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上海市理論社科領域一項重要的人才選育機制，“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長，對加強本市理論社科隊伍建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為勉勵本市理論社科青年學者潛心治學、勇攀高峰，第十二屆“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由上海東方青年學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組織開展，最終評選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聞”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對這19位青年學者進行了訪談。訪談圍繞青年學者各自的研究領域、學術旨趣、研學經歷、治學故事與經驗啟示、“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對于青年學者學術成長的助推作用、個人學術成長與本市理論社科事業(yè)發(fā)展相互促進等話題展開，以期為青年學者的治學提供可資參考的經驗與啟迪，成為其學術成長過程中彌足珍貴的有益激勵。

本篇訪談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汪仲啟，他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政府與政治、城市治理、基層黨建與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

汪仲啟教授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

汪仲啟：近年來，我在政治學、法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黨校系統(tǒng)的實踐優(yōu)勢、調研優(yōu)勢，在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這一大方向下，圍繞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基層黨建和治理創(chuàng)新方面開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民主研究方面，圍繞當代中國的民主理論與實踐，出版了《實踐民主：當代中國基層民主發(fā)展的歷史與邏輯》《民心政治：生活中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等著作；在《學術月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等刊物發(fā)表了若干篇相關論文。我們注重對于中國民主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系列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性的學術命題。如用“民主發(fā)展”（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cy）而非“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來描述一個政治體的民主進程，從而跳出制度決定論和民主工程學的話語陷阱；“身份解放”和“機制建設”是民主發(fā)展的兩大基本支柱，當代中國的民主發(fā)展進程表現為由身份解放和機制建設的“賽跑”，走出了一條從身份解放到機制建設的民主發(fā)展道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有大量民主實踐，但其結果迥異，有的全國推廣，有的無疾而終。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發(fā)現，中央、地方、社會對于民主改革實踐的最大關切分別是合法性、績效與利益；三者的“互動”及三者核心關切的“聚合”與“分離”的狀態(tài)，決定了一個民主實踐的發(fā)展過程與最終結果，合法性、績效與利益的聚合程度越高，則該民主實踐得以可持續(xù)甚至制度化的可能性就越高。我們還提出，民心政治是最大的民主政治，全過程人民民主存在于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生活政治之中，大規(guī)?，F代國家民主政治的本質在于國家對民意的持續(xù)回應與實現等等。上述理論命題解釋了近代以來中國民主發(fā)展的宏觀邏輯，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層民主發(fā)展的中微觀實踐，是對當代中國民主發(fā)展歷程及實踐進行中層理論建構的一個嘗試。

法治研究方面，在《政治學研究》等權威與核心期刊上發(fā)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在規(guī)律與實踐路徑》《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模式的內在屬性》《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實踐形態(tài)》“三部曲”，致力于探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底層邏輯。我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中國國家現代化總體進程在法治領域的具體展現，受到中國國家現代化總體邏輯的根本影響；是一條在落后國家同步協(xié)調實現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現代化發(fā)展、依法治國的復合型法治現代化道路。其理論邏輯表現為實現“政治性”與“規(guī)范性”相統(tǒng)一的法治追求，歷史邏輯表現為從“革命建國”到“依法治國”的總體進程，實踐邏輯表現為“政黨中心”的法治發(fā)展路徑和機制。

基層黨建和治理創(chuàng)新研究方面，聚焦新領域新業(yè)態(tài)黨建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zhàn)，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央黨校重點調研項目等多個重點課題，并承擔了若干相關部門的橫向課題，深入研究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城市基層黨建創(chuàng)新的實踐經驗和內在規(guī)律。在此基礎上，出版了《紅色天際線：上海樓宇黨建創(chuàng)新經驗與規(guī)律》一書；在《復旦學報》發(fā)表《空間中的國家》等多篇論文，主要從政黨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出發(fā)，提出整體性黨建、空間結構變遷與國家社會關系重構、城市基層黨建發(fā)展等若干命題。我們還聚焦近年來政府治理創(chuàng)新特別是市民熱線和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新經驗，提出中國回應性政府建設的內在邏輯在于，以“工單”為中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派責任制”，實現了政府流程再造，責任機制重塑，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事本主義治理邏輯。這些研究具有較強的實踐性，意在揭示中國現代治理的最新經驗和內在邏輯。

澎湃新聞：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歷嗎？

汪仲啟：我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期間讀的法學方向，準確講是公法學。碩士畢業(yè)以后，在一家學術媒體——《社會科學報》——做了七年的編輯、記者。2017年，從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專業(yè)畢業(yè)后，到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任教。因此，可以說迄今為止我的學術生涯，不僅經歷了“換專業(yè)”“換單位”，更重要的是經歷了“換崗位”“換工種”。這種經歷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比如跨學科視野，除了求學經歷本身跨專業(yè)，《社會科學報》的工作更是需要我們接觸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專業(yè)，需要同各個專業(yè)的頂級學者打交道；再如問題意識，在我的學術經歷中，很少遇到青年學者通常容易遇到的“選題”困難，長期的學術記者生涯對于訓練我的問題意識、選題意識是很有益的。人生的每一份經歷都是寶貴財富。對于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經歷”更是影響其研究視野、體驗深度、感知銳度的關鍵因素。

黨校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五路大軍”之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黨校始終不變的初心就是為黨育才、為黨獻策”。黨校的主責主業(yè)是領導干部培訓，所以黨校經常講“課大于天”。但對于從事中國政治與治理研究的黨校教師來說，站穩(wěn)黨校講臺的基礎必須是扎實的社會科學實踐研究。給領導干部授課，需要理論思維但不能光講理論，需要了解實踐經驗但不能停留于事實本身。我們不能簡單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央文件和總書記重要講話等作為立論的根據，即所謂“從文件到文件”“從理論到理論”；而是應盡量從事實和邏輯出發(fā)來把經典著作、中央文件和總書記論述的“道理”“學理”講深講透，需要以事說理，用學術講政治。因此，黨校的教學研究工作要求我們要特別“接地氣”，要對中國的政治與治理實踐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推出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fā)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fā)展真理。從這個角度來看，由于黨校具有更加方便和豐富的接觸中國政治與治理實踐的渠道，黨校的科研工作者實際上處于一個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生產的十分重要甚至十分有利的位置。最起碼，我們占據了“實踐”的先機。所以，在黨校工作這幾年，我和我的團隊花了大量精力開展實踐調研，圍繞全過程人民民主、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政府改革和治理創(chuàng)新、城市更新、基層黨建和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等積累了大量的一手案例和素材，也陸陸續(xù)續(xù)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民心政治”“指派責任制”“空間中的國家”等若干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性的學術概念。

澎湃新聞：在您的學術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您覺得對于青年學者來說，哪些方面的幫助是很重要的？

汪仲啟：從個人角度來說，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也得到方方面面的許多眷顧。要說困難，更多的還是來自于對自身學術創(chuàng)造力和持續(xù)性方面的擔心。比如，在研究中國的民主發(fā)展問題的時候，一個無法回避的挑戰(zhàn)就是有的學者向我提出“中國有民主嗎”這樣釜底抽薪式的問題。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跳出中國，在更加一般的層面上建構有關民主界定標準的新范式。這個難題曾一度讓我陷入學術死胡同，我把自己關在閣樓上，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放下對于民主問題的思考，漫無目的地去讀各個國家的通史。最后，是歷史給了我靈感，讓我發(fā)現了“身份解放”與“機制建設”這一民主發(fā)展的一般性規(guī)律，提出民主發(fā)展道路存在“機制建設引領身份解放”的英美模式，以及“身份解放等待機制建設”的法國模式，而中國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中，走上了法國模式的道路。然而，不管怎樣，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不能否認近代以來中國人為了追求民主發(fā)展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很多青年學者會遇到發(fā)表的困難。這些年，一些高校青椒在“非升即走”的壓力下，面臨“不發(fā)表就出局”的巨大職業(yè)難題。但對我來說，似乎寫作才是更加根本的問題所在。好稿子是不愁發(fā)表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才能寫出好的稿子。因此，拋開發(fā)表困難這一客觀存在的壓力，對青年學者來說“生存困境”和“能力困境”可能才是我們“寫”出好稿子的最大壓力。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每個人都要扮演多重角色，這會使得我們疲于奔命，時間被撕得稀碎，從而消磨我們的學術銳氣，妨礙我們進行長期主義的深度思考和研究。我們的學術選拔機制、訓練機制和生產機制也還不夠健全，一些年輕人在尚未做好必要的學術準備的情況下就走上了學術職場，另有一些則缺乏真正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機會或意愿，而一些具備較好學術潛力的青年學者，則有可能被生存壓力、考核機制或者時間碎片化等問題困住手腳。因此，對大部分青年學者來說，可能最重要的是持續(xù)提高學術能力。而對那些真正有天賦的青年學者來說，一個相對寬松的學術和生存環(huán)境或許才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您覺得當下的學術氛圍是如何促進您個人的研究的？

汪仲啟：學者和學術都是時代的產兒。時代是思想之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對時代的回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fā)展的時代。今天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這為我們開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歷史契機。我個人所關注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變遷、中國政府與治理創(chuàng)新等議題，都是轉型中國特別是國家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過程無法回避的重大時代命題。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政治文明的現代化，而政治文明現代化離不開民主發(fā)展、法治建設、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所以，當下的學術氛圍對青年學人的影響，首先在于這個偉大的時代為我們設定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選題。其次，就是國家和社會各方面對于學術研究的大力支持。青年學者有更多機會申請到各類課題資助，我本人就主持了多個全過程人民民主、新興領域黨建方面的省部級以上課題。第三，開放的信息獲取和多學科交流正在重塑知識傳播與協(xié)作模式。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其實對青年學者來說更為友好。相比于前輩學人“抄卡片”的研究方式，我們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學術生產和傳播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在互聯網世界，跨地域、跨學科的學人群體幾乎隨時可以交流，我們很容易就能了解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前沿成果。當然，因為同行的成果會不舍晝夜地被推送到我們眼前，學術成果和信息的透明化既強化了我們的驅動力，也加劇了我們的焦慮感。

澎湃新聞：本市面向青年學者有不少相關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您的學術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幫助？

汪仲啟：據我了解，上海市針對青年學者出臺了諸多扶持政策，從資源供給、學術生態(tài)到職業(yè)發(fā)展形成了系統(tǒng)性的支持網絡。就我所熟悉的身邊的同行來說，就有比如上海市科委設立的揚帆計劃（32 歲以下）啟明星計劃（35 歲以下），市委宣傳部設立的“東方英才”計劃等，都為入選者提供直接經費支持；超級博士后計劃提供穩(wěn)定科研崗位及2年30萬元資助；浦江人才計劃則為海外歸國學者提供 “第一桶金”，計劃入選者可享受過渡性人才公寓；五大文庫出版資助（如《上海社科新人文庫》）為人文社科青年學者提供出版保障，要求成果聚焦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推出一批前沿性的新銳成果。我本人就是“東方英才”計劃和“社科新人”項目的受益者，入選人才計劃既緩解了我的經濟壓力，也進一步明確了我的研究計劃，可以說鎖定了一段時期內我的主要研究議題。更重要的是，在申報此類計劃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一大批學術前輩大家的無私幫助，他們對我們的項目設計和研究計劃給予了大量指導，幫助我們一步步明確了研究焦點，理清了工作思路，打開了學術視野。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此次申報“上海社科新人”的相關課題？

汪仲啟：從博士期間我就聚焦當代中國民主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到黨校以后雖一度有所中斷，但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期間提出“全過程民主”重大理念，實際上極大激發(fā)了學術界對于這一議題的研究熱情，幾年來也誕生了一大批高質量研究成果。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已有學術成果對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科學內涵、理論特征、實踐形式等展開了多維度的研究?，F有的文獻大多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或者民主政治新形態(tài)的規(guī)范性研究，即意在論證全過程人民民主在道義上、功能上并不亞于西方的自由主義票決民主，在民主類型上代表著一種新的民主類型并具有自身的獨特內涵。也有若干文獻圍繞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xié)商會議、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層治理等領域，展開對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體系的研究。但總體而言，當前關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脈絡、實踐體系和未來展望的系統(tǒng)性研究相對比較少。由于未能很好地解決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問題，相關研究實際上大體都還局限在對于政治語言和政策語言的“演繹”階段，未能真正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實踐論據。

因此，我也以此作為“社科新人”課題的聚焦方向。但是，課題設計思路幾經變遷，最初申報的題目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形態(tài)研究》。經有關專家指導后， 題目改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演進、實踐探索與未來圖景研究》，試圖系統(tǒng)梳理2019年以來學術界對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多維研究成果，意圖勾勒學術界已有研究的學術圖譜，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淵源、政策話語和實踐經驗出發(fā)，準確闡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脈絡和實踐體系，探索如何更好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從而準確描述這一重大理念的基本面貌。但是，在課題評審會上，專家們指出，“社科新人”的課題應當具有前沿性、新銳性、突破性，要通過小而精的研究提出標識性的概念和理論，而不能滿足于做四平八穩(wěn)、面面俱到的“盤點式”“綜述式”研究。

于是，我將博士論文中就已經提出，但尚未系統(tǒng)闡述的有關中國民主的一個概念提取出來，作為研究課題的核心概念，并確定了《進取型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意涵與實踐特征》這一研究題目。時至今日，歐美民主可以說已發(fā)展成為一種“消極民主”（Negative Democracy），政府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惡”，民主則被視為一種消極的、控權的政治技術，有的時候民主似乎不是為了“做成事情”，而是為了“防范權力”，極端情況下這種民主模式就會演變?yōu)楦Ｉ剿f的“否決政治”（veto）——不同的權力分支互不信任、相互掣肘。與之相對，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則可以說是“積極民主”（Positive Democracy），民主是用來干事創(chuàng)業(yè)、造福于民的。正如總書記所說，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用來解決問題的。這些年，我跟蹤研究了大量政府實踐，一個部門或一個人要“躺平”是很容易的，對一件事要說“不”可以找出一百種理由。但是，要干成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這就特別需要大家跨前一步、積極進取。在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中，這種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干事創(chuàng)業(yè)、造福于民的精神氣質，我認為就是“進取型民主”的精髓。因此，我想通過這個課題，在比較政治學的意義上，基于中國的政治實踐，把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氣質揭示出來，深入探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哲學淵源、科學內涵、政治基礎和實踐形態(tài)。

澎湃新聞：獲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稱號之后，您覺得對于您的課題研究會有哪些助益？

汪仲啟：“上海社科新人”稱號對于青年學者來說是一份很大的榮譽，同時也意味著沉甸甸的學術責任。對我來說，你就沒有任何理由去躺平或者隨波逐流，它會倒逼我繼續(xù)深耕學術、勇攀高峰，爭取不辜負這份榮譽。至于課題立項、經費支持，這些外部性的因素倒顯得次要了。  

澎湃新聞：更進一步來說，“上海社科新人”稱號的獲得，對您的學術生涯的展開會有哪些助益？您如何看待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的學術研究水平與城市軟實力之間的關系的？

汪仲啟：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水平與一座城市的軟實力之間呈現出深度互動、相互賦能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不僅體現在學術成果對城市治理和文化影響力的直接貢獻上，更通過知識創(chuàng)新、國際對話和人才培育形成了多層次的賦能機制。而上海尤其具有獨特的城市地位，這里不僅是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也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發(fā)源地，也是許多新事物的搖籃。紅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砥礪激蕩，造就了上海求真務實、兼容并蓄、大氣謙和的城市氣質。上海的哲學社會科學就是吸吮著這樣的養(yǎng)分蓬勃生長的。更不用說，上海還是“全過程民主”“人民城市”等重大理念的首提地，這些重大理念以及背后的生動實踐，直接為上海的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造力。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始終緊扣國家戰(zhàn)略與城市發(fā)展需求，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例如，依托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設立人民城市研究基地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研究基地，深入闡釋 “人民城市” 和“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新實踐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讓我們有機會站在理論前沿，為豐富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作出相應貢獻。

澎湃新聞：您覺得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對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種創(chuàng)新挑戰(zhàn)？

汪仲啟：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fā)展是大勢所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普羅大眾、各行各業(yè)都將帶來深刻的影響。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有了人工智能工具的加持，最大的變化就是速度的進化。以前缺工具，做文章慢，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但學者的主體性很強，研究工作都要靠自己親力親為，一頁一頁翻書，一筆一劃做筆記，一點一滴積累信息。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以后，學術研究不缺工具，但可能缺主體性。AI技術工具搜集信息的廣度和速度非人力所能比擬，在一般意義上來看，人工智能寫東西也比很多人又快又好。這很容易使得研究者退隱不見了，變成了人工智能工具的單純的附庸和傳聲筒，不再思考、不再寫作、提不出問題，最終變得沒有價值。人工智能技術工具長于搜集、歸納、整理、推理、計算，這些工作以前也構成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一個研究人員僅滿足于完成這些工作，那么他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另一方面，上述工作基本上還屬于對于既有材料的加工，實際上還是智能機器的內部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理性化的過程，過去人類引以為傲的超越其他動物的理性能力在人工智能面前可能變得不值一提。但人類相比于其他動物不甚突出的感官能力，跟人工智能比較起來卻可謂遙遙領先，而且看起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被超越。在長期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人類感官體系——眼耳鼻舌身意——單個來看或許都并不突出，所謂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眼神不如老鷹，鼻子不如狗。但是，在大腦的統(tǒng)一指揮和協(xié)調下，人類的感官體系可以同時發(fā)揮作用，從外到內多維度感知世界，而且不同感官之間無縫銜接，可以快速分析并作出合理反應。尤其是感知人類事物和人類世界方面，這是任何攝像頭、毫米波雷達等感官元器件所無法比擬的。即人工智能長于內部理性化的過程，而人類長于感受外部世界?；谶@樣的認識，我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應該揚長避短，充分發(fā)展人類的感官能力，更多地走出書齋，去感受世界，去開展實踐，去獲取一手資料，而更好地學會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幫助我們進行理性分析和歸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