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69年，這是大宋熙寧二年，大遼咸雍五年。

這一年二月，宋神宗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這標志著王安石變法正式開始。

王安石是上一年被調入開封的，當時因為資歷太淺，不能直接當宰相，所以在翰林學士的職位上待了一年。不要小看翰林學士，表面上只是皇帝的貼身秘書，但是因為能夠經常和皇帝當面討論問題，所以很容易加深和皇帝之間的了解和信任。信任到什么程度？有人指責當時的宰相曾公亮，說你怎么不糾正王安石的錯誤??？曾公亮把手一攤：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個人的似的，你叫我怎么糾正？

到了這一年，王安石又進一步，成了參知政事副宰相了。如果只論官職，他的前面還有宰相三個人，老資格的富弼、剛剛說的曾公亮和年輕的新提上來的陳升之。陳升之即使號稱年輕，那也比王安石大十歲。其他還有參知政事、樞密使一大堆，文彥博、呂公弼、趙抃、韓絳、唐介，熙寧二年的執(zhí)政班子一共九個人，其中數(shù)王安石資歷最淺。

你可能會說，王安石排名這么靠后，權力不夠大啊，怎么主持變法？

雖說當年慶歷新政的時候，范仲淹也是以參知政事的身份搞改革，但神宗對王安石的支持力度更大，他專門為王安石成立了一個新機構，名字有點長，叫“制置三司條例司”。

解釋一下這個名字：宋朝的宰相是不管財政的。管財政的部門叫三司，獨立對皇帝匯報。丁謂、張方平、包拯，都是主管三司的官員。為王安石這個參知政事副宰相設立一個和三司有關的機構，這是讓宰相可以碰財政，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制度突破?！爸浦脳l例司”逐字翻譯過來就是，制定和財政有關的新規(guī)章的部門?，F(xiàn)在你明白了，“制置三司條例司”，是宋神宗為王安石量身定制的一個新機構，要為馬上發(fā)動的改革做制度設計。

看出來王安石在此刻大宋政局里的獨特地位了吧？你就想，一家現(xiàn)在的公司，董事長突擊提拔了一個排名最末的副總，而且為這位副總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規(guī)劃公司的戰(zhàn)略轉型和新品研發(fā)，并直接向董事長匯報。那么請問，這個副總和公司現(xiàn)在名義上的總經理，誰的權力更大？答案不言自明啊。

后來也有人反對這個新機構，說太破壞制度了。神宗皇帝想著，要不就把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功能并給宰相得了？王安石說，那哪兒行？現(xiàn)在這樣多好？我們商量事兒比較容易，干事兒也比較有效率。如果放回到宰相班子里，那我什么還得跟其他幾個人商量，商量完了還得起草文件，文件搞完了還得幾個人都看，執(zhí)行任何事兒也得幾個人都同意，那效率太低了。

從這個細節(jié)你就知道：因為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存在，王安石的地位有多特殊？權力有多大？可以說甚至超越了正常的宰相。

但這還沒有完，制置三司條例司只是一個策劃部門，它只能制訂政策，不能執(zhí)行政策，用今天的話說，叫這個機構“下面沒有腿”。到了這一年的9月，神宗就又為它設立了一個執(zhí)行機構，叫“提舉常平司”，在各個地方上都有分支。這就厲害了：王安石居中策劃，制置三司條例司負責制訂政策細節(jié)，報神宗批準，發(fā)到各地的提舉常平司執(zhí)行，這就在原來的行政系統(tǒng)之外，又新建了一套系統(tǒng)，王安石的權力進一步擴張。

而且，制置三司條例司基本上用的是一些王安石欣賞的年輕人，像呂惠卿、章惇、曾布等等。蘇轍也曾經短期加入過。他們的日常工作狀態(tài)什么樣呢？蘇轍后來有一個回憶，說王安石把我還有呂惠卿幾個人召到自己家里，邊吃邊聊，席間拿出了一卷書，說，這就是青苗法，你們幾個看，有疑問的地方就提出來，我們討論，但是不要讓外人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下這些年輕人的狀態(tài)：突然被委以重任，突然有了個小群體，突然有了共同的小秘密，突然覺得自己有幸參與這么重大的事件，那當然很容易就能從胸中燃起一股沖天的豪氣。

但是，被排斥在這個系統(tǒng)之外的人呢？其他官員的感受那可太糟糕了。蘇軾在今年12月就上了一份奏疏描述這種感覺，說你們制置三司條例司，里面六七個年輕人沒日沒夜、點燈熬油地在里面鼓搗方案，然后就看見四十幾個使者奔赴全國去執(zhí)行。你們搞的聲勢越大，老百姓就越覺得奇怪，你們想的辦法越新奇，其他官員就越困惑。對啊，你們那個屋子的門關得緊緊的，我們明知道里面討論的事都很重要，但我們只能在趴著窗戶往里面張望，是不是很難受？

從這一刻開始，中國歷史上名氣最大、影響最深遠、評價最兩極分化的一場改革，王安石變法，就在這種有人興奮、有人疑惑的氛圍中轟隆隆地開始了。

為什么變法？

對王安石變法，我們這一代中國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呢，中學歷史都學過，而且我們這代中國人，生活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所以，我們對于“王安石變法”有天然的認同感、親近感。尤其是那幾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對王安石變法精神的總結，這砸爛一切鎖鏈的大無畏精神，聽起來多帶勁！

要說陌生呢，對于“王安石變法”的理解，我們又有很多誤區(qū)。

比如，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嗎？是。但你可能沒意識到的是，從南宋開始，王安石的歷史形象就漸漸“黑化”了，不僅變法被徹底否定，跟著他搞變法的幾個人，像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甚至被列入了《宋史·奸臣傳》。至于王安石本人，后世的主流士大夫，像朱熹、馬端臨、李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龔自珍，都對他持負面看法。他的這個形象從南宋一直持續(xù)到元、明、清。直到清朝末年，梁啟超他們因為也要搞改革，才開始有人說王安石的好話。

還有一個常見的誤區(qū)：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嗎？是的，很多人都知道，宋神宗一死，司馬光上臺之后，馬上就廢除了所有的新法。但是，如果你去細看后來歷史的細節(jié)，很多新法措施，像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都在以各種變形的方式被使用。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一條路只要往前探了一點，就不會消失了，不管對這條路的評價如何，也不管先前的成敗如何，總會有后人繼續(xù)試著往前走。為啥？道理很簡單，人類社會面對的挑戰(zhàn)，差不多就那些，身在挑戰(zhàn)中的人，什么方法都會試試，先前有人走過的路都是寶貴的精神資源。王安石他們探索出來的方法，其實都后繼有人，所以談何失敗？

還有一點，王安石變法是因為無效才被廢除的嗎？恰恰相反，非常有效。

變法的目的，無非是兩條：富國和強兵。在富國方面，因為變法，國家財政狀況那是立竿見影地好轉了。我就給你看一條證據(jù)，王安石變法結束后，元祐初年的戶部尚書就說，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沒錢了，而是因為各種新法，國家積累起來的錢太多了，有五千多萬貫呢，得趕緊用起來，不然資源閑置就太浪費了。那強兵呢？就在這熙寧年間，發(fā)生了“熙河開邊”，宋朝收復了河湟之地。這是什么地方？簡單說，就是今天從陜西寶雞到青海西寧之間，黃河上游，青藏高原邊緣的這一大片地方。從此，宋朝對西夏形成了一個半包圍的局面。這可能是澶淵之盟以來，宋朝最重大的一次軍事勝利。沒有強大的財政后盾，可能嗎？沒有軍隊戰(zhàn)斗力的實質性提升，做得到嗎？

說到這兒，我估計你就糊涂了。這變法不是挺成功的嗎？那些變法的反對派，司馬光、蘇軾、文彥博，還有韓琦、富弼、歐陽修，這些人在玩命反對什么呢？

是的，這才是王安石變法真正有趣的地方。

拿治病打個比方吧：王安石這個大夫面對大宋朝這個病人，診斷沒錯，下手術刀的部位也沒錯，甚至這個病本身也確實有起色，但是，產生的副作用太大了，最后病人家屬一商量，算了，不得不中斷了治療。當然，正因為它部分有效，所以很多治療手段，后來又不斷被重啟。這是后話。

大宋朝有什么病？窮病啊。怎么治？搞錢啊。如果你看過《文明之旅》1043年講慶歷新政那期，就會知道，一次自上而下的變革，一定要揪住財政問題這個抓手。只有錢，才是一場大型改革的儀表盤和進度條，大家看著財政狀況的改善，才能逐漸凝聚上上下下的共識，平息方方面面的疑問，改革才能往前推進。在這一點上，王安石看得極準。但是，關于怎么改善財政？怎么搞錢？王安石提出了一套非常創(chuàng)新的思路。

那是上一年的八月份，宋神宗召集翰林學士討論一個問題：國家祭祀大典之后，按慣例給大臣們的賞賜，能不能少給點？神宗皇帝也真是不容易，一上臺就當著一個窮家，連這種慣例性的賞賜，也得想想要不要省。這本來是一次很普通的討論，但是沒想到擦出了一朵巨大的火花。王安石第一次言簡意賅地闡述了后來變法的核心思路。

但這個思路太讓人震驚了，以至于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這場爭吵很有名，因為發(fā)生在皇宮中的延和殿，所以被稱為“延和論辯”。

剛開始是就事論事。司馬光說，既然國家財政不寬裕，大臣們也覺得不該再接受這種賞賜，省了就省了吧。這是儒家士大夫考慮這類問題的基本思路，皇帝帶頭節(jié)儉過日子，總是好的。

沒想到王安石不同意，他說，給大臣的這些賞賜才幾個錢？省這點小錢，會傷了朝廷的體面。這就有點不按常理出牌了，王安石又接了一句，“別老是張口閉口老是說國家沒錢，這不是當前的重點。”

此言一出，司馬光就困惑了：從真宗末期開始，財政問題就越來越嚴重，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你怎么能說這不是重點呢？

王安石說，國家這么大，怎么會沒有錢？之所以覺得財政困難，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shù)娜?。沒錯，“善理財之人”是王安石的原話，你是不是聽著挺親切？

司馬光一聽就明白了，你說的善于理財?shù)娜耍f白了，不就是能到民間搜刮的人嗎？把老百姓兜里的錢都掏出來讓朝廷花，老百姓窮困潦倒、流離失所，甚至造反，這對國家有什么好處？

好，這場辯論聽到這里，我們按一下暫停鍵。

司馬光其實指出了一個當時的千年難題。自古國家財政出了問題，通常只有兩條出路：要么皇上省著點花，要么老百姓多出點血。當然，讓老百姓出血有很多方法，不見得是直眉瞪眼地收稅。比如，漢武帝的時候，桑弘羊他們就搞出來鹽鐵專賣這樣的制度。稅雖然明面上沒有加，但是老百姓要吃鹽，要用鐵器，不好意思，只能買價格又貴、質量又差的國營產品。這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盤剝民間。

這樣做當然有代價，但是沒有辦法。漢代的鹽鐵會議上，有人指責這套辦法殘害百姓，桑弘羊就連珠炮地問了一組問題，如果不這么干，戰(zhàn)爭的開支從哪里出？國家的財政收入從哪里得？這被稱為叫“桑弘羊之問”。言下之意：你們說的什么仁義，什么民間疾苦，我懂啊，但是嘰嘰歪歪地反對沒有用啊，干事就得花錢，總得有一個建設性的辦法啊。除了搞這種國營政策，還能有什么好辦法？

自從“桑弘羊之問”被提出來，到現(xiàn)在的宋朝，一千多年了，也沒人回答得了這個問題。帝制國家的財政，還是在要么皇帝省著花，要么花樣翻新地盤剝百姓之間打轉轉。司馬光在延和殿上，也是拿這話逼問王安石，你這有什么新鮮的？不過就是想走桑弘羊的老路？

好，我們回到延和殿會議，繼續(xù)聽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接下來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桑弘羊那樣的，都不是善于理財?shù)娜恕Ｉ朴诶碡數(shù)娜?，不用給老百姓加負擔，但是照樣可以解決國家財政問題。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王安石說，自古以來的那個兩難，我有辦法，我能走出第三條道路。

司馬光說，哈哈，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這個世上的財富，總數(shù)是定的，就這么多，不在民間就在公家。你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是憑空變出來的財富嗎？這話符合那個時代的人的樸素常識，對啊，就像一家人過日子，大家都省著點花，日子就好過，老爺子非要一天喝一頓大酒，錢哪兒來？肯定是全家人勒緊褲腰帶省出來的啊。你說的理財，都是騙人的鬼話，錢能是大風刮來的嗎？

延和殿論辯，最核心的就是這幾句對話。電光石火之間，在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劃出來一道思想鴻溝，也提出來了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天下的財富到底是恒定的還是可以增長的？通過理財，也就是資源配置，有沒有可能憑空增加出財富？這個問題好深刻。

我們現(xiàn)代人看見這個問題，就會心一笑了：司馬光啊司馬光，你說的當然對，但那只是你那個時代的真理。你要是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就會知道：王安石說的其實也有道理，財富的總量不是恒定的，確實是可以增長的。

這個道理，人類什么時候才懂的？工業(yè)革命之后。我們通常把工業(yè)革命的起點算作是1776年，為什么？因為在那一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同樣是在那一年，亞當·斯密還出版了《國富論》。這是現(xiàn)代社會來臨的兩個標志性事件。

《國富論》這本書第一頁就講到了一個做針的工廠：一個工人讓他自己獨立去做針，一天時間，恐怕也造不出來一枚針。但是，如果要進行分工合作，把做針分成18個工序，有的人抽鐵絲，有的人拉直，有的人截斷，有的人削尖，有的人裝針頭，有的人包裝，那10個人一天就能造出48000枚針，相當于人均能做出來4800個。天哪，4800倍，這是什么級別的效率增長？而且請注意，這里面可還沒有加上什么新技術，就只是在分工上做了一點優(yōu)化，就有這么巨量的效率增長。

你看，很多人對工業(yè)革命其實是有誤解的，以為有蒸汽機才有工業(yè)革命。不，蒸汽機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比新技術更重要的，其實是人類找到了一種更高效的生產方式——分工合作。

所以，王安石也并不是在吹牛。從理論上說，世間確實是有很多方法，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只通過調整資源配置的方式，也就是王安石說的“理財”，形成新的分工合作的社會結構，也可以讓天下的財富發(fā)生增長。這不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嗎？

所以，我們今天看王安石變法，不用陷入那種對錯功過的爭論。王安石和司馬光，按照不同的時代標準，都有對的地方。

我們感興趣的是：為什么明明是一條可以通的路，但王安石為什么最終還是沒能走得下去？

換句話說，我們所在的現(xiàn)代社會和王安石、司馬光的宋朝，中間到底有什么跨不過去的鴻溝？

青苗法悖論

這是我們第一次聊王安石變法，今天我們就看一個很小的切口：青苗法為什么搞不下去？

從設計上說，青苗法真的很精妙。

下面我請你代入一下王安石：你現(xiàn)在要為朝廷搞錢，但你又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條件，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負擔，那么請你放眼天下，舉目四望，上哪兒找這種錢呢？是不是有點茫然？

王安石不愧有長期的基層工作經驗，他知道民間有一種錢，是可以毫不客氣地拿過來的，那就是農民找地主老財們借的高利貸的利息。當時的民間高利貸一般是7分利，你年頭借我100，我年底要還你170塊，甚至更高。這么高的利息為什么還要借呢？農民也是沒辦法，存糧吃完了，新糧食還沒下來，這叫“青黃不接”，不借錢難道等著餓死嗎？

王安石說，那好，我政府出錢借給老百姓好了，借不借，自愿，政府只收40%的利息。一方面，這減輕了農民的利息負擔，40%今天看是很高，但在當時，畢竟還是比民間借貸的7分利要低很多。另一方面，政府手里的資本，一年居然有了四成的利息收益，這不就是很好的理財嗎？

你如果非要問這筆錢的實質，那就是劫富濟貧：政府擠進金融市場，搶了地主老財?shù)母呃J生意，既給老百姓創(chuàng)造了實惠，也順便把富人掙的黑心錢拿過來花花。多好？有毛病嗎？沒毛病。

但為什么后來青苗法引起了那么大的爭議呢？因為這個設計思想的很多部分在實踐中都變形了，比如，自愿后來變成了攤派，4分的利息變成了政府有理沒理都要確保40%的收益，想照顧貧民的政策反而害了貧民，想劫富濟貧卻成了找老百姓多收了一筆重稅。等等等等。那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形呢？這個解釋的角度很多，我今天提供一個現(xiàn)代經濟學上的解釋，你聽聽有沒有道理。

我們來看青苗法設計的起點：民間高利貸的7分利，太高了，所以有把這個利息降下來的空間。那么請問，真的有這個空間嗎？這就牽涉到對利息這個現(xiàn)象的認識了。

在傳統(tǒng)社會，不管是中國、西方還是中東，對利息的看法都非常負面。我要是生活在傳統(tǒng)社會，我也會這么想。我是個窮人，遇到難處才去借錢嘛，那我就是個需要幫助的人，你借錢給我，居然要收利息，在感受上，這不僅沒有幫助我，還在利用我的困難趁火打劫。所以，在傳統(tǒng)社會，在道德上，所有的人類文明都反感收利息。

直到現(xiàn)代社會，有了現(xiàn)代利息理論，具體說，就是到了費雪在1930年出版了這本《利息理論》，很多問題才說清楚了。那在現(xiàn)代金融學看來，什么是利息？這來自于人性的“不愿意等待”，這本書里的翻譯是“不耐”。一個蘋果，人類總是傾向于今天吃掉，如果你說，今天這個蘋果讓給你吃，我明天再吃，那我就覺得受了損失，你得補償我。這個補償就是“利息”。所以，利息不僅是貨幣現(xiàn)象，沒有貨幣之前，這個人類的心態(tài)早就存在了。

對啊，那什么決定利息的水平？簡單說，就是未來的風險，這是未來客觀存在的東西。

記得2005年的時候，我在《經濟觀察報》的專欄里，看到薛兆豐老師寫的一組專欄，給我開了特別大的一個腦洞。那個時候，美聯(lián)儲的主席是格林斯潘，很多人都在討論格林斯潘制定的利率是高了還是低了，甚至有人通過格林斯潘上班時候帶的公文包的厚薄去判斷他今天要做什么樣的利率決策。所以，那個時候格林斯潘號稱是美國的經濟沙皇，權力大得沒邊。但是薛兆豐老師說，不對，格林斯潘根本沒有這個權力。

利率是整個社會把各種各樣的因素，比如風險、通脹、國際局勢、交易費用加總在一起形成的一個匯總指標。格林斯潘在干什么？他不過是跟在市場屁股后面亦步亦趨，絞盡腦汁地去識別這個利率到底是多少，然后把它匯報出來。如果他判斷錯了，他和他的美聯(lián)儲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個道理你轉念一想，其實很容易懂。今天的一個企業(yè)家，為一款新產品定價，這是啥權力嗎？當然不是。這個產品能賣出的價格其實已經命中注定了，這是市場環(huán)境綜合決定的。企業(yè)家的任務是把這個價格發(fā)現(xiàn)出來。如果定錯了，甭管是定高了還是定低了，企業(yè)都是要付代價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來看青苗法的起點，當時宋朝民間借貸的普遍利率水平是7分利，高嗎？當然很高。但別忘了，這就是當時市場定出來的利率水平。它不是地主老財黑心的結果，它是有合理性的。

其實這也不是宋代，在世界各地的傳統(tǒng)社會，利率都很高，民間借貸的年化利率通常都高于5分。為啥？答案就寫在題目里：那是“傳統(tǒng)社會”啊。

我簡單說幾個因素，你感受一下：首先是違約率太高。那時候農民除了種地，也沒有其他收入，一旦遇到災荒，很容易違約的。所以，借錢的人自然就要提高利率，好對沖風險。還有，如果是窮人借錢，數(shù)額都很小，但是每一筆的審核和催收的成本是差不多的。你要是銀行家，你也不愿意跟這樣的客戶做生意。如果非要借，那就只好提高利息，好覆蓋成本。再來，傳統(tǒng)社會的信用機制不健全，借錢很少有抵押物，即使有抵押物，估值也很模糊，這又進一步推高了利率。等等。

反過來一想就更容易明白了?，F(xiàn)代社會的利率為什么那么低？是現(xiàn)代的銀行家比古時候的地主老財更善良？不會吧？答案也很簡單，就在題目里，因為是“現(xiàn)代社會”啊?，F(xiàn)在銀行借一筆錢給我，對我的了解甚至超過我自己。那背后是多么龐大的一套網絡?。何业氖杖胧窃趺磥淼模糠€(wěn)定嗎？我的社會關系是怎么樣的？我的抵押物到底值多少錢？我要是當了老賴，有多少種辦法制約我？等等。這都是長期發(fā)育才能有的社會基礎設施。銀行今天能用年化個位數(shù)的利率借錢給我，是因為現(xiàn)代社會的金融風險遠低于傳統(tǒng)社會。

所以，王安石觀察到的，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的7分利的高利貸，其實并不高。好了，有了“青苗法”，政府出手了，說，大家自愿來，我們這里只要4分利。結果是什么？結果就是你膽敢用遠低于市場實際水平的利率把錢借出去，就肯定會賠錢。

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個角色，就是大宋朝這個時候的一個地方官，現(xiàn)在接到朝廷的命令，要搞青苗法了：給你一筆錢，你把它貸出去，明年，你要負責收回本金和年化40%的利息。請問你會怎么做？

我抱著錢跑到衙門口，看一眼門外的百姓，再看一眼懷里的錢，我腿就軟了。不敢貸、不敢貸。

首先，普通老百姓，我太了解了，良民當然是主流，但是最敢跑到我這里借錢的，沒準就是地痞流氓賭徒酒鬼，錢拿走就沒了。還明年還錢？我明年上哪兒找他們去？

你說，那你貸給良民啊。是。但是甄別誰是良民，你說是官府更擅長，還是鄉(xiāng)下的那些地主老財更擅長？本鄉(xiāng)本土、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兒的，他們都要收七分利才敢放款，我這只有四分利，我敢放？那么高的違約率，我拿什么來對沖風險？

從這個角度上說，其實民間借貸的利率其實反而是更低的。為啥？因為靈活啊。

蘇轍就講過，看著民間高利貸利息高，但其實因為有人情在當中做潤滑，其實沒有那么殘酷。如果今年還不上，那就明年還；如果沒有糧食來還，那就可以用干草，或者抓只雞，牽條狗，趕頭豬，都可以還債。沒有限定死的日期，也沒有出納手續(xù)費。用現(xiàn)在的經濟術語來說，就是交易費用低嘛。

但是如果是官府，就麻煩了。我是個地方官，要對朝廷給我的這筆錢負責的。你借了我的錢，今年還不上？不好意思，國法俱在，不怕挨打嗎？給我一只雞一頭豬，不好意思，老爺我沒地方養(yǎng)，我只要現(xiàn)錢。所以，官府的錢，交易成本更高，真實利率應該更高才對，

但是現(xiàn)在只能收年化4分的利率，怎么辦？我要是地方官，款又不敢放出去，但是朝廷又希望看到青苗法的成果，那好辦了，不就是錢要出去，利息要回來嗎？那我只能找富戶去攤派。李地主、王地主，朝廷要搞青苗法，我手里這點錢反正要增值4成，你們有錢，受累把這錢給出了吧？如果是更懶一點的地方官，連李地主王地主都懶得找，干脆攤進稅收里面，老百姓一家出點血，這不更簡單嗎？

你可能會說，哎，不對啊，說好了自愿的啊。

這事怎么說呢？你有沒有聽過這類新聞：“員工自愿降低工資”？對于大權在手的官僚來說，讓百姓承認是自愿的，不是什么難事吧？韓琦在反對青苗法的時候，說過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如果朝廷非要推行青苗法，對地方官進行數(shù)字考核，那他們當然就有本事把強迫變成自愿。

說到這兒，我們的結論就出來了：青苗法搞不下去，當然有后來執(zhí)行中的偏差，但問題的根子恰恰在它的設計原理。第一，七分利的高利貸，這種市場自然形成的利率，真的有壓低的空間嗎？這個空間真的能變成朝廷收入嗎？第二，官府自己干銀行，如果不能賺錢，反而要賠錢，那么賠的這部分錢最終會由誰來買單？

看懂了這兩問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青苗法設計精妙、初衷良善，為什么最后還是變成了簡單粗暴的百姓稅負。

兩種社會

今天我們是通過青苗法這個很小的切口，來觀察王安石變法。

在王安石變法中，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撕裂：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吵、政策設計和實際執(zhí)行之間的矛盾、對王安石這個人的兩極評價等等，但是我們今天試圖讓你看到的，則是一個更驚心動魄的裂痕，那就是傳統(tǒng)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之間的那條鴻溝。

經常有人說，王安石的金融思想那么先進，應該是從現(xiàn)代社會穿越回宋朝的。但是我要說，如果王安石真的是穿越回去的，那他就是一個不合格的現(xiàn)代人，因為他既嚴重低估了現(xiàn)代社會，也嚴重低估了傳統(tǒng)社會。

我們今天舉目四望，看到的隨便一個簡單行動，需要的社會條件都可能是驚人的。就像今天的銀行發(fā)放一筆貸款，背后是公民身份管理、稅務系統(tǒng)、社保體系、資產評估、法律法規(guī)、大數(shù)據(jù)、AI風控，這一大堆基礎設施。宋代有這些嗎？沒有。那你一個穿越者怎么就敢學現(xiàn)代銀行，低息放款呢？

為什么說他也嚴重低估了傳統(tǒng)社會呢？

傳統(tǒng)社會能運行，其實它也有自己的解決方案。比如，他們也有一個簡易版本的金融征信系統(tǒng)。什么?。烤褪鞘烊税?。一個地主老財，他知道村子里誰家里殷實誰家窮，知道誰在辛勤工作，誰在游手好閑。甚至像不要臉的黃世仁，他還知道楊白勞家有個好看的大閨女。憑這些信息，地主老財就能判斷，可以把錢借給誰，收多少利息合適，以及收不上來該怎么辦？這是當年唯一可靠的貸款征信系統(tǒng)。

而王安石他們，沒有看到這個沉默的征信系統(tǒng)，以為可以靠官府介入，就能把黑心富人們多收的高利貸利率半路截流下來，然后變成朝廷的收入。

王安石確實博學、聰明、活躍、有創(chuàng)造力。但是，觀察社會現(xiàn)實，有的時候反而需要一種質樸的精神。比如司馬光。在關于青苗法的爭論中，司馬光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角度。他說，富人和窮人，雖然有貧富差距，可是富人對窮人可是一點權力都沒有的哈，他們尚且都能靠借點錢給窮人，把窮人逼得苦不堪言。現(xiàn)在青苗法呢？借錢給窮人的可是官府啊。天哪，那是有合法暴力手段的官府啊，他們能把老百姓逼成什么樣？后果肯定更嚴重啊，窮人肯定更慘啊。哈哈，你不覺得這真是一個質樸到極點的視角嗎？一句話戳破無數(shù)障眼法，直抵血淋淋的現(xiàn)實。

一個用土地資源、人身依附關系、基于暴力的權力系統(tǒng)構建起來的傳統(tǒng)社會，就這樣啊。

很多人寫穿越爽文，以為把一些東西，一臺蒸汽機、一把槍、一個公式，從現(xiàn)代社會搬運回古代，然后就能點鐵成金，奇跡乍現(xiàn)，傳統(tǒng)社會就能飛速進化成現(xiàn)代社會。其實這很難。

直到19世紀，當時工業(yè)革命已經如火如荼了，一個英國牧師還是提出了一套很悲觀的觀點，他說，人口增長不可持續(xù)啊，土地的總量是有限的，養(yǎng)活的人口越多，那每個人平均下來就越窮，最后就會導致饑荒、戰(zhàn)爭。等到饑荒戰(zhàn)爭把人口消滅掉之后，人均財富又多了起來，于是大家又開始使勁生孩子。哎，可悲的人類啊，就死死地卡在這個怪圈里，往復循環(huán)，無法擺脫。這個牧師的名字叫馬爾薩斯，他提出的這個命題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

但是馬爾薩斯說錯了。他是1834年去世的，在他身后，現(xiàn)代社會撲面而來。不僅馬爾薩斯陷阱被突破，而且人類的財富獲得了200年的持續(xù)增長。連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那樣規(guī)模的悲劇也沒能打斷這個進程。

但是馬爾薩斯真的錯了嗎？也沒有。如果傳統(tǒng)社會沒有被打破，他就是說出了共同宿命。不管有多少奇思妙想，多少偶然的好運，有多少上天恩賜的資源，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堅硬的存在。它可能會短暫地被打破平衡，但是很快又會回歸原狀。

張笑宇在這本書《商貿與文明》中提出了一個概念，叫“零增長社會”。這是我看到過的，對傳統(tǒng)社會核心邏輯的最簡潔的描述：因為土地是當時最有價值的資產，所以，能夠掠奪土地的暴力，或者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權力，就是整個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大家都追求暴力能力的最大化，所以社會有極大概率陷入持續(xù)的互相傷害狀態(tài)；因為社會陷入持續(xù)的相互傷害狀態(tài)，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社會財富零增長。你發(fā)現(xiàn)沒有？這是一個完美的邏輯閉環(huán)，很難打破。

只有當財富生產不是圍繞土地，而是貿易的時候，這個死結才有可能解開。當然，這需要非常一系列非常復雜的條件，要不然現(xiàn)代化為什么會那么難呢？

帶著這個視角，我們才知道王安石的悲劇之處在哪里，他的偉大之處又在哪里。

他的悲劇在于，試圖用幾項制度設計就轟開傳統(tǒng)社會的銅墻鐵壁，結果功敗垂成；

而他的偉大在于，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設想，換句話說，他設想了一種全新的可能：國家變得富強，但是不以盤剝百姓為代價，也就是整個社會的財富進入正向增長的通道。他用非凡的洞察力，透過近千年的歷史迷霧，隱隱綽綽地看到了這種可能性。

紛紛擾擾的熙寧二年，就要過去了。一項項變法措施，在起草，在爭論，大宋朝終于被推進了風急浪高的變法時代。

我們下一年，公元1070年，繼續(xù)來關注王安石變法。下一年見。

致敬

公元1069年的《文明》節(jié)目，我想致敬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你可能知道，這部劇里面塑造了一個反面角色，威尼斯商人夏洛克。

我們這期節(jié)目講的是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里面涉及到了利息問題，其實你橫向一看，在人類各個文明的傳統(tǒng)時代，收利息都被看成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這跟我們今天的觀點完全不同。

下面我就給你念一段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那個大反派的臺詞，他是這么說那個正面人物安東尼奧的——

看起來多么像一個討好賣乖的收稅人！我討厭他，因為他是個基督徒，更恨他頭腦簡單。借錢給人不要利息，把我們在威尼斯的利率都壓低了。有朝一日，只要我能把他打得屁股坐地，我一定要他把這筆陳年老賬加倍償還。他瞧不起我們這個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大眾聚會的商場，也對我們冷嘲熱諷，責備我們做的買賣，把我們名正言順、好不容易賺來的利息說是剝削。要是這種侮辱也能忍受，那我們受苦受難的民族永遠也休想翻身了。

致敬莎士比亞，致敬他塑造出這樣一個被時代偏見釘在恥辱柱上的人物，致敬他能用當年的文本記錄當年的偏見，致敬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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