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微信公眾號“王帆讀書誌”推出文章《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略談〈康熙的紅票〉的錯謬與荒唐》，對2024年廣受關注的歷史類新書《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務印書館，2024年3月）提出學術批評，引發(fā)熱議?！犊滴醯募t票》作者孫立天投書澎湃，回應上述批評，標題為編者所加。

首先感謝王先生花精力細讀拙作，并幫我發(fā)現(xiàn)了引文字詞上的錯漏。我之前讀原始手寫檔案不仔細，轉寫出來確實有錯。王先生指出的錯誤，在下一個印次中會改正。我會再仔細校對全書中引用過的文字，爭取在新的印次中減少錯漏。

對于王先生文中所說我在書中誤讀“康熙歷獄”部分，我仔細看了王先生的論證，我想，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最大的差別在于，王先生是從楊光先角度出發(fā)在看歷獄，是通過楊光先在說什么，在告什么來判斷歷獄的性質。從“需要重視的是，案件控告者楊光先”開始，王先生寫了三段楊光先怎么看待和控告湯若望等官員的文字，這種從楊光先出發(fā)來看待歷獄的觀點，也是以前很多學者的出發(fā)點。

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是，楊光先他怎么看、怎么告不是案件的關鍵點，關鍵點是審理案子的滿人高層怎么看、怎么審、怎么判。相關審理材料在《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第8頁到280頁，按照審理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可以看到，材料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審理有關喪葬風水問題。最后湯若望和一眾漢官被判凌遲處死，是因為他們被認定在順治皇子的安葬中故意使用錯誤的風水理論，被認為是謀反。檔案中明確寫明了“大逆之罪，凡為同謀，不分首從，俱行凌遲”（256頁）。湯若望被判，跟他的洋人和傳教士身份都沒有關系，而是因為他是“掌印之官”，也就是說他被判，是因為他是欽天監(jiān)這個負責喪葬風水機構的第一責任人。同時，那些漢官被處死，也跟他們信不信天主教無關，只跟他們在這次喪葬風水測算中的角色有關?；诎缸訉徲嵉膬热?，也就是滿人高層怎么看、怎么審和怎么判，是我立論該案與中西之爭無關的基礎。

王先生也看了審理材料《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也寫到第35頁幾位官員因入教而被“擬以革職”。這是審訊的第一份材料（8頁到45頁）。我在《康熙的紅票》中已經(jīng)明確寫過，最開始的審訊和天主教有關，各地的傳教士都被召到北京來接受審訊，但后來案子的風向變了。案子審訊的主體變成了喪葬風水問題的審理。這是任何翻看《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的人都能看到的。

《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合編，安雙成編譯，大象出版社，2015年4月

王先生在論證中，從35頁看到的最初的材料就引出了字體加黑的結論：“由于案件從一開始就對準了天主教，湯若望更是頭號要犯，本被擬處凌遲之刑，只是由于最后時刻皇權的強烈介入，才得以免除。最終被斬殺的五位漢人欽天監(jiān)官，均是天主教徒，與湯若望有著異乎尋常的親密關系?！倍畛鯇徖硖熘鹘虇栴}，與湯若望等官員被判“凌遲”及漢官被殺，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這樣挑出材料，混在一起論證。

對于楊光先盯上湯若望是因為天宮圖，王先生說沒有看到我給出史料依據(jù)。我在說到天宮圖問題一開始，也就是在您所提到的《康熙的紅票》第45頁第一段末尾，已經(jīng)注明了出處。關于天宮圖的史料來源為：黃一農(nóng)，《清前期對觜、參兩宿先后次序的爭執(zhí)：社會天文學史之一個案研究》，自楊翠華、黃一農(nóng)編，《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臺北，1991）。在黃一農(nóng)的文章中提到，順治十四年，楊光先的搭檔吳明炫就在攻擊天宮圖。順治十六年，楊光先曾著文攻擊湯若望新的天宮圖排列。我在歷史研究中，一般不相信政治斗爭中純理想化的言辭部分，而要找到現(xiàn)實的考量和實際的動機。所以王先生提到的楊光先所說，他見到耶穌畫像即有彈劾之念，而且是在審訊中說出的話，這樣的內容我是不使用的。我在《康熙的紅票》中提到過，當時的名士王士禛就說過，楊光先的動機是要“奪”湯若望在欽天監(jiān)的位置。而奪了欽天監(jiān)的位置就可以決定天宮圖。我書中的論點就是，楊光先其實是打著攻擊天主教的大旗，在謀取私利。我認為這種有現(xiàn)實動機的彈劾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所以，這并非罔顧史料，而是對史料甄別后提出的論點。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1666年），字道未，德國科隆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

最后，為什么是滿漢之爭，為什么我不關注楊光先的言論，在《康熙的紅票》第二章已經(jīng)充分解釋過了。當然我并不反對其他研究者繼續(xù)關注楊光先，大家取向不同、方法不同，不存在曲解正解的問題。最后我放上《康熙的紅票》第二章小結中的內容，我想已經(jīng)可以很完整地表明我的觀點。

“歷獄”本來只是康熙早年輔政大臣時期一起普通的宮廷案例。從清官方記載來看，這個案子并不是什么大案。但這個案子的特別之處是在朝廷以外，還留下許多記載。楊光先早在朝廷里參劾湯若望之前五年，就開始寫文章反對天主教和西洋人。他寫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質的，言辭激烈，總體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違中華傳統(tǒng)。其中比較有名的兩篇是1659 年寫的《辟邪論》和后來的《請誅邪教狀》。在 1664 年參劾湯若望的同時，楊光先還把他寫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匯集成書，取名《不得已》出版。面對楊光先的挑戰(zhàn)，傳教士除了用中文寫文章回應以外，還將事件經(jīng)過細節(jié)記錄下來，發(fā)回歐洲。楊光先和傳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來，為后世留下了很多公開的素材。19 世紀后，無論是講西方入侵、帝國主義，還是中西文明沖突，后世史家都能在這個案子中找到材料。這也是這個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書籍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原因。反而是案子的滿文庭審記錄，最近幾年才陸續(xù)出版公開。從庭審記錄看，湯若望被定罪并非因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為他是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是這個朝廷機構的一把手。作為朝廷官員，他在這個案子中受到牽連，這是典型的朝廷爭斗，不涉及“中西文明沖突”這些后世才關心的歷史大問題。

《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