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鉆進(jìn)剛剛叫好的車，坐定打開手機，塞上耳機，昏黃的路燈隨著車的加速，在衣服上打出間斷的光影，仿佛穿過身體的時間，為我打開了一段對話——時隔四年，許知遠(yuǎn)再一次與歷史學(xué)家許倬云坐在鏡頭前，此時，許先生已經(jīng)92歲，全身大部分癱瘓。

上一次許倬云先生出現(xiàn)在許知遠(yuǎn)鏡頭中，還是四年前，那時的他身體還是自由的，精力也是充沛的。而這跨越時間的再次相見，不僅讓人感到驚喜，也看到了歲月真實的力量。這種常人難以在自己生活中，捕捉的時間帶來的變化，卻在一個遙遠(yuǎn)的，平時毫無關(guān)切，但卻曾經(jīng)有過某種關(guān)聯(lián)的老人身上由隱喻變成了直觀。

保羅·鮑爾斯在《遮蔽的天空》中寫過——你還會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個特定的下午，那個已經(jīng)深深成為你生命一部分、沒有它你便無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許還有四五次。也許更少。你還會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也許二十次。然而我們卻總覺得這些都是無窮的。

許先生的再次出鏡，姑且不討論其談話內(nèi)容，這一行動本身就具備了一定的價值意義。2020到2024的四年，橫跨了一次奧運，有趣的是，上一次奧運因為全球性的病毒危機推遲了一年，也恰恰是這次生理上的全球危機，引發(fā)了民眾心理層面的震動，仿佛在一條筆直向前的高速路上炸出了一個深坑，駐足在深坑前的人們，不禁自問，向前還是向后，以及這些又有什么意義？

就在剛剛開始的2020年春天，許倬云帶著他經(jīng)歷了近一個世紀(jì)苦難的視角，為人們撩撥起歷史的帷帳，試圖用自己的經(jīng)驗和普適性的道理為深處迷茫中的人們指出一些方向。那么2024年，許先生又給他的聽眾帶來了什么呢？

雖然有著先天的殘疾，但四年間，許倬云的變化還是給他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一家人陷入了掙扎之中，畢竟之前還可以行動，如今卻只能在輪椅上“任人擺布”了。許先生自嘲自己被吊起來像個吊豬一樣，他被困在了無法自由動彈的身體當(dāng)中，同時也被困在一系列誤解當(dāng)中。但九十二歲的高齡，讓他緊迫感十足，已經(jīng)沒有時間再去顧忌什么，他想做的，就是保持對話，跟更多的年輕人建立聯(lián)系，為他們解答一些心靈上的困擾。

所以許先生跟年輕人說，要看看利害以外，金錢以外，還有什么。有人，有自己；中國以外還有什么，有西方，有世界。中西方的差異也很有趣，上帝造人和盤古肉身成萬物有很大區(qū)別；中國不靠上帝，而靠人，上帝是人的理念而已?，過分信仰上帝，就會被騙；二戰(zhàn)的美國如冬日之日，而如今的美國卻如夏日之日等等。

相比四年前，許先生談的理論少了，而講的故事更多了。如果把語言比作一張色卡的話，一頭是極端抽象卻又能覆蓋更多的哲理，另一頭則是極其具體且生動形象的故事。上了一些年歲的許先生已經(jīng)退卻其學(xué)者的身份，真正以一個人生長者，甚至是過來人的朋友姿態(tài)來跟年輕人交談，少了些許道理，多了很多親切。

古話說，人的一生，無外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許先生是見過天地的人，古今中外，了然于胸。耄耋之年，對自己也早已看淡，只剩下對眾生的態(tài)度。在這次的訪談中，最集中體現(xiàn)的，就是他和眾生的關(guān)系——同情，以及由此而延伸出來的惻隱和悲憫。

這個同情，在許先生的世界里，有著更廣闊的意思，它并不僅僅是一種因為感受到他人的困境而心生憐憫的狀況，而是更廣義的與他人產(chǎn)生共鳴、共情的行動。在歷史學(xué)中，許倬云希望能做到將自己置入情景，從而產(chǎn)生對一個時代的同情。正所謂設(shè)身處地，歷史從來不需要一個冷眼旁觀者，而是需要一個熱切同情者，能感受到當(dāng)時的人的困境，能共情到當(dāng)時人的掙扎，能共鳴到當(dāng)時人為了解決問題而做的積極思考，更能將歷史的結(jié)果和共情而來的行動合二為一。

歷史的盡頭，就是當(dāng)下的世界。許先生也置身于當(dāng)代人的心靈荒漠，他說“中國歷盡苦難，痛傷在三代人心里，今天的年輕人，什么本錢都沒有，內(nèi)心盡是悲痛和驚慌”，所以他希望能盡綿薄之力，救當(dāng)下年輕人于意義危機的深淵。希望他們能夠往里追溯、往里走，找自己，在內(nèi)心構(gòu)建理性和情感的秩序。

很明顯，如今的許倬云，將自己的理性包裹在了感情之中，同情帶來的的惻隱和悲憫，讓他談及人生遺憾時，一句“但悲不見九州同”引得老淚縱橫，悲從那個戰(zhàn)爭年代走過，泣為那些戰(zhàn)死的將士和流離失所的同胞。而許先生隱掉的那句話“死去元知萬事空”，也是一直回蕩在他心中的問題，知道自己大限將至，他更愿意相信一種有感情的世界觀：“死后要埋葬在家鄉(xiāng)，埋葬在父母身邊，雖然死后無靈，但寧可相信真有靈”。

人生，有時候并不是要活出個道理，更多的，是要活得個慰藉。

這種慰藉，有被社會認(rèn)可的價值，有被同胞歡迎的歸屬感，有老友之間的默契，更有愛與被愛的天真。許先生說起最快樂的事，就是看見了曼麗（他的太太）。采訪中，曼麗快人快語，做事麻利思路清晰，兩個人沒有太多情話，但曼麗談起生死的時候說他跟許先生是這樣聊的：“我希望你先走，我可以處理你的事情，如果是我先走，你怎么辦，如果是我先走，你還是跟我走吧”。

愛，有時候也不見得你儂我儂轟轟烈烈，更多的，是彼此的牽絆與掛念。

許知遠(yuǎn)帶著他略顯尷尬的微笑，問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每個人都受限，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自己”，這個話題跟曼麗準(zhǔn)備的甜點格格不入，但曼麗還是搶答了——閱讀，盡量看不同的書。海德格爾說，人生不過一場交談，而那些值得被傳送的交談，大部分都化作了書籍。

歷史，有時候更不是要解決什么大問題，更多的，是一段段有趣或生死攸關(guān)的對白。

許先生說他累了，許太太曼麗推著他去休息，欄目組貼心地配上了《海上鋼琴師》中的插曲Playing Love作為BGM。王家衛(wèi)說，這世界上有一種無腳的鳥，終其一生都在飛翔，不曾想過在某個地方落腳。托納多雷在《海上鋼琴師》中，演繹了這種鳥，1900始終不肯下船，寧愿留在生養(yǎng)他的那艘郵輪之上，漂泊在天地之間。

許先生在他的大船上，一生不斷追求，歷盡苦難，也未曾動過下船的念頭，如今漸漸駛向了那個隱約可見的盡頭。我們又何嘗不是在一艘船上，度過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