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所在別處：成癮人類學和藥物依賴下的青少年》[美]托德·邁耶斯著，姚雨萌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4年5月出版，248頁，55.00元

美國藥物濫用正在撕裂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們的家庭、社區(qū)和友誼。近年來，新的藥物療法既帶來了康復的新希望，也引發(fā)了對藥物濫用的擔憂。當走出診所后，這些青少年藥物成癮者的生活將被如何重塑？藥物依賴的“治愈”的可能性在哪？美國人類學家托德·邁耶斯（Todd Meyers）在三年時間內追蹤了巴爾的摩不同身份背景的青少年接受藥物治療的經(jīng)歷，嘗試重新討論藥物依賴，以及這種成癮的生活經(jīng)歷如何超越了對于藥物治療“成功”和“失敗”的二元分類，從而開啟關于生命和健康的哲學對話。

托德·邁耶斯目前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醫(yī)學研究的瑪喬麗·布朗夫曼講席教授，在醫(yī)學院和人類學系教授課程，他的教育背景有些“跨界”，曾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接受人類學和公共衛(wèi)生科學的訓練，并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學習藝術。他著有《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慢性病紀事》（Chroniques de la maladie chronique，2017）和《診所在別處：成癮人類學和藥物依賴下的青少年》（The Clinic and Elsewhere: Addiction, Adolescents,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rapy，2013）等著作。

邁耶斯的研究涵蓋社會研究和醫(yī)學史、臨床民族志，他還通過人類學方法研究視覺文化。他即將出版的新書《消逝 消逝》（Gone Gone，2025）追蹤了發(fā)生在蒙特利爾的、因致命過量吸毒而產生的悲痛漩渦。他目前正致力于一項長期研究，探討美國農村的精神疾病和仇恨暴力的醫(yī)學化，該項目名為“我們之間的罪”（The Sin Between Us）。此外，他還在寫一本創(chuàng)傷視覺文化的書，題為《未來創(chuàng)傷的形態(tài)》（The Shape of Future Wounds）。

《上海書評》邀請本書譯者、華東師范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姚雨萌就成癮病患與醫(yī)療體系的關系、如何對待田野中的疾痛敘事等問題采訪了邁耶斯教授。

托德·邁耶斯 （章靜 繪）

關于研究對象，書中有一句話很有意思“青少年就算不嗑藥也很讓人頭疼?！?青少年和成癮二者本身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您研究的初衷是青少年問題還是成癮問題？為何形成最后的研究議題？

托德·邁耶斯：我起初便關注成癮與青春的交疊。年輕人戒毒的經(jīng)歷尤其復雜，他們被視為極其易受毒品的影響的一群人，而這往往言過其實。通過觀察青春期與成癮的相互作用，我看到了這些話題是如何彼此放大的。但在書中，我想努力提醒大家的一點是：歸根到底，他們還是孩子。人們常常認為毒品剝奪了孩子的童年，但書里的這些孩子——無論我們稱之為少年、年輕人，還是青少年——歸根到底還是孩子……他們成長，他們改變，他們學習，他們犯錯——凡此種種，皆是青春的模樣。

巴爾的摩似乎是割裂嚴重的城市，正如書中的描述 “兩頭都能找到行家（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和深受社會問題困擾的人）?！痹谶M行田野調查過程中，您如何確定巴爾的摩作為研究地點，又是如何展開的？

托德·邁耶斯：我啟動這項研究的時候，就已經(jīng)住在巴爾的摩了，那時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不需要長途奔波，我在此就能找到回應研究的問題。

在巴爾的摩開展研究挺復雜的。一方面，巴爾的摩也太“過度研究”了。這座城市里的貧困和苦痛，因種族主義和結構性不平等而雪上加霜，但不管是好是壞，都吸引了大量研究者。有些時候巴爾的摩被稱為“實驗室”，這個態(tài)度蠻消極的。

另一方面，盡管問題重重，城市里也有大量的研究和醫(yī)療中心。從一開始，我就想了解年輕人在這些體制中的經(jīng)歷，包括研究體制，以及他們稱之為家的地方。僅僅研究人們在機構中的生活（如診所、醫(yī)院、學校、監(jiān)獄）是不夠的，他們的世界還包括廚房和客廳。我想知道年輕人在機構和家之間的生活是怎樣的。

書中有很多與喬治·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對話，尤其是對個體的關注，似乎也影響到您后續(xù)的其他研究。但非專業(yè)的讀者可能對此比較陌生，能否簡要介紹一下康吉萊姆對您研究的影響？

托德·邁耶斯：喬治·康吉萊姆（1904-1995）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法國哲學家和醫(yī)生，他最著名的可能是《正常與病態(tài)》（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1943）以及他對哲學家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的指導。

要理解康吉萊姆對我這本書乃至我所有寫作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對個體創(chuàng)造規(guī)范的堅持。無論生病還是健康，個體都不斷地協(xié)調與周遭世界的關系?？导R姆的思想深受德國神經(jīng)精神病學家?guī)鞝柼亍じ隊柎奶梗↘urt Goldstein）和美國生理學家沃爾特·坎農（Walter Cannon）的影響，這一點我在與歷史學家斯特凡諾斯·杰魯拉諾斯（Stefanos Geroulanos）共同撰寫的書《災難時代的人體》（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2018）中也有提及。作為一名人類學家，康吉萊姆幫我避免將研究對象簡單歸類到由文化建構出的籠統(tǒng)分類里：“成癮者”或“病人”，而是更仔細地觀察個體如何在這些分類之下日復一日地生活。

您反復提到了康吉萊姆的一句話：“學習療愈就是了解今天的希望和最終的潰敗之間的矛盾——卻不拒絕今天的希望。”《照護的邏輯》一書中的照護也是給予希望，并在道德實踐中修修補補。您怎么看療愈教育與照護之間的關系？

托德·邁耶斯：我非常喜歡康吉萊姆的這句話。它強調了我們生命的有限，這是作為人類有機體必然面臨的失敗，因為到頭來，我們都是凡人，而人終有一死。但這并不是用虛無主義或失敗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生命。

這句話對于成癮醫(yī)學以及照護掙扎在毒癮中的人有著深刻的啟示。即使面對失敗，仍然保有希望，這正是照護的本質所在。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會怎樣，因此也不應假設我們能預見他人的明天，這本身就是一個道義責任。當喬治·康吉萊姆談到療愈教育的時候，他在同時提醒醫(yī)生和病人，今天的希望有其價值，無論未來等待我們的會是什么。

書中改寫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話“在疾病中，語言就會枯竭”。反思了民族志研究中過度使用疾痛敘事的技法，重點不是說了什么，而是如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所強調的那樣，言說創(chuàng)造了“身體過程和文化范疇之間，經(jīng)驗和意義之間的辯證關系”。但在疾病與苦痛的民族志研究中，我們時常陷入患者的言說本身，這對人類學研究者也是很重要的提醒，能否就此展開談一談？

托德·邁耶斯：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僅對于醫(yī)學人類學來說如此，對更廣泛的醫(yī)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而言亦是如此。我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疾痛敘事”的強調使得研究者傾向于將話語視為原始數(shù)據(jù)，如果有人談到他們的疾痛體驗，就被當作可以直接匯報的事實。但這樣做忽略了說話時周圍的一切，也假設了言說總是事實的集合。精神分析學家不會同意這種看法。我在研究過程中，試圖像關注言語一樣關注動作、情緒和沉默。弗吉尼亞·伍爾夫說得對，在疾病中，語言就會枯竭，但不僅僅是對于說話者，對于那些本愿傾聽的人來說也是一樣。當疾痛、戒斷或疼痛的體驗無法讓聆聽者理解，或不符合正確的敘事時，并不意味著它們就不重要。

相比于在言說上做文章，捕捉民族志研究工作中的手勢、情緒甚至沉默并不容易，也更曖昧不明。您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遇到了怎樣的挑戰(zhàn)？

托德·邁耶斯：你說得對，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困難所在，但也是直接與人接觸、而不僅僅是問一系列調查問題所能帶來的不同。我不僅在診所里反反復復地花時間與他們相處、交談，還跟著來到他們的家中和社區(qū)，進入他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我在診所內外與同樣的人建立關系，觀察他們在這兩種環(huán)境中的相似與不同，或者在診所外的各種不同環(huán)境中的變化。這事關我將注意力放在哪里。我不僅關注人們說了什么，還關注他們如何說的，他們似乎想回避的是什么，他們有怎樣的行為，以及在什么情境下他們改變行動。這大概是作為民族志研究者對自己感受的篤信，并將其記錄下來。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取決于作為研究者重點關注哪里。

您在寫到戒斷期的身體反應時，用了很長的篇幅描述生于愛爾蘭的英國畫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畫作《床上人物的三張習作（Three Studies of Figures on Beds），1972》，這位追求“臨床學”繪畫的藝術家用“最完全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展現(xiàn)了語言所不能表述的感受。能否請您談一談在民族志中引入藝術作品的處理方式，以及這是不是有意擺脫疾痛敘事的嘗試？

托德·邁耶斯：我非常高興你問關于弗朗西斯·培根的藝術作品，我可以說上好幾個小時。在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他的畫作就對我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不過我現(xiàn)在看它們的方式已經(jīng)大不相同了。盡管他的作品滿是夸張與怪誕的軀體，如今我看到的卻是他試圖控制混亂。在書中，培根的《床上人物的三張習作（1972）》為戒毒過程提供了一種視覺語言。這些畫作完美地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它們沒有替代言說，而是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并承載某種特定的體驗，倒不是說要取代那樣的體驗，而是找到與其產生共鳴的某種東西。

弗朗西斯·培根《床上人物的三張習作，1972》（francis-bacon.com)

讀者們或許會對您的個人經(jīng)歷比較好奇，您從畫家轉變?yōu)槿祟悓W者，個人生命經(jīng)驗也會改變民族志的呈現(xiàn)方式，正如您說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對您影響很大，可以跟讀者分享一下其中的細節(jié)嗎？

托德·邁耶斯：我認為你的問題談到了我為何以及如何試圖擺脫對“疾痛敘事”依賴的關鍵。早在聽說民族志之前，我在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弗朗西斯·培根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對人體的狂野且近乎恐怖的表現(xiàn)，但同時他也是一位盡職盡責的肖像畫家。那些肖像畫，時而俏皮，時而丑陋，他在努力探索如何表現(xiàn)他所了解的人的各個維度。我覺得我的民族志方法與此類似。我的民族志肖像充滿了光影、人物與抽象，并嘗試將我所見到的人物及周遭世界融入其中，盡管可能并不完整。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弗蘭西斯·培根繪畫的討論中提到“使暗面像人物圖像一樣呈現(xiàn)出來（make shadows as present as the Figure）” 您在第六章結尾提到了人類學研究中也有值得進一步解讀的暗面，但并沒有繼續(xù)討論下去，能否在此展開說一說？

托德·邁耶斯：弗朗西斯·培根筆下的人物形象狂野而扭曲，但正如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在關于培根作品的精彩著作《感覺的邏輯》中指出的那樣，這些人物形象常常在床上、摔跤場中，或是一個盒子的輪廓內?！凹瓤褚坝质芟蕖笔桥喔L畫中看似矛盾的特征。但在目睹培根的畫作后，會有種揮之不去的感覺，一種難以擺脫的印象。也許所有的一切在相遇瞬間就沒有了意義，又或者因著這次相遇，所有的事物都映入眼簾。無論如何，那些不切實際、難以名狀的感受和印象，依然存在并產生影響。我最近的兩本書，《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講述了巴爾的摩一位女性長達二十年的生死故事，以及最新的那本《消逝 消逝》（Gone Gone, 2025）探討了吸毒過量致死后的哀傷，試圖在人類學研究投下的暗面中，為培根畫作所傳達的狂野與約束感創(chuàng)造空間。

研究一方面依托機構得以展開，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時間追蹤青少年離開機構之后在別處不同的生活。在機構進行田野調查時，有哪些倫理上的困難與壓力? 您如何看待人類學研究和機構之間的復雜關系？

托德·邁耶斯：這是個好的問題，也是研究人員不夠關心的問題。首先，我問的是誰的問題？或許我認為找到了自己想問的問題，但很容易變作只是重申戒毒中心或醫(yī)學上的價值觀和重點。機構有其對好壞的一套看法。而我想了解的是這些年輕人自己的想法，而不僅僅是機構對他們的看法。這就是我追蹤青少年走出診所、回到他們家中和社區(qū)的主要原因。我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去擺脫讓我們得以接觸研究對象的機構。但對我來說，這樣的時間和脆弱性正是一種倫理承諾的表現(xiàn)，就是要站在青少年的世界里，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看待自身。

離開機構之后的田野工作充滿了不確定性，這也與成癮研究的特點，請問您怎么看民族志研究中的模糊與斷裂？

托德·邁耶斯：斷裂是我追蹤青少年戒毒治療過程的特征，也是我的研究帶給讀者的啟示之一。接受戒毒治療的青少年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的生活也非靜止不變。當他們結束住院戒毒治療后，我會與他們失去聯(lián)絡，但當我重新聯(lián)系上他們后，又會再度失聯(lián)。這正是他們在家和機構之間進進出出的生活特征。斷裂并不是研究的局限，而是這些青少年朝不保夕的生活經(jīng)歷直接導致的結果，我試著用文字記錄下來，希望能讓讀者看見。

雖然巴爾的摩是一個研究型城市，但受訪者似乎只認可并熟悉臨床研究，而認為對社會生活的關注“稱不上真正的研究?！?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矛盾？今天，當藥物濫用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時，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

托德·邁耶斯：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對成癮和治療的看法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僅在北美，全球范圍內都是如此。阿片類藥物危機是促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但我們也早該改變看待物質濫用者的方式了。你說得對，如今成癮和治療已經(jīng)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現(xiàn)在的工作是繼續(xù)尋找新方法，以不同的方式來想象和討論成癮問題。毒癮和治療不再是孤立的研究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共同參與的話題，畢竟我們共享同一個世界。

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但卻是我們都可以做到的事。即使我們認識到成癮問題，往往是毀掉生活的社會問題與個人問題，我們也可以開始用不同的方式來談論毒品使用和毒品依賴，而不再將這種行為絕對化。當我聽到其他研究人員使用“癮君子”這個詞時，都不由得眉頭一皺。有些人使用毒品，但并不符合毒品依賴或成癮的標準；也有些人因使用毒品而導致生活分崩離析。但這些人同時也是姐妹、父親、同事和鄰居。他們的身份并不只是被毒品定義。因此，即便是術語上微小但有意義的變化，從“癮君子”到“毒品使用者”的轉換，也能夠讓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使用毒品、并有時與毒品抗爭的人——這或許也能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