哲學家、也是蕭陽的朋友余紀元教授已經離開了人世。 我們能夠判斷出來，從性情上來說，威廉斯無疑是蕭陽最為投合的哲學家。據(jù)說，威廉斯和他聊天，整個兒講的就是gossip（八卦）——這就難免讓人想起，維特根斯坦曾經問：一本哲學書能不能完全是由笑話組成的？那么，對于威廉斯來說，問題就變成了：一本哲學書能不能全部是由八卦組成的？

至少從字面上看，威廉斯的哲學書并不完全是由八卦組成的。這誠然可以有各種解釋，在《羞恥與必然性》的序言中，威廉斯曾經帶點兒憤懣和調侃地說：“學術正統(tǒng)（oxthodoxy）是有標準的，哲學（在一個古老的笑話里）卻是人盡可夫的蕩婦（anybody’s doxy）”。

無論如何解釋，威廉斯之于蕭陽也一定是某種意義上的“負面資產”。記得某次聊天，蕭陽似乎是半無奈半幽怨對我說，有的學生抱怨他的課缺乏“干貨”。說完這句幾乎讓我笑了出來——原因主要是我的課也經常會被人做類似的抱怨——的話，蕭陽幾乎是同步地引用了威廉斯：哲學就不應該是干貨！而我私下想問的卻是：你老兄上課時是不是像我一樣八卦講太多了？！

不管我們在上課是否有“干貨”這一點上是否具有可類比性，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身上一定是具有某種或某些類似的趣味和性情。有次，他對我說：我看你寫了那么多人，有一天我也想寫寫你，題目就叫做“應奇的鼻子”。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前面已經局部地表達過了，無非是“夸贊”我總能憑自己的嗅覺發(fā)現(xiàn)一些重要的哲學家。只不過蕭陽這次舉出的這類哲學家的另一個例子是韋爾默。蕭陽在新學院聽過韋爾默的課，并在課外與他有過從。據(jù)說，1967年德國學生運動期間離開與學生對話的會場時，是韋爾默在車庫里把哈貝馬斯勸回了現(xiàn)場，而哈貝馬斯正是在回到會場后的對話中說出了“左翼法西斯”（left fascism）這個著名的表述。

共和主義是蕭陽和我之間另一個有意思的理論作業(yè)交集。遺憾的是，由于孤陋寡聞，在遇到蕭陽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共和主義方面的相關論述。事實上，雖然后來聽過作者本人的口頭表述，但一直要到不久前為了撰寫關于波考克的那篇紀念文字，我才閱讀了蕭陽關于共和主義的兩篇文章。讓我驚訝并有些慚愧的是，我多年前只是憑直覺提出了共和主義有助于整合被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分裂的中國知識界，而蕭陽卻是具體而微頗有“干貨”地論述了這個重要的論斷。至于蕭陽在論述中國近代共和主義譜系時，分別用“新雅典共和主義”和“新羅馬共和主義”來刻畫以梁啟超和嚴復為代表的兩種共和路徑，則更是發(fā)人之所未發(fā)的新論了。

蕭陽也參與了近十余年來關于儒家和美德倫理學的討論，我注意到他在這個問題上和我所贊同的李明輝教授關于義務論和目的論既窮盡又排斥的論點似乎有些相似之處，于是在一次聊天時提出了這個觀察。蕭陽重申他論證的重點在于區(qū)分“美德倫理學”和“關于美德的理論”，并問我在李明輝那里有沒有做出類似的論述。說到這里，我沒有再去查考李明輝的新作，而是想起了他在幾十年前的舊文“獨白的倫理學抑或對話的倫理學”中引用韋爾默在“對話的倫理學”和“對話底倫理學”之間的區(qū)分，在我看來，“美德倫理學”和“關于美德的理論”之間的區(qū)分應該也是與韋爾默當年做出的這種區(qū)分相應的吧！

讓我有些意外的是，蕭陽雖然身居北美上庠，卻讀過我的訪書記和段子書。讀過我的訪書記，蕭陽隆重得出了我是比他更大更標準的書迷這個印象和結論，于是在去年返美前告訴我，他從我的訪書記中看到我在時隔多年后還為當年在Strand錯過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英文精裝初版本而遺憾，他就發(fā)心要把同樣是從Strand淘到的這本書送給我；而鑒于他認為我是一個比他更大的書迷，他打算把一次偶然從網上淘到的哈佛哲學家Cavell題贈給同事普特南夫婦的Little Did I Know一書送給我——他給出的一個讓人難以拒絕的送書理由是：我比他更應該得到這本書！

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個月，蕭陽又翩然降臨在了櫻桃河畔，到閔大荒不久，他就給我發(fā)信息，希望能夠見面，他好把這兩本書送給我。由于各種原因，這學期對我又是一個紛亂的學期，好在我們終于還是克服障礙重逢了。讓我有些感慨的是，蕭陽在把前面兩本書掏出給我的同時還不忘說，他臨走忘記帶上上次說要送給我的威廉斯當年簽名送給他的Realism and Mor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那篇文章的校樣稿，還為此感到抱歉。而他之所以起意要把此文送給我，只是因為我曾經翻譯過這篇文章，記得那是我們有一次在談威廉斯，蕭陽說到有一次在車庫里遇到威廉斯開著一輛漂亮的跑車要去做演講，而那次他所講的就是我后來翻譯的這篇文章。

面對蕭陽如此盛意，我似乎頗有些難以回報，就只好勉強把我去年剛出的五卷“雄文”的第五卷送給了他。一兩周前的早上，我端著一杯剛從711沖來的美式坐在櫻桃河邊，見手機上蕭陽忽然發(fā)來了我去年為俞宣孟師的論文集發(fā)布會所寫的那篇小文，并說此文中有“那一道清曉的光”中未出現(xiàn)的“許多很重要的段落”，我只好自嘲都是些小制作，不料蕭陽正色道：“‘小制作’不小。你的特點是小中見大。你可能忘了你在這篇‘小制作’中說的有些重要的話”。既如此，我就只好誠實地承認“偶爾回顧，連自己也會驚訝當時怎么寫出這些話的”。

面對一般的談伴，聊到這兒也就是言語道斷難以為繼了，而最好的蕭陽卻正是在此時開始了發(fā)揮：“這表明你很幸運——你更像Cavell，而不是威廉斯——對后者的最好的評論是前者說的一句話：‘one must perpetually write better than one is’”。雖然已經把紙質書送給了我，蕭陽卻馬上從萬能的電子書庫中找出來這句話的上文：“In our last conversation before the Williamses were to return to England I allowed myself to say to Bernard that I thought his writing did not do justice to his thoughts and interests as I was coming to know them. I may actually have said that I thought he was better than he wrote. ”

在掉完書袋之后，蕭陽又恢復到了他平常的機智中：“你的情況是你本來像Cavell：you write better than you are；但是你在把你的文章編成書的時候，你在某種程度上像威廉斯：you did not do justice to your thoughts and interests[in your articles] as I was coming to know them（如果我可以借用Cavell的話）”。

待回過神來，我才意識到，蕭陽的這一番顯然是比例失調的“借用”顯然已經升華了當年陳來教授的弟子轉給我的陳教授對我的一個“品鑒”——“筆勝舌”，而達到了“筆勝人”的層次。

而仔細想來，“筆勝舌”也好，“筆勝人”也罷，這里的關聯(lián)用西式術語來說，或許就是語言和思維的關系，而用中式術語來說，也許可以說就是文與質的關系，再次比例失調地借用圣賢和哲人的話，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海德格說：“凡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誤”。而在吾等凡夫俗子看來，相形之下，也許還是蕭陽最鐘愛的威廉斯說得最為平實，也最有“干貨”：

“The truth is that we all have to do more things than we can rightly do, if we are to do anything at all."

（2024年6月20日午夜于吳涇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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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