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眼中，孔廟首先是儒家的象征。而在帝王或士人等不同角色的人看來，其象征意味又不相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段志強在其新書《舊廟新神：晚清變局中的孔廟從祀》中指出，“孔廟就是考科舉、做官僚這一行的行業(yè)廟，只不過這個行業(yè)恰好分享了公共權力，所以孔廟同時也成了官廟”。而孔廟既“公”又“私”的最集中體現(xiàn)，就是孔廟的從祀制度。從祀由皇帝批準，往往還要經過朝廷的公開討論，說到底是一項政治行動，它不僅體現(xiàn)一時的學術風尚，還與特定時刻的政治生態(tài)有關。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此三儒聲勢顯赫，尤其前二者生前已是譽滿天下，但將他們送入孔廟的提請卻相當之晚，且經過了延續(xù)三十多年的三儒從祀之爭，這已遠遠超出了“議禮”的范疇，是一個政治事件。

曲阜孔廟東廡黃宗羲神位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儒的從祀是孔廟歷史上的異數(shù)：

他們在理學上多有建樹，但都不是純粹的理學家。盡管顧炎武（有時也包括黃宗羲）被清代考據(jù)學追溯為樸學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但是他們也不是單純的考據(jù)學家，并且自宋代以后就再也沒有考據(jù)學者被從祀孔廟；

他們的學術博大龐雜，特別是對許多“敏感”的政治問題都有自己鮮明的主張，其中一些思想（例如《明夷待訪錄》）已經逼近傳統(tǒng)所能允許的邊緣。更重要的是，這些主張被清末要求政治變革的人士（無論在朝還是在野）所吸取，他們也在兩百多年以后成為士人的新偶像；

他們不是單純的學問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際都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作為勝朝遺民，他們對新政權始終保持不合作的態(tài)度（盡管具體行跡容有不同），并把對異族統(tǒng)治的憤激之情化為對社會問題的獨特見解，所以他們既常常被“忌諱”，也容易被“樹立”。

孔廟是意識形態(tài)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統(tǒng)”與政治權力之間，有交結，有爭奪，也有屈服。在顧、黃、王從祀孔廟前后所經歷的三十年中，出現(xiàn)過對他們是否可稱“傳經衛(wèi)道”的質疑、對他們政治立場的避忌、對他們背后所代表的地方勢力的警惕、對士人輿論的壓制等等，但是形勢的變化逐漸超越了這些阻礙的因素，最終將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入兩廡。

說他們是“新型”偶像，并不是說三儒本身就屬于新時代的象征，或者說代表了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先聲（盡管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很多），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單就他們從祀孔廟的歷程來看，在傳統(tǒng)的框架之下——無論是傳經還是衛(wèi)道、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無論是學問經濟還是躬行實踐——他們都不合乎從祀的標準，也因此被屢次駁回。但是，到了光緒末年的最后一次請祀，整個的政治和思想氛圍已經達到了突破傳統(tǒng)的臨界點，這時三儒才獲取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認可。

促成三儒從祀的因素大致有這兩個方面：

第一，是出于保存本國思想文化以與西方思想的強勢入侵相對抗的努力。戊戌以后，西方思想的傳入處于加速度的狀態(tài)。特別是在廢除科舉制以后，“新學”迅速占領各類新式學堂的教學內容，許多人開始擔心中國固有文化的淪亡。這種憂慮遍及朝野上下。但是，以理學思想解釋的經典系統(tǒng)由于無法提供針對現(xiàn)實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已經逐漸喪失了在一般大眾中的地位，此即是前引郭曾炘詩中所謂“濂洛信正大，學子已倦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要繼續(xù)保持本國文化對士人的吸引力，必須樹立起新的、與時勢相切合的人物或著作，而顧、黃、王三人則被認為是根植于中國經典傳統(tǒng)、其思想又合乎政治社會變革方向的人物，正是宜于提倡的最恰當人選。

第二，是出于表彰代表新型政治理念的先儒以推進政治改革進程的考慮。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是近代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無論當權者，還是一般官僚及士人，對于清廷立憲的誠意和前途都有諸多疑慮。還有不少人或者出于學術立場、或者出于利益驅動，對立憲及其他各類新政措施持反對態(tài)度，改革遭遇了來自各個方向的阻力，處于輿論的漩渦之中。立憲的主持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代表新型政治理念的先儒進行表彰，有助于表達政府對于推行憲政的誠意，有助于消除各類異議人士對政治改革的疑慮。而顧、黃、王三人在晚清的形象恰恰建立在其政治主張的基礎之上，這些主張又被解釋為與某些傳入的新思想“暗合”，甚至被當作中國早有此類思想的明證，因此三儒的從祀也就被認為是政治變革的表征。

《三儒從祀錄》書影

但是當時社會形勢的復雜不容這樣的簡單邏輯發(fā)生效力。在推行立憲者的眼中，三儒固然是立憲派，可是在傾向革命者的眼中，三儒卻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在統(tǒng)治階層之中，孔廟仍是思想權威的象征，可是在趨新的士人中間，已經逐漸開始形成另外的、譜系也更加復雜的神殿。將三位“新神”強行塞入“舊廟”，雖然當事者有其內在的邏輯，但他們所針對的“目標人群”的思維方式已經不在原來的軌道上了，所以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郭曾炘詩中所謂“邈矣三先生，遺書孰寓目”，并不能理解為三儒的著作真的失去了讀者，而是人們已經不再以從祀時的眼光看待顧、黃、王。

因此，我們不能無限制地夸大三儒從祀的意義，更何況其中還摻雜著權力的運作和利益的權衡，因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這個事件確實體現(xiàn)了一些當政者試圖從中國本土的歷史中發(fā)掘思想資源以應對時代危機的嘗試。這種嘗試雖然沒有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但畢竟是嚴肅的。甚至可以說，這是清朝政權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出的最后一次認真的努力。

慈禧死去以后，朝局大變，宣統(tǒng)年間的教育、文化舉措也大多沿襲光緒后期的部署。宣統(tǒng)三年（1910），清廷將元儒劉因、漢儒趙歧從祀孔廟。劉因是元代理學的代表人物，趙歧則因為《孟子》作注而受表彰。這兩個人恰巧一位傳經，一位衛(wèi)道，孔廟從祀的大典又回到了過去的軌道。之后，辛亥軍興，民國肇造，不久又是新文化運動，時代已成另外一種樣子了。

本書無法涉及在從祀事件的外圍三儒形象的變化以及他們的思想被解釋、被利用的歷史，關于那個主題的論述是更加引人入勝的研究，其中不少主題已經得到了學界的深入討論。比如說，顧炎武關于“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思想如何轉換成帶有近代色彩的“地方自治”思潮，他那著名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辨”如何被與清末民初中國文化的危機聯(lián)系起來，而“匹夫有責”的斷言又如何促進了國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乃至在重塑民眾與國家關系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某種作用；黃宗羲關于限制君權、否定君主的主張與近代民主思想的流傳有何關聯(lián)，本土的變革思想與傳入的政治主張存在著怎樣的接引、詮釋或者緊張關系，他又如何被不同的派別所利用而卷入錯綜復雜的政治論爭；王夫之特別強調的夷夏之辨在近代“新夷狄”出現(xiàn)的情況下發(fā)生了什么樣的作用，在“反清排滿”和“保國存種”之間又被作了何種不同的發(fā)揮，等等。以上這些，都是顧、黃、王三儒從祀孔廟爭論發(fā)生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背景，值得繼續(xù)探討。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是一次虛假的成功。如果在他們第一次被請祀的時候就得以入祀兩廡，或許可以影響到歷史的進程。倒不是說榜樣的力量如何之大，而是從祀先儒的地位會給他們的著作刷上一層安全的保護色，有助于三儒著作的流傳與多元解釋。但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時機成熟”的同時也是機會消失的時刻。三儒從祀非但沒能推動立憲進程，反而受到忽視甚至嘲笑。這可能是孔廟與政治變局最接近的時刻。

當新一代的偶像崛起的時候，主持舊廟宇的人以為他們不過是年輕的、但仍屬于舊模式的舊神。這些神靈也就在舊的被納入廟宇的框架和歷程中磕磕絆絆。一旦大家突然發(fā)現(xiàn)，這些年輕的神靈其實是一代新神，是能夠解決新問題、代表未來方向的救世主的時候，舊的廟宇也努力調適自己的舊規(guī)，勉勉強強把這些新神硬給塞了進去?？墒牵律褡杂衅湫碌某绨菡?，他們對舊廟既無感情，也無興趣，更對舊廟搶走了他們的新神而耿耿于懷。舊廟由于其趨新的努力、調適自己以適應新形勢的作為，反而更進一步喪失了它的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