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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0年:改革者該怎么面對反對者?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70年,大宋熙寧三年,大遼咸雍六年。
今年是王安石變法的第二個年頭了。去年,關(guān)于變法的爭議就已經(jīng)不少,到了今年,觀點爭議演化成了劇烈的人事變動。我給你簡單數(shù)數(shù):
3月,張方平離開了朝廷。
我們以前提到過,宋神宗上臺之后,最開始想重用的人其實并不是王安石,而是張方平。這是當(dāng)時大家公認(rèn)的財政專家。當(dāng)時神宗對他信任到什么程度?甚至怎么安排前任宰相韓琦退休,也是把張方平叫到宮中去密商的。但是,歷史沒給這對君臣合作的機會。張方平的父親這個時候突然去世,他只好回家守孝。神宗皇帝也只好另找班底。到了今年,張方平恢復(fù)工作,回朝廷一看,這里已經(jīng)是王安石的天下。張方平堅決不留在開封,要去地方上工作,臨走的時候給神宗皇帝留了幾句話,他說,如果你要聽王安石的,搞那套新法,大宋朝的船可能就要翻。話就說得這么重。從此,直到他20年后去世,那年他高壽85了,再也沒有回到過京城。

同樣在3月,韓琦也出事了。
韓琦是大宋朝的前任宰相,干首席宰相將近十年,三朝老臣。無論是功績還是威望,都是當(dāng)時的頂流。神宗上臺之后,他急流勇退去當(dāng)了地方官。但是這一年3月15號,韓琦上了一封分量很重的奏疏,反對青苗法,居然也就真的動搖了神宗的決心,以至于逼得王安石使出最后的絕招:稱病不出,讓皇帝在他和韓琦之間二選一。到了4月上旬,這場對峙就有了結(jié)果,神宗選擇信任王安石,繼續(xù)推進青苗法。王安石還乘勝追擊,寫了一篇《畫一申明常平新法奏》。值得一提的是,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被雕版印刷、分發(fā)全國的論戰(zhàn)文章。4月7號,韓琦雖然沒有被免官,但是他的“河北四路安撫使”的頭銜是被拿掉了,算是小小地懲罰了他一下。
我剛才講的這兩個人,張方平和韓琦,都是神宗原先極其信任的人。你看,王安石就是有這樣的力量,讓神宗看到新法帶來的巨大希望,以至于可以痛下決心,不惜和這樣的老臣決裂。
剩下的人:5月,御史中丞呂公著、參知政事趙抃因反對變法,被外放地方官;7月,青州知州、前參知政事歐陽修反對變法,皇帝特意下旨,才得以免罪;8月,樞密使呂公弼因反對變法,被外放地方官;11月,翰林學(xué)士司馬光因反對變法,被外放地方官;翰林學(xué)士范鎮(zhèn)因反對變法,被罷官,勒令退休。朝廷對這個范鎮(zhèn)做得最過分,居然連退休應(yīng)該有的待遇,都一點也沒給。
這說的還是元老重臣,今年還有十多名臺諫官,也因為議論變法,被罷去職務(wù)。
你聽出來了,這一年,大宋政壇的主基調(diào)就是,你只要不支持變法,你就走人。老臣走了,換上來的是一些比較陌生、年輕的面孔。比如,我們一會兒就要說到的,宋神宗破格提拔王安石的門生李定。哦,還有曾布。
這個曾布,將來是個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弟弟,同時也是1057年“千年龍虎榜”的進士,算是歐陽修的門生。雖然有這兩重身份,但曾布前半段的仕途卻很不順,中進士13年了,還只是在地方擔(dān)任知縣。但是,現(xiàn)在因為他支持變法,從去年開始被快速提拔。有人就統(tǒng)計過說,曾布在十個月內(nèi)被提拔13次,其中最夸張的時候,他在兩個月時間內(nèi)被提拔了6次。所以,曾布一共只花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就從知縣升任知制誥,做了皇帝的大秘書,堪稱是坐了火箭。
你看,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大宋朝廷,就是這么一幅“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氣氛。
你可能會說,改革嘛,不都是這樣嗎?既然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領(lǐng)導(dǎo)要是有氣魄的話,通常就會斷喝一聲:“不換思想就換人!”宋神宗也一樣,雖然趕走這么多老臣要遭受非議,但這是為變法掃清障啊。這是改革大業(yè)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啊。
但是,我看熙寧三年的史料,即使我不知道后來王安石變法的結(jié)果,我也是要倒吸一口涼氣,心里暗叫一聲:不好!這場變法可能一開始就走錯了路啊。

變革的決心
從上一期節(jié)目開始,我們《文明之旅》這列小火車就開進了王安石變法時代。
這個地方要澄清一點:狹義的王安石變法到熙寧九年就結(jié)束了。但是,變法這種事,大門一旦打開,是很難關(guān)上的。后來到了元豐年間,一共八年,是神宗皇帝自己主持變法;再后來,宋哲宗和宋徽宗期間,新法派又有幾次上臺執(zhí)政的機會。所以,后面這幾十年,一個幽靈,一個叫“變法”的幽靈一直在大宋徘徊。所以,我們有的是時間,把這么宏大的一場社會實驗,拆開來,一個側(cè)面一個側(cè)面地慢慢聊。
今天我們要關(guān)心的話題是:一次改革應(yīng)該怎么面對反對派?
變法這種事,其實并不稀奇。中國古代王朝運行到中期,往往都要來上這么一次。變法順利,王朝就能成功續(xù)命,這就是所謂的“中興”。西漢的“昭宣中興”、唐朝的“元和中興”、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清朝的“同光中興”,都是這種情況。所以,大宋朝不過就是運行百年之后,正常地要振作一下,成功的概率還是很高的。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變法的初始條件實在是太好了。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下王安石,如果朝廷要啟用你來搞變法,你會要什么條件?你會發(fā)現(xiàn),改革者所夢想的條件,王安石都有。
首先是改革者本人的聲望。此前沒有任何一個改革者,本人在道德上、在學(xué)問上享有王安石那么高的評價。
就在今年的4月份,司馬光和王安石已經(jīng)完全對立陣營里的人了,司馬光還是這么評價他,說王安石盛名在外三十年,有才華,有學(xué)問,卻淡泊名利,當(dāng)時的人,不管認(rèn)不認(rèn)識王安石,都覺得只要起用他,太平盛世唾手可得。后來到了南宋,王安石變法已經(jīng)被徹底否定,大思想家朱熹提到他,那是一大堆痛心疾首的貶義詞,我給你念念,“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還有“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你聽聽,罵他的詞兒都難聽到這個地步了。但即使如此,朱熹在這段話前面還是有兩句話對他的評價,說王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說這個人無論是學(xué)問還是道德,都有超越常人的高度。
所以,有一個現(xiàn)象很有意思:即使是極端憎恨王安石的人,想要對他搞點人身攻擊,也是狗咬刺猬無處下嘴。所以,只能吐槽王安石平時怎么不洗澡,怎么邋里邋遢,皇帝釣魚他吃魚食,等等。然后引申一下,自己的私生活都管不好,怎么管理國家大事?但是,無論如何,都沒人能否定得了王安石的道德形象。
這是一個改革者多么難得的資源?。簺]人懷疑你的動機嘛。不要小看這件事。后來就有人評價說,你一個大臣領(lǐng)頭搞變革,只有當(dāng)你不圖權(quán)、不圖利的時候,皇帝才能夠充分信任你。別人說你的壞話,皇帝才聽不進去。
這是王安石變法之初擁有的第一個優(yōu)勢。在此基礎(chǔ)上,他又擁有了第二個優(yōu)勢。那就更令所有的改革者眼饞了:神宗皇帝的毫無保留的支持。
神宗支持王安石到什么程度?到了不顧人情的程度。
你別覺得什么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范鎮(zhèn)這些人是變法反對派,所以神宗天然就不喜歡。錯了。神宗跟這些人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沒有這批老臣當(dāng)年反復(fù)逼著仁宗立皇子,就根本沒有英宗、神宗這一支當(dāng)皇帝的機會。尤其是那個范鎮(zhèn),為了立皇子的事,上書19次,急的頭發(fā)都白了。最后逼得宋仁宗說,我知道你是忠臣,你說得對,但是你就不能再給我兩三年時間嗎?我回后宮再努力努力。這些雖然都是過去的事兒,但神宗皇帝其實非常重感情,一直感念這一段。他心里也非常清楚,這些老臣都是社稷之臣,即使反對新法,也都是為了國家好。
所以,現(xiàn)在罷斥甚至懲罰這些老臣,神宗皇帝是帶著工具性目的的,為了政治目的揮淚斬馬謖,不是真的厭惡他們。當(dāng)時甚至有一個人提議,不是有人反對新法嗎?來,殺一兩個標(biāo)志性的大臣,比如韓琦,就沒人敢反對了。神宗雖然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是當(dāng)時總體的政治氣氛是這樣的,為了改革大業(yè),要狠下心腸支持王安石,要通過懲罰老臣讓天下人看到皇帝的決心。
說個題外話,再過800多年,清朝的戊戌變法也有類似的一幕。有人在光緒皇帝面前說,是應(yīng)該變法,但是不能急啊??涤袨閾屵^話頭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蹦憧?,為變法成功,居然可以把殺人當(dāng)做工具。這是急于變法的人,很容易滑過去的思路。
這是不顧人情。其實遠不止此。神宗支持王安石,還到了不顧制度的程度。
還是舉范鎮(zhèn)的例子。當(dāng)時范鎮(zhèn)是翰林學(xué)士,執(zhí)掌“通進銀臺司”。這個職位的設(shè)定很有意思,它本來只是皇帝的收發(fā)室,負(fù)責(zé)奏章的上達和詔令的下發(fā)。但是按照制度,這個職位上的人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駁回他覺得不合適的詔令,算是對皇權(quán)的一個小小的制約吧。范鎮(zhèn)干這個活兒,就多次駁回和新法有關(guān)的命令,皇帝說了也不好使。
比如,有一次御史李常說了青苗法的壞話,神宗就下令,讓李常說清楚,你的消息來源是什么?你這么說的依據(jù)是什么?按照當(dāng)時的制度,御史說話可以“風(fēng)聞言事”的,完全可以不提供依據(jù)。但是神宗就是下令讓李常交代。這就是明顯破壞制度了,于是范鎮(zhèn)就駁回了。請注意,神宗皇帝這不是一時上頭,這道讓李常交代的詔書居然下了五次,當(dāng)然,范鎮(zhèn)也就駁回了五次。最后,神宗干脆把詔書繞過通進銀臺司,直接下發(fā)了。你看,這就不是對范鎮(zhèn)本人如何了,這是直接廢棄了一項祖宗之法。
你應(yīng)該聽說過概括王安石變法那幾句標(biāo)志性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雖然不是王安石的原話,但也確實是他在不同場合說出的。今天我們聽這話,覺得里面有一股大無畏的勇氣。但是在當(dāng)時的士大夫聽起來,天哪!你這是要干什么?皇權(quán)是有毒性的,這么多年摸索,大宋朝才好不容易有了這么幾味解毒的藥,不過就是用“天變”、用“祖制”、用“人言”來制約皇帝,你這一句“三不足”,就把一桌解藥抬腳全踢翻了?
神宗皇帝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嗎?當(dāng)然知道。他是一個立志要當(dāng)堯舜之君的人,當(dāng)然知道作為一個圣君,要敬畏老天、敬畏祖宗之法、敬畏天下人言。但是神宗心里也清楚,萬事開頭難,王安石已經(jīng)是他能找到的最佳人選,必須全力,甚至是超越常理地支持王安石,變法才有成功的希望。神宗也是一咬牙一跺腳,破壞制度就破壞制度吧,沒準(zhǔn)挺過這一段兒就好了呢?
你看,王安石變法,一起步就湊足了兩個最寶貴的條件:既有自身的良好的道德聲譽和學(xué)術(shù)聲望,又有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那接下來的改革應(yīng)該很順利才對啊。
但是,很可惜,王安石還試圖要第三個條件。問題就出在這里了。什么條件?他希望所有的反對派都閉嘴。
作為一個改革者,有這樣的心態(tài)其實也正常:我干事呢,少在一邊嗶嗶。這也不是王安石的首創(chuàng),當(dāng)年的商鞅變法就是一個先例。儒家知識分子一提商鞅,一般都會搖頭,但是王安石特別喜歡商鞅。他寫過一首贊美商鞅的詩,我給你念念:“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边@里面用了一個典故,商鞅“徙木立信”,商鞅怕老百姓不相信他的法令,在城南戳了一根木頭,有人能把這根木頭給我搬到城北,我就給你五十金,大家不信。但是商鞅真給,于是就有了信用,于是變法就能推行了。王安石羨慕的是什么?不是這個具體的辦法,而是這種結(jié)果,“商鞅能令政必行”。言出令行,令行禁止,這是多少改革者的夢想啊。
但是,當(dāng)年的商鞅用的,可不僅是徙木立信這樣的柔和方法,還有各種殺人立威的雷霆手段。太子犯法,不能懲罰太子,就把太子老師的鼻子割了。有老百姓來夸商鞅的新法好,商鞅說,來呀,這些都是亂民,把他們攆到邊疆待著去。我的新法,不要你們的評價,說好也不行。閉嘴才是你們的本分。
是的,干事的人,當(dāng)然希望自己干事的時候,噪音越小越好。
那如果有反對的聲音呢?商鞅當(dāng)年也給了一套理論依據(jù),為什么反對派的聲音不值得一聽?商鞅有一句名言,普通人,你把事干成了,他們跟著享受成果可以,但是千萬別在開始干事的時候跟他們討論,一討論就一事無成。這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如果你是一個心中有一套理想要實現(xiàn)的人,是不是也覺得王安石的要求很合理?我自己有極高的道德聲譽,我受到?jīng)Q策者完全的支持,如果再加上所有的反對派都銷聲匿跡,那就完美了啊。然后,我就可以喊一聲,“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都給我閃開,我要在一張白紙上畫最美的圖畫,我要在一個空場上打一套最完美的拳法。
至于剛開始想不通的反對者,你們先保持安靜,等我干成了,你們就擎等著驚掉下巴,然后享受那甘甜的變法成果吧。
這就是王安石渴望的第三個改革初始條件:在沒有反對派干擾下的清場式改革。
那這個條件,他要得對嗎?

陣營的形成
王安石想要清場式改革,他的大護法宋神宗于是就給他清場:所有反對新法的人,不管資歷多老、功勞多大,只要你敢把反對的姿態(tài)亮出來,一律給我靠邊站。
但這真的是件好事嗎?
請注意,這個時候,情況可就發(fā)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對人的評價,不再依據(jù)事實,而是依據(jù)對新法的態(tài)度。所有的知人論世,全部變成了目的性很強的政治工具。
比如對于歐陽修。歐陽修這輩子,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提攜年輕人不遺余力,對蘇軾蘇轍兄弟是這樣,對王安石也是這樣。歐陽修比王安石大15歲,兩代人嘛,所以有時候夸起來也是很過分,比如他說王安石是“翰林風(fēng)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這是拿王安石比兩位古人?。涸妼懙冒。窭畎?,文章好得啊,像韓愈。他還前后兩次向朝廷推薦王安石。就這提攜的力度,說他是王安石的大恩人也不過分吧?
但是,就在今年7月,神宗問王安石,歐陽修這人怎么樣?當(dāng)時歐陽修剛剛明確表示反對青苗法,王安石就說,他呀?人品還行,但是不懂事。擾亂視聽,陛下你最好不要用這樣的人。用了他,那些反對派更來勁了,肯定要抱他這棵大樹。到了明年7月,歐陽修身體實在不行了,反復(fù)打報告要退休,朝廷本來還要挽留。王安石說,這樣的人,管一個州,就壞一個州的事兒,在朝廷,就壞朝廷的事兒,留他干嘛?
那你說,這是王安石忘恩負(fù)義,睚眥必報,反對我的人我就六親不認(rèn),必須要除掉嗎?其實也不是。再過兩年,歐陽修去世,王安石寫了一篇祭文,這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采確實好,感情也很真摯,那把歐陽修夸得,什么“器質(zhì)之深厚,智識之高遠,學(xué)術(shù)之精微”,全是好詞兒,是所有給歐陽修的祭文中寫得最好的一篇。那你說,這是王安石兩面派嗎?其實也不是。以王安石的道德水準(zhǔn),才不屑于干這樣的事兒。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在朝堂上、在神宗面前評價人,只有一個標(biāo)準(zhǔn):是否有利于新法的推行?只要是反對派,見神殺神,見佛殺佛。這和他內(nèi)心對這個人的真實看法無關(guān),是一種純?nèi)坏墓ぞ咝缘膽B(tài)度。
還有一個例子:北宋著名的理學(xué)家“二程”之一的程顥當(dāng)時在做臺諫官,也反對新法,就去找王安石討論。程顥這人,至少和他弟弟程頤相比,性格是比較溫和的,所以見面說話,是那種言之成理,持之有據(jù)、從容不迫的態(tài)度。王安石什么反應(yīng)?連聲說,非常感謝你開誠布公啊。你看,氣氛融洽,雙方談得很好。王安石也不像是那種聽不進意見的人。
但是,如果有人膽敢當(dāng)著其他大臣或者神宗皇帝的面兒和王安石力爭,王安石就不會客氣了。是的,在王安石看來,你當(dāng)眾吵,就不是在跟我講理了,你是在動搖天下人對新法的信心。我是遇強則強,必須回?fù)舭 ?/p>
說到這里,你應(yīng)該聽出來了王安石的策略:既然神宗皇帝支持我,那就請為我清除所有的反對派。與此同時,我也能通過皇帝愿不愿意為我清除反對派,來判斷皇帝是不是還繼續(xù)支持我。
那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是變法的觀點之爭,變成了人事上的派系之爭。這就要命了。因為派系之爭,內(nèi)含了多種自我強化機制。一旦踏上了這條路,爭論就進入了單行線,只能變得越來越激烈,喪失了妥協(xié)的可能。
現(xiàn)代政治學(xué)對這個現(xiàn)象的研究很多,比如“社會認(rèn)同理論”:一旦形成派系,互相認(rèn)同靠的不見得是價值觀,很可能就是一些簡單的身份符號,甚至是偏見。比如我是黑人你是白人;我吃甜粽子你吃咸粽子;我是新法派,你是“元祐黨人”,等等。
再比如,“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效應(yīng)”理論:一種觀點在一個派系內(nèi)部會反復(fù)強化,最后甚至聽不到對面的聲音。
還有一個很經(jīng)典的傳播學(xué)理論,就是我手頭的這本書,叫《沉默的螺旋》。這是上個世紀(jì)80年代發(fā)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象,簡單說就是:即使是在公開的、自由的意見市場上,大家其實也不是暢所欲言的。一旦意見市場中出現(xiàn)了一種強勢的聲音,它就會用話語權(quán)來劫持其他人。因為人有一種害怕被孤立的傾向,所以,強勢觀點的聲量就會滾雪球般越來越大,反對者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弱,這是一個螺旋式的強化機制。
帶著這個理論,你再去看王安石變法的過程。其實兩派內(nèi)部,剛開始都有猶疑的聲音,但是很快,沉默的螺旋就開始啟動了,所謂的“中間派”就迅速消失了,所有人都開始按照派系站隊。沒有人敢妥協(xié),因為在派系政治看來,所有的妥協(xié),都是背叛。
“二程”之一的程頤后來就有一個反思,他說,新法剛出來的時候,我們這幫人啊,攻擊得也太狠了,以至于最后成了黨爭了,成了牢不可破的兩個陣營了?,F(xiàn)在回看“青苗法”,就是當(dāng)時放過他,又能有多大的害處?
我舉一個今年發(fā)生的例子,你感受一下這種陣營形成的過程和它的后果。
王安石今年推薦一個學(xué)生李定,擔(dān)任監(jiān)察御史里行。請注意,好好的“監(jiān)察御史”的官兒,怎么多了這“里行”兩個字呢?這是唐代的一個發(fā)明,就是你的資格還不夠監(jiān)察御史,那就讓你在這個職位上先干著,加這兩個字,讓人知道,你其實還不夠資格,“里行”嘛,只是臨時走一趟。唐朝時候的柳宗元就干過這個職位。
李定是王安石的學(xué)生,甭問啊,支持青苗法啊,朝廷里的新法反對派就決定要攔住李定這個任命。那怎么攔呢?除了公開寫奏疏反對,還有一個程序性的攔截方法,就是知制誥封還詞頭。這里面名詞比較多哈,我簡單解釋一下:知制誥,就是負(fù)責(zé)為朝廷草擬詔書的官員。但他們又不是尋常的秘書,他們有一項法定的權(quán)力,如果他們覺得這道詔書不合法,可以拒絕草擬。朝廷把圣旨的大概意思給到知制誥,這還只是一張紙條,不是完整的文章,這張紙條就叫“詞頭”,知制誥如果一看說,我不寫,可以把這張紙條還回去,這就叫“封還詞頭”。
好了,任命李定的這道旨意到了知制誥這兒,知制誥宋敏求說,我不寫,這個李定原來的職位太低了,升官太快不合規(guī)矩,所以封還詞頭。不僅不寫,而且我還辭職,這個知制誥我也不干了。神宗皇帝就生氣了,不干就不干,馬上批準(zhǔn)。來呀,把這個詞頭再送給下一個知制誥,讓他寫,四條腿的雞不好找,兩條腿的人還不有的是?
下一個值班的知制誥叫蘇頌。這個人不得了啊,后來當(dāng)?shù)皆紫啵v法,造過水運儀象臺這樣的天文儀器,是宋朝文人中為數(shù)不多的有理工科生氣質(zhì)的人。蘇頌一看,我也不寫,理由一樣,當(dāng)御史是需要資歷的,李定不夠,所以我不寫,封還詞頭。神宗也是倔,這個不寫,再送!看下一個知制誥寫不寫?下一個知制誥叫李大臨,他也不寫,第三次封還詞頭。
神宗說,好啊,還跟我杠上了。這回我指定蘇頌寫!再送!蘇頌繼續(xù)封還。神宗皇帝就委屈了,說給李定這個官兒不是“監(jiān)察御史里行”嗎?標(biāo)上里行,就是說他不夠格啊,朝廷設(shè)這個職位不就是為了這種情況嗎?知制誥還講不講理?王安石也給皇帝遞證據(jù),對啊,熙寧二年的時候,朝廷發(fā)布過一個新規(guī)定啊,說御史人選可以不拘官職高下都可以任命啊。神宗一看有法理依據(jù),底氣又來了,把詞頭再次送去,知制誥給我寫!知制誥們寫嗎?當(dāng)然還是不寫。
就這么來回拉扯,從今年的四月拉鋸到五月,這個任命被駁回來九次。最后,5月14號,神宗皇帝不得不把當(dāng)時三位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全部撤職。
我之所以給你詳細(xì)說這個過程,就是請你看看,觀點之爭一旦演化成人事上的黨派之爭,會是一個什么后果。
首先,雙方是寸土必爭。一旦我們決定在這個地方打阻擊戰(zhàn),那就要對抗到有他沒我的程度,沒有妥協(xié)的空間。從任命李定這個具體案例來看,知制誥群體當(dāng)然認(rèn)為自己很有風(fēng)骨,但是神宗和王安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派系斗爭就是這樣:爭了再說,有沒有道理,不管。
還有,這里面的所有人,其實多少是被裹挾的。我所有的同事都封還詞頭,都打算付出丟官兒的代價,那我能慫嗎?我慫了,大家怎么看我?所以,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只能在這個陣營中和大家共進退。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標(biāo)都被異化了。對于神宗來說,最好的局面是,所有人都為國家著想,在這個共同的大目標(biāo)下,有點爭議很正常。但現(xiàn)在一旦出現(xiàn)了派系斗爭,所有人雖然舉的還是忠君愛國的大旗,但爭斗的目標(biāo)都變成了要搞倒對方。這個時候的皇帝舉目四望,自己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啊。神宗變得孤獨,變得為難;反對派變得激動,變得抱團;王安石自己也變得暴躁,變得模糊了目標(biāo)。真正的變革,反而被打亂了節(jié)奏。
那,我們給王安石變法復(fù)復(fù)盤,有可能避免這樣的局面嗎?

成功的改革
什么是成功的改革?其實中國歷史上不缺好的樣板。
有一場改革,知名度不高,但它卻奠定了后來隋唐時代的大繁榮,那就是南北朝時期,西魏的宇文泰的改革。當(dāng)時中國北方,西魏和東魏對峙,西魏各個方面的實力其實不如東魏,那它是怎么后來居上的呢?
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宇文泰干了一件表里不一的事,“陽傅周禮經(jīng)典制度之文,陰適關(guān)隴胡漢現(xiàn)狀之實”,舉起了恢復(fù)周禮的大旗,但實際上做的是符合實際的事兒,讓西魏國內(nèi)胡漢兩種力量都覺得滿意。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打左燈向右轉(zhuǎn)”,讓左派右派都覺得滿意。
對,當(dāng)時西魏內(nèi)部最大的問題,就是胡漢兩個民族兩個陣營的矛盾,已經(jīng)互相廝殺對峙了兩百多年了。
那宇文泰是怎么干的呢?都是兩面派的做法。比如,他搞了個恢復(fù)胡姓的制度,胡人一看,喲,皇帝向著我們胡人;漢人一看,喲,我們也可以改胡姓,這就不受欺負(fù)了,大家都平等了。大家都滿意了。再比如,他搞了一個八柱國制度,跟胡人說,這就是恢復(fù)當(dāng)年我們鮮卑人八個部落的傳統(tǒng),跟漢人說,你們漢人的《周禮》上講了,天子有六軍,八柱國只有六個有軍權(quán),這不是按照你們的經(jīng)典來的嗎?
不多舉例子了,總之,宇文泰用這種辦法,小心翼翼地化解了國內(nèi)最尖銳的矛盾,把國力整合到一起,戰(zhàn)勝了東魏,后來變成了隋朝,又統(tǒng)一了全國,這才打下了大唐帝國的基礎(chǔ)。
你感受一下這種變革和王安石變法的區(qū)別。它不是清除了反對派,而是轉(zhuǎn)化了反對派。甚至可以說,這種變革的首要目的就是彌合分歧,把所有潛在的反對派的力量都轉(zhuǎn)化成可以為我所用的力量。
聽著挺好?但是這樣的變革,恰恰是走了一條更難的路。甚至,這樣的變革,對于變革本身的看法,也和王安石變截然不同。
在真實世界中做成一件事,就是不斷克服摩擦力的過程。人們的不認(rèn)同、不理解、冷嘲熱諷,既是變革的阻力,也是變革的養(yǎng)料。把一個個反對派逐步地變成同情的、愿意傾聽的、甚至是支持的力量,這是變革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這就是我為你講的發(fā)生在熙寧三年的變法故事。我們下一年,公元1071年再見。

致敬
公元1070年,王安石變法的第二年,節(jié)目的最后,咱們把朝堂上的人事紛爭的緊張感先擱在一邊,來讀一組歐陽修的詞吧,我們能明確地知道,它們確實是寫在1070年。要知道,能夠確切系年的宋詞非常難得,因為這個階段,宋詞在文人心目中還是游戲之作,宴會歌舞的場合,隨手寫了,隨手拿給歌女唱,根本不當(dāng)回事的, 很少有人明確記下年份。
但是這組詞不一樣,這是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春天,歐陽修途徑潁州,去西湖游玩了一番,注意,不是杭州西湖啊,是潁州西湖,他詩興大發(fā),一口氣寫了十首詞,聊佐清歡。對,清歡這個詞,是他寫在小序里的,跟1067年離開開封時候的萬念俱灰相比,此刻老人家心情相當(dāng)不錯——
再讀一首描寫西湖風(fēng)光的《采桑子》:
群芳過后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fēng)。
笙歌散盡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xì)雨中。
這是最好的時節(jié),最好的西湖,也是大宋繁華盛景最好的時候。就致敬這一刻的繁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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