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 | 鑒片工場 ?《南京照相館》電影海報

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fā)生后的88年，青年導演申奧以一部《南京照相館》為這段沉重歷史開辟了新的敘事維度。這部聚焦1937年南京淪陷期普通市民命運的戰(zhàn)爭劇情片，通過“吉祥照相館”這一微觀空間，將鏡頭對準一群原本只求茍活的平民如何在日軍暴行面前完成從“求生”到“覺醒”的蛻變。影片以日軍“親善照”的拍攝與罪證底片的偷藏為主線，在顯影液的化學作用與人性的道德掙扎中，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真相的影像重構。

該片創(chuàng)作基底建立在嚴謹?shù)氖妨峡甲C之上。導演申奧在訪談中強調，劇組花費三年時間研究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影像文獻，特別是《不許可寫真集》中日軍私自拍攝的暴行照片，以及約翰·馬吉等國際人士的影像記錄。這種對歷史真實的執(zhí)著追求，使得影片在虛構敘事中始終保持著與史實的緊密對話。其獨特的“小切口”敘事，下文筆者將從劇情真實性的歷史錨定、觀點沖突性的人性博弈、觀眾普遍性的情感共鳴三個維度，結合導演創(chuàng)作手法與演員表現(xiàn)，系統(tǒng)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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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照”的歷史騙局與影像反擊

《南京照相館》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敘事支點，在于揭露日軍“親善宣傳”的虛偽本質。歷史記載顯示，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日軍為掩蓋屠城真相，專門組織攝影隊拍攝“日軍與南京市民友好相處”的虛假影像，包括施舍糧食、分發(fā)玩具、醫(yī)療救助等場景。這些照片被制作成宣傳冊在國際上散布，企圖扭轉輿論對其戰(zhàn)爭罪行的譴責。影片通過毓秀等平民被迫參與擺拍的情節(jié)，將這一歷史細節(jié)具象化。鏡頭前，她強顏歡笑接過日軍士兵遞來的糖果；鏡頭外，刺刀正抵在她家人的后心。這種“臺前溫情脈脈，臺后血腥暴力”的強烈反差，在預告片里通過交叉剪輯形成震撼效果，左側是“親善照”拍攝現(xiàn)場的虛假笑容，右側是同步發(fā)生的街頭槍殺。

更具歷史張力的是影片對“影像反擊”的藝術再現(xiàn)。1938年1月，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羅瑾曾真實經(jīng)歷類似劇情，當日軍少尉送來兩卷記錄屠殺場景的120“櫻花”膠卷時，他冒險多洗16張照片，藏于毗盧寺附近廁所的墻縫中。這一“用膠片當武器”的平民抵抗行為，被編劇許淥洋轉化為阿昌的“雙重曝光”技巧，在日軍要求沖洗的“親善照”底片上，二次曝光暴行畫面，使罪證在顯影過程中自然浮現(xiàn)。這種處理既保留了歷史原型的核心精神，又通過電影語言強化了戲劇沖突，正如導演申奧所言：“我們要讓觀眾看見，每個暗房都是戰(zhàn)場，每臺相機都是武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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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略的視覺敘事

影片超越了傳統(tǒng)戰(zhàn)爭片對軍事暴行的聚焦，首次將鏡頭對準日軍的“文化掠奪”策略。歷史學者孫宅巍在《南京大屠殺研究》中指出，日軍在南京實施的是“物質-文化”雙重滅絕政策，僅1938年1月就有超過3000箱文物被制式化打包運回日本?！赌暇┱障囵^》通過三組平行蒙太奇鏡頭呈現(xiàn)這一維度：日軍軍官小心翼翼擦拭宋代瓷器的特寫，與平民被隨意槍殺的全景交叉剪輯；古籍被分類裝箱的工整畫面，對比城墻被炸塌的廢墟場景；“東亞共榮”的宣傳標語，覆蓋在被焚毀的夫子廟牌匾之上。這種視覺對位不僅揭露了侵略者“文明外衣”下的野蠻本質，更暗示了文化滅絕比肉體屠殺更陰險的危害性。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對歷史細節(jié)的考證精確到道具層面。照相館內懸掛的《良友》畫報、墻上的月份牌女郎、老金（王驍 飾）使用的德國產(chǎn)“蔡司”相機，均符合1930年代南京中等商戶的典型配置。這種對物質文化史的尊重，使得虛構劇情獲得了堅實的歷史質感。申奧與編劇團隊并未將角色塑造為非黑即白的道德符號，而是通過七個平民在照相館內的封閉空間中，展現(xiàn)了人性在生存壓力下的復雜光譜。這種對“灰色地帶”的直面，構成了影片最具思想鋒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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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昊然，從“精致利己”到“覺醒平民”的表演蛻變

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打破了他以往在《唐人街探案》系列中的“少年天才”銀幕形象，塑造了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普通人”樣本。角色初期的“精致利己主義”通過身體語言精確傳遞，躲進照相館時環(huán)抱膝蓋的防御姿態(tài)，偷藏干糧時眼珠的快速轉動，面對日軍時下意識的諂媚微笑。這些細節(jié)構建了一個在亂世中只求保全自身的小人物畫像，與傳統(tǒng)戰(zhàn)爭片中的英雄敘事形成鮮明對比。

角色的轉變發(fā)生在暗房顯影的關鍵場景。當阿昌首次看到同胞被砍頭的底片時，劉昊然通過“瞳孔震顫-呼吸停滯-手指蜷縮”的生理反應鏈，展現(xiàn)了良知對本能恐懼的壓制。特別是他在顯影液中顫抖的雙手，既想扔掉底片保命，又無法直視暴行的矛盾心理。這種轉變并非突然的道德升華，而是通過三次沖洗底片的遞進式設計完成：第一次被動參與，第二次猶豫偷藏，第三次主動冒險，最終在排水管前用身體護住罪證的犧牲，實現(xiàn)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艱難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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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葉，職業(yè)夢想與歷史創(chuàng)傷的破碎與重生

高葉飾演的龍?zhí)籽輪T毓秀，代表了戰(zhàn)爭中被摧毀的“平凡夢想”。這個總對著小鏡子練習微笑的年輕女性，將“成為胡蝶那樣的電影明星”作為人生目標，卻在日軍的槍口下被迫扮演“親善照”中的道具人。高葉通過聲音控制與微表情的精細處理，構建了角色的三重心理維度，談及夢想時聲線的輕盈上揚與瞳孔的明亮光芒；面對日軍時面部肌肉的僵硬抽搐；目睹屠殺后聲帶振動的顆粒感變化。特別是她與王傳君的對手戲中，當翻譯王廣海勸她“別惹事”時，高葉用“直視對方顫抖的雙手-緩慢搖頭-嘴角牽動”的沉默表演，傳遞出“清醒的絕望”，這種“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卻始終不落下”的克制，比嚎啕大哭更具情感穿透力。

毓秀隨身攜帶的褶皺戲服成為重要的象征道具。高葉設計了“撫摸布料時的溫柔搓捻”與“遇險時的死死攥緊”兩種道具互動方式，前者代表對藝術夢想的執(zhí)念，后者則轉化為保護罪證的決心。當她最終用戲服包裹底片傳遞出去時，這件充滿個人夢想的物品便升華為承載民族記憶的容器，完成了從“小我夢想”到“集體記憶”的意義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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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君，“合作者困境”中的道德?lián)u擺

王傳君塑造的翻譯官王廣海，是影片中最具倫理爭議的角色。這個精通日語的知識分子，為換取生存特權而為日軍服務，卻又在暗中給照相館送藥、傳遞消息。王傳君通過“分裂式”表演呈現(xiàn)這種矛盾，對日軍軍官時弓腰諂笑、日語發(fā)音的刻意諂媚，獨處時用燒酒猛灌自己的痛苦，以及目睹同胞被帶走時眼球的快速躲閃。這種“半睡半醒”的生存狀態(tài)，精準捕捉了歷史學家所稱的“合作者困境”。在極端環(huán)境下，道德選擇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害人和害己”之間的殘酷權衡。

角色的高潮戲出現(xiàn)在日軍搜查處決前夜。當王廣海將通行證塞給阿昌時，王傳君用“臺詞中斷-喉結滾動-不敢直視”的表演細節(jié)，展現(xiàn)了背叛身份的內心掙扎。這種處理避免了對“漢奸”角色的簡單化批判，而是引導觀眾思考，在生存與良知的天平上，普通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道德壓力？正如申奧所言：“王廣海不是反派，他是戰(zhàn)爭絞肉機里的另一種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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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創(chuàng)傷”的美學建構

與《金陵十三釵》的宏大戰(zhàn)爭場面不同，《南京照相館》90%的場景集中在100平米的照相館內。攝影指導曹郁采用“暗房紅光”作為視覺主調，當顯影液流過底片，暴行畫面在紅色光暈中逐漸浮現(xiàn)，這種“限制性視角”比全景式展現(xiàn)更具心理沖擊力。當阿昌顫抖著舉起底片，銀幕上的血漬仿佛滴到了我臉上。這種“近距離創(chuàng)傷”打破了歷史與當下的時空隔閡，使1937年的苦難獲得了情感上的即時性。

影片對聲音設計的匠心處理同樣增強了沉浸感。音效師富康采用“三層聲場”架構，表層是日軍皮靴聲、相機快門聲等環(huán)境音；中層為角色壓抑的呼吸與心跳；深層則是若隱若現(xiàn)的秦淮河畫舫音樂，暗示被摧毀的和平生活。這種聲音層次在“親善照”拍攝場景中形成強烈反差，攝影機快門的機械聲與背景里的零星槍聲重疊，虛偽的歡笑聲下是角色緊張的心跳聲，讓年輕觀眾在感官層面直觀體會“平靜表象下的恐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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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破圈“效應與歷史教育的影像實踐

影片的市場號召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主演陣容的“破圈”表演，劉昊然的“少年感撕碎”、高葉的“大嫂反差萌”、王傳君的“演技神經(jīng)質”等等。當看到電影里日軍打包文物的場景，突然想起博物館里那尊'昭和十二年十二月 南京'字樣的陶罐，原來歷史書上的'文化掠奪'四個字，背后是這樣具體的罪惡。這種將銀幕敘事與實物史料結合的教育方式，使抽象的歷史概念獲得了情感溫度。

影片中“普通人保存罪證”的情節(jié)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在否認歷史的聲音仍存的今天，《南京照相館》告訴年輕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歷史的守護者?！睋?jù)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已計劃將影片相關片段納入常設展覽，作為“當代人如何記憶南京大屠殺”的鮮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