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86歲那年的春天，妹妹為他開通了微信賬號。當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發(fā)現老爸打來的微信電話，待接起時他已掛斷，只好回撥過去?！皩Ψ揭丫芙^”“對方已取消”，N個來回后，好不容易通上話，又因他聽不清而匆匆掛斷……

妹妹妹夫外出旅行的日子，我照例“接管”老爸。最后一次陪伴，他已92歲高齡。

夜晚，我正用騰訊會議隔空采訪，早睡的老爸忽然從臥室踱出來，大聲發(fā)問：“深更半夜，儂和啥人在講閑話啊？”我急忙沖他擺手，示意“噓”。他哪懂，繼續(xù)大聲教訓我“熬夜傷身體咯”。幸虧，他沒闖入鏡頭！我想起那位居家講網課的老師和他喊著“爸爸”闖入的小兒，被調皮的學生制成表情包的故事。哈哈哈。

白天，我經常在手機上預覽即將發(fā)布的稿子、修改PDF版面，這些在老爸眼里竟成了“儂哪能一天到夜白相手機，眼睛要壞脫了”。我跟他理論，“一天到夜白相手機，那文章是什么時候寫的呢？采訪又是什么時候做的呢？”他看著我，一臉無辜，答不上來。

耳聰目明的老爸，到耄耋之年才開始身體機能退化。斷崖式耳背眼花的歲月，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狂飆突進。他哪里知道，這個世界有了智能手機，已幾乎沒有紙和筆什么事了。

說起沒有紙和筆什么事，我有多少年不曾手寫了？在手機上，我開始只是寫幾首五絕七絕五律七律交作業(yè)，然后寫千字文，現在幾千字的文章也懶得開電腦了，更別提手寫。

既然寫稿子不賴紙和筆，采訪做筆記也可以直接用手機嘛！于是，有好幾年，我把筆記本（紙質）也扔了，就記在手機上，回家直接寫稿，別提多輕裝、多省事。

那時候，我正為李載平院士寫傳記，采訪到后來就不帶筆記本了?！?0后”李院士可是“微信控”，手機玩得賊溜，并不以我“白相手機”為忤，以至于我一度誤以為大家都寬容這種“不好好做筆記”的采訪風格了呢！

直到去年下半年，為收藏家系列紀錄片《一個人的博物館》撰稿，最初采訪時我也是拿手機記的，感受到不止一兩位年長的收藏家投來疑惑的目光——怎么采訪還玩手機？我從尷尬解釋“我在手機上做點筆記哦”（心說“我沒在玩手機啊”），到終于不得不重拾筆記本，回歸手工記錄。那日，團隊弟兄們（都是近一兩年才開始合作的，沒見識過我手工作業(yè)的樣子）看我掏出筆記本、水筆，意外的表情像煞望到西邊出太陽。

拿手機做筆記，被誤作玩手機，對采訪不重視；那么，拿電腦做筆記呢？更早的時候，我試過，結果竟把能說會道的對方整不會了，“你打字的聲音讓我很緊張，沒有思路……”得，趕緊收起電腦，打開筆記本。

碰到對話形式的長篇訪談，我以“訊飛語記”輔助過，但很快棄用。原因有二：其一，本來我做筆記就習慣不記嗯啊哈之類以及與主題無關又沒信息量的東西，回頭寫作節(jié)省不少時間，“訊飛語記”卻照實錄下太多沒用的，害我多費一道整理的工序；其二，碰到采訪對象講上海閑話，“訊飛語記”就傻眼了。聽說現在已進化出多種方言語音識別，不知準確率幾何，有誰試過分享一下？

也有錄音好用而感覺“被寵壞”的時候。去年應邀采訪幾位大律師，主辦方貼心配備了助理，拿錄音筆全程錄好轉成word文本傳給我。大律師們思路縝密、口齒清晰，基本沒有廢話，我寫起稿來好順??！不過，采訪開始前，助理就聲明“請各位講普通話”。唉，難得碰上幾位本土精英，卻不得不為錄音筆摒棄上海話，不爽！

有位當領導的老同學，跟我訴說一樁煩惱事：開會時，他在臺上作報告，臺下聽眾人手一個手機埋頭……刷微信？做筆記？吃不準。我說，甭管他們是否在玩手機，形式不重要，如果你作的報告確實對提升工作有用，那就在今后的工作中檢驗唄。他從善如流，從此不再糾結于臺下手機，而是去審視自己臺上講的內容。

我承認，開會時難免玩手機。好友說，記得多年以前一篇寫喝茶的拙作中有幾句，大意是：聽會，最好當然是會議本身有吸引力，若會議內容不行但有好茶也坐得住。我補充道，若無好內容又無好茶，網絡信號強也OK啦！

輪到我開講座，備課的時候首要考慮的，正是——怎樣吸引聽眾，讓他們忘了玩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