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狂風格》，[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陶小路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丨鑄刻文化，2025年7月版，352頁，79.00元

無巧不巧，閑暇翻閱友人寄贈的《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狂風格》（陶小路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5）（以下簡稱《偏執(zhí)風格》），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油然而生——因為手頭正在校訂作者另一部名著《改革年代》。兩相比對，赫然發(fā)現(xiàn)“雷同”之處非止一端：比如前書開篇關于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以及麥卡錫主義者反共陰謀的論述，與后書第二章第二節(jié)“歷史陰謀論”相關內容高度重合；前書第七篇關于“自由銀幣和‘硬幣’哈維的思想”之闡釋，與后書第二章第三節(jié)“好斗的敵人”也堪稱互文。對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這樣層級的學者而言，在相隔不到十年（后書出版于1955年，前書1964年）的兩部史學著作中出現(xiàn)如此“硬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讀罷全書，越發(fā)證明我的直覺無誤：除了前述明顯重合內容，本書第六篇“反壟斷運動發(fā)生了什么？”中關于《謝爾曼法》、“耙糞者”及西奧多·羅斯福施政方針的述評亦屬老生常談——在此前的《改革年代》以及《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以下簡稱《反智主義》）中皆有不同程度涉及——此三部作品被譽為基于美國經(jīng)驗的“社會心理三部曲”，話題偶有overlapping，毫不奇怪；怪異之處在于，通常情況下，一部史學著作從選題命意到史料篩選再到編排鋪陳，每個環(huán)節(jié)理當慎之又慎，而本書給人的印象卻恰恰相反。事實上，本書第一部“美國右翼研究”除了開篇的主旨論文“偏執(zhí)風格”，其他三篇重點論述“偽保守主義”，與題旨不甚吻合；至于第二部“現(xiàn)代美國問題”中收錄的三篇文章，分別圍繞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殖民擴張和“昭昭天命”、反托拉斯運動的興衰成敗，以及自由鑄造銀幣法案背后各方勢力的勾心斗角，展開深度剖析與論證——每一篇都堪稱精彩，然而卻與本書主題毫不沾邊。問題是，這樣一部名著中的“硬傷”如此顯眼，作者和編輯為何視而不見？與此同時，在此超級BUG背后，是否別有隱情？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霍氏在中國學界名聲赫赫，其代表作大多已有中譯本面世（且往往不止一種版本），影響力堪與其師尊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及帕靈頓（Vernon Louis Parrington）等史學巨擘相頡頏。然而與后者的專業(yè)角度不同，霍氏的寫作更多側重于大眾文化層面——通過對社會現(xiàn)象的精準號脈，巧妙借用社會學或心理學術語加以演繹，在專業(yè)及普通讀者群中引發(fā)廣泛共鳴，從而一舉榮登暢銷榜單。從他的處女作《社會達爾文主義：美國思想潛流》到成名作《美國政治傳統(tǒng)及其締造者》，再到大名鼎鼎的“三部曲”，這一“路數(shù)”可謂屢試不爽。但問題也出在這里：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長期以來，學界對霍氏的質疑，一是原創(chuàng)性不足，二是學術性欠缺；至于霍氏大開大合、汪洋恣肆的文風，固然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讀性，但有時也難免“文勝質”之譏。以下就此三方面約略言之。

霍氏向以原創(chuàng)性自詡，并將這一種別開生面的“新”歷史寫作法歸功于他的“跨界”閱讀。1956年，霍氏應哥大同事、好友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之邀撰寫“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一文（收入后者主編的《多樣的歷史》）。在文中，霍氏坦言，社會科學提供的“新洞見和新的創(chuàng)造能力”，可以“幫助歷史學家解決其角色矛盾的問題”——他自稱受惠于曼海姆（Karl Mannheim）最多，并坦承他在《改革年代》中使用的“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這一概念，來自“他對韋伯的潛心閱讀”。值得注意的是，自1940年代重返哥大執(zhí)教起，霍氏所結交的文人學者，除了昔日“紐約知識分子”中的老友如文學評論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卡津（Alfred Kazin），還有社會史學家巴曾（Jacques Barzun）、思想史家默頓（Robert K.Morton）以及社會學家米爾斯（C.Wright Mills）和貝爾（Daniel Bell）等人。上述學人雖然學術路徑各異，但不約而同都是倡導跨學科研究的熱心學者。誠如霍氏所言，在與他們商略切磋的過程中，他本人“獲益良多”。

以《反智主義》為例。該書在霍氏所有著作中當屬“名頭”最響——《偏執(zhí)風格》封面廣告語標榜它是前者的“姊妹篇”，堪為明證。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氏在訪談中卻坦言這部著作算不上“一部正規(guī)的歷史學著作”（a formal history），而更多是一名年輕學者學術野心的“自我暴露”（self-exposure）?；羰线@一番夫子自道一方面可以視為學者的“自謙”：成名學者回顧“少作”，常覺羞愧難當；然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本書的不足：即不夠“正規(guī)”（standard），正如霍氏本人自嘲他根本算不上一位“標準”（standard）的歷史學家——與同輩的歷史學家如小阿瑟·施萊辛格相比（其在專業(yè)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百余篇），霍氏真正的“學術期刊”論文屈指可數(shù)；此外，若論及學術專著，霍氏恐怕更要“自愧弗如遠甚”：自二十六歲年少成名至五十四歲英年早逝，盡管他號稱著作等身，但“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專著只有一部”：《社會達爾文主義》——原本是他的博士論文。

根據(jù)傳記作者考證，《反智主義》一書的靈感源自《黨派評論》主編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于1941年發(fā)表的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傳統(tǒng)”的論文。在文中，菲利普斯將精巧的現(xiàn)代藝術及其思想視為知識分子“優(yōu)秀群體文化”的表現(xiàn)，并斷言這種文化是在其“對實用和順從所做的永無休止的反抗過程之中”才得以形成。在此基礎之上，霍氏對美國反智主義的宗教、歷史、政治和文化淵源進行了深入挖掘，然而事與愿違，該書最終成為他“最雄心勃勃卻最不令人滿意的作品”。事實上，照學界的看法，所謂“反智主義”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意識形態(tài)沖突的產物，它和美國早期殖民史并不適配，與當代（六十年代）美國政壇風氣更是方枘圓鑿——根本算不上是對癥下藥。正如霍氏在哥大的門生、歷史學家保拉·法斯（Paula Fass）所言：《反智主義》“雖然偶爾精彩紛呈、文筆優(yōu)美且始終引人入勝……但作為歷史或社會評論，它并不是真正的成功之作”。

同樣，《偏執(zhí)風格》一書對前人也多有借鑒?！捌珗?zhí)”一詞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中最初指代“輕微神經(jīng)質”，而從臨床醫(yī)學角度看，“偏執(zhí)狂”則是“通過將自我無法容忍的想法投射到外部世界來抵御它”。當然，霍氏之靈感并非直接源自弗洛伊德，而是通過西奧多·阿多諾這一中介——后者堅持認定“偽保守主義者”之所以“偽”，是因為他們旨在推翻而非維護傳統(tǒng)價值觀：他們不具備溫和妥協(xié)的品格，因而極易陷入偏激、狂熱的意識形態(tài)紛爭，故而將其貶稱為“偏執(zhí)狂”。霍氏本書中三篇文章皆圍繞“偽保守主義”展開，阿多諾之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的確，在當時流行的社會學諸門派中，霍氏對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情有獨鐘——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該派“習語”（jargon）如“統(tǒng)覺”（apperception）、“地位”“身份”“投射”“情結”“紊亂”等，在霍氏著作中現(xiàn)身的頻率遠高于其他專業(yè)術語。

此外，作為本書開篇核心概念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也并非霍氏自創(chuàng)，而是源自他的另一位友人、哈佛大學教授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貝林在《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一書中將“陰謀論”視為盎格魯-北美居民特有的意識形態(tài)，其根源在于對天主教的敵視和恐懼。自殖民地初創(chuàng)，漂洋過海的清教徒就認定天主教徒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必將通過周密的計劃使北美一步步陷入奴役之中，并最終剝奪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在名劇《薩勒姆的女巫》中對此有極為生動的描摹和刻畫。順便說一句，貝林闡釋“陰謀論”的例證——共濟會成員富蘭克林曾“通過勸誘手段蒙騙”同為共濟會成員且缺乏政壇經(jīng)驗的華盛頓，企圖“使他默許采取一種專制和邪惡的（君主）制度”——極為精辟中肯，可惜并未被霍氏吸納。

其實，與菲利普斯、貝林等人的原創(chuàng)相比，霍氏的強項在于“點化”：比如，他認同貝林在美國殖民地宗教史中發(fā)現(xiàn)的“陰謀論”的思想根源，同時更將這一歷史根源與當下語境（麥卡錫主義盛行）相勾連——“錯綜復雜的政治問題于是被簡化成非常簡單的公式：我們的困境有一個單一根源，只要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這個根源并加以鏟除，一切都將變得美好?！庇没羰媳救说脑捳f，“陰謀論愛好者把政治問題看作是警察問題；似乎只要把那些惡人關起來，美國就能恢復昔日的輝煌”——偏執(zhí)狂的一端是盲目自信，另一端則是愚昧無知。這是霍氏“史識”的典型體現(xiàn)，一針見血。事實上，類似金句（如“我們自詡擁有一個大熔爐，但我們并不確定當我們被熔化之后，還能剩下什么”，“束縛人們的鐐銬，正是用他們手里的金子打造”，以及“如果說理性是啟蒙的催化劑，虔敬就是大覺醒的號角”），在霍氏著作中觸處皆是，猶如散落的珍珠熠熠生輝——而文中存在的瑕疵往往亦由此被掩蓋。

除了學術原創(chuàng)性不足，霍氏最為人詬病之處在于他對史料的篩選較為“率性”，貌似洋洋灑灑，自古及今（他的著作多為“歷時性”研究）之素材一網(wǎng)打盡，其實魚龍混雜：某些材料不僅不具備代表性，相反卻破壞了論述的嚴整性和邏輯性——誠如歷史學家亞瑟·貝斯特（Arthur Bestor）在頂刊《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撰文指出的那樣，霍夫施塔特被“反智”這個話題搞得不知所措，于是只得“毫無說服力地將大量難以捉摸的材料塞進一個定義不明確的反智活動模型中”。再比如，針對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之時政，霍氏激于義憤撰寫《改革年代》，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書中關于“地位革命”的相關論斷顯然已不合時宜。1969年，霍氏在寫給歷史學家奧蒂斯·格雷厄姆（Otis Graham）的信中坦承，最新研究表明，遲至1890年代，本土主義和反猶主義已滲透至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因此，并非只有書中的“農場主”階層才有“地位焦慮”之感受。他本人下筆之時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史料（他的寫作素材多來源于《哈珀斯雜志》《黨派評論》及報刊時評）——“這是該書的嚴重缺陷”。

令人遺憾的是，與前幾部著作相比，《偏執(zhí)風格》除了主線不明導致的各種“亂入”，史料方面暴露出的問題也尤為突出。比如開篇大談特談18世紀巴伐利亞地區(qū)興起的“光明會”——后文又言之鑿鑿，“沒有證據(jù)表明任何光明會成員踏足過美國土地”（言下之意，即該組織與新英格蘭地區(qū)的獵巫及天主教“陰謀論”毫無干系）——既然如此，這一番考證意義何在？隨后，霍氏又縱論“共濟會”和“耶穌會”在美國施展的陰謀——事實上，由于前者等級森嚴，外人不得窺其堂奧，故霍氏只能以“亞倫·伯爾（美國副總統(tǒng)）著名的陰謀據(jù)說就是交給共濟會執(zhí)行的”一句含糊其辭；至于后者，更是無稽之談——據(jù)電碼發(fā)明人摩爾斯（S.F.B.Morse）在《威脅美國自由的外國陰謀》（1835）一書中所言，耶穌會士的陰謀是將“哈布斯堡家族的某個后裔擁立為美國皇帝”。且不論摩爾斯上述論斷距霍氏成書之時已逾百年，單就“擁立皇帝”一語便可斷定此為“低端的陰謀論”——霍氏曾夸耀他本人鑒定此類言論猶如“鑒別色情作品”一般“易如反掌”。

與之相反，真正“高端的陰謀論”，如肯尼迪遇刺事件（論者聲稱肯尼迪為共產黨“陰謀”效力頗多，但未能實現(xiàn)“在1963年事實上占領美國”之計劃，因此迅速淪為棄子并被定點清除）卻被霍氏漫不經(jīng)心置于本書“尾注”之中，實在令人費解。另外，霍氏關于低端和高端的劃分標準也顯得較為隨意。在他看來，高端的陰謀論者（偏執(zhí)狂）在學識上格外注重論據(jù)的連貫性，同時在技術層面也嚴格遵循學術規(guī)范：“麥卡錫96頁的小冊子《麥卡錫主義》中包含不少于313個腳注參考；韋爾奇先生痛斥艾森豪威爾的《政客》一書中包含100頁的參考書目和注釋?！薄沾苏f法，麥卡錫主義令人心驚膽寒，并非由于“反共狂潮”牽連甚廣，以致人人自危，而是由于參議員本人學養(yǎng)深厚，令人肅然起敬？斯人者而有斯論也，豈不怪哉。

除了原創(chuàng)與史料兩方面的不足，霍氏的文風也時常遭人詬病。在同時代歷史學家中，霍氏向以文學才能見長——他在作品中引經(jīng)據(jù)典，托古諷今，往往語驚四座，令人贊嘆不已。如他在攻擊總統(tǒng)候選人戈德華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時引用葉芝名作《第二次降臨》，預言一旦此人當選，美利堅國將不國：“萬物分崩離析；中心難以為繼；/任憑混亂無序在世界里恣意妄行，/任憑血水攪渾的浪潮恣意滔天，/任何慶典純真之地都逃不過滅頂；/最美好的缺失了一切信念，/而最糟糕的卻充斥著熾烈的激情。/的確，某種啟示就近在眼前；/的確，第二次降臨就迫在眉睫?！?span style="color: #7e8c8d;">（靳乾譯）

再比如，在論述反托拉斯政策成敗得失時，霍氏引用馬丁·路德在《論貿易與重利盤剝》（1524）一文中的名言，以此控訴壟斷企業(yè)的殘暴和貪婪——“（他們）壓迫并毀滅所有小商人，就像水里的梭子魚吞噬小魚一般”，可謂切中肯綮。但緊接著，他又引用莎翁筆下喜劇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的調侃：“既然大魚可以吞食小魚，按照自然界的法則，我想不出為什么我不應該抽他幾分油水。”（《亨利四世》第二部分第三幕第二場，朱生豪譯）如此一來，議題的嚴肅性被沖淡，作者反有賣弄之嫌。

照評論家的看法，即便是“賣弄”，霍氏需要展示的也應當是他對檔案文獻等歷史資料的熟諳程度，而非對文學作品了然于胸——然而，不巧的是，前者恰是他的“軟肋”。在一次訪談時，霍氏坦言他“既不喜歡也不擅長”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用他本人話說，即皓首窮經(jīng)充當“檔案鼠”（archive rats）；相反，在他看來，展現(xiàn)歷史學家的敏銳“洞見”比“羅列一堆事實和腳注”要重要得多。盡管他本人非常尊重善于利用檔案材料撰寫專著的學者（他在讀博期間，曾寫信向比爾德求教經(jīng)濟史研究的門徑，后因“過于繁瑣”而果斷放棄），但他自身的才華似乎更傾向于“將歷史作為一門藝術而非科學的說服力”——“如果一定要比較用于表達和研究的時間比例，”他告訴這位訪談者，“我更側重于前者?！?/p>

對于他作品中的欠缺之處，霍氏本人心知肚明。《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書重版時，他添加了一則“作者按語”：聲稱“由于初版修辭華而不實，帶有煽動色彩”，極有可能誤導讀者，因而借此機會對部分文字“稍加潤飾”。事實上，對于包括“三部曲”在內的幾乎所有作品，他都感覺不甚滿意。以《美國政治傳統(tǒng)》為例，書中對自殖民地時期至建國以來的十多位政壇名人生平及政治思想進行綜合評述，原本擬定的書名是《美國政治中的人物與思想》，但出版商克諾夫（Knopf）認為這一書名“聽上去像一本文集”而非專著，于是勒令更名。正如霍氏日后在書信中“吐槽”的那樣：“書名改為《美國政治傳統(tǒng)及其締造者》，這似乎的確有利于銷售，但使我有兩點不快：副題與書名連在一起，使之過長且不得體，暗示著書中囊括了美國政治傳統(tǒng)有關的所有關鍵人物，我從來沒有佯稱要做到這一點?！薄鳛橐幻麣v史學家，霍氏捫心自問：一部史書倘若要“囊括”全部美國政治傳統(tǒng)，怎么可能沒有專章論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或丹尼爾·韋伯斯特？

然而，留給霍氏潤飾、修訂舊作的時間已然不多。據(jù)其子丹·霍夫施塔特回憶，自1947年起，霍氏被查出患有背部疾?。ú⒂纱艘l(fā)一系列骨科病癥），此后又患上消化不良，最后由白血病奪走他的生命。而在諸多病癥中，最令他飽受折磨的則是膝周滑囊炎——這是患者?膝蓋周圍充滿液體的囊狀結構因?摩擦或感染而?引發(fā)的炎癥，通常表現(xiàn)為?疼痛、腫脹、肢體僵硬?，嚴重時可能影響直立行走?；羰铣擅笾x絕出席歷史學會各類頒獎典禮活動，也絕少參加任何學術研討會，并非由于他自視甚高，“不接地氣”，而屬實是因為這一“硬傷”導致他不良于行。

霍氏出生于非盎格魯-撒克遜混合血統(tǒng)家庭（他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德國路德宗教徒），生來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或許正是這種使命感，以及“來日無多”的迫促感，使得霍氏下定決心，在有生之年發(fā)憤著書。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44年至1965年間，他累計出版七部“專著”（包括獨作或與他人合作），平均每三年出版一部，速度驚人。此后，在疾病纏身的1965年至1970年間，他又完成了三部著作——創(chuàng)下了每二十個月完成一部的驚人紀錄。不僅如此，作為出版商和圖書市場共同青睞的“明星作家”，他的稿約源源不斷，使得他疲于奔命。一方面，與他長期合作的克諾夫出版社持續(xù)推出（或再版）他的史學著作；另一方面，他又拓展了歷史普及讀物的新賽道：自1953年，應普倫蒂斯-霍爾出版社（Prentice-Hall）之約，他著手編撰歷史教科書；1961年，他和友人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一道開始撰寫《牛津美國史》（該系列的第一卷直到霍氏去世十余年后才出版）；1970年，他又同意以每卷九萬美元的價格撰寫一部三卷本的美國政治文化史——該項目計劃于1987年竣工，而在此十七年間，他（和家人）每年都能獲得約一萬五千美元的報酬。

毫不夸張地說，自1950年代起，霍氏幾乎淪為一架“寫作機器”，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家庭經(jīng)濟壓力。第一任妻子亡故后，在外打拼的他被迫將年幼的兒子丹送回布法羅鄉(xiāng)下交由祖父母照看——這成為他終身的“隱疾”：此后他立志要將兒子送入最好的學校作為補償。1952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兒莎拉出生，家庭經(jīng)濟狀況更是苦不堪言：搬遷新居（the Cape home）費用不菲，日后一雙兒女在私立學校的學費也高得嚇人，再加上購買研究資料以及聘請學術助手等開銷。有一段時期，他幾乎無時無刻不為入不敷出的財務狀況而苦惱，甚至因此而患上“疑病癥”（hypochondriac）。很顯然，除了像流水線工人源源不斷“下線”新的產品，他別無選擇。但由此而付出的代價是，明知如此炮制而成的產品存在瑕疵——或被譏為“現(xiàn)時主義”（presentism）寫作——甚至“硬傷”，他也無暇顧及。

說回到《偏執(zhí)風格》。按照原定計劃，霍氏將與主題稍有關聯(lián)的“偽保守主義”三篇文章連同主旨論文匯編為一部文集，但出版商審稿時提出異議，認為內容較為單薄，建議增補“現(xiàn)代美國問題”研究論文三篇——不僅考慮到它們是當時牽動朝野、萬眾矚目的“熱點”，更考慮到學術著作應有的體量（其中“自由銀幣”單篇篇幅即占全書三分之一強）。定稿后，出版商又要求霍氏趕寫一篇“導言”（Introduction），強調本書是專著而非文集，理由很簡單：“文集很難賣大錢”（a book of essays rarely made money）。后來霍氏在這篇命題作文中感慨，“一部文集的作者面臨的最為棘手微妙的任務，乃是撰寫一篇導言，以期各篇文章在內容和論點上看起來更為統(tǒng)一，遠甚于當初寫成它們的時候?！薄獋€中滋味，細心的讀者當不難體察。

曾有評論家調侃，相對于正文，霍氏之“導言”提綱挈領，微言大義，往往能收點石成金之奇效。例如，在《美國政治傳統(tǒng)》一書“導言”結尾部分，霍夫施塔特寫道，“在民主社會中，對待政治領導人的態(tài)度，苛求畢竟比過分寬容要令人安心一些”——意指他將杰斐遜稱為“出身高貴的民主派”以及將西奧多·羅斯福稱為“充當進步派的保守派”之類“反諷”筆法，曾令他在學界飽受攻訐，但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張。同理，本文揭示霍氏著述之“硬傷”，亦取《春秋》責備于賢者之意，并深信此舉無害于霍氏作為“一位具有公共精神而保持低調的知識分子”（a public-spirited private intellectual）之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