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有大批來自古印度和西域國家的佛教僧人和居士、商人，為傳播佛教，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敦煌、張掖、武威、洛陽、西安、南京、揚州等城市，在皇帝和王公貴族的支持下，翻譯佛經(jīng)、講經(jīng)說法。在他們的努力和推動下，佛教迅速在中國扎根、發(fā)展，走上了中國化的歷程。

西域胡僧來自不同的地區(qū)和國家，隨著時代的不同，構(gòu)成稍有變化。漢晉之際，來自古代月氏、康居和安息等地的僧人在大江南北活躍，一些小乘經(jīng)典被節(jié)錄性地翻譯出來；東晉五胡十六國以來，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qū)）和龜茲地區(qū)的僧人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說一切有部的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傳入，大乘經(jīng)典和印度佛學(xué)思想文化體系開始系統(tǒng)地輸入；隋唐之際，來自中印度和南印度等地的僧人增多，密教典籍被系統(tǒng)地翻譯出來，中國佛教的本土宗派開始形成，并深刻地影響了如今的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

胡僧東來傳教，有陸路和海路。海路一般是從扶南（今柬埔寨）或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搭乘商船轉(zhuǎn)道而來；而陸路則是越過帕米爾高原，通過絲綢之路南道、北道或中道，經(jīng)過和田、庫車、伊寧等地，輾轉(zhuǎn)到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東向中原或江南。

負笈東來的胡僧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形象，這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東漢時期，時人對中亞來華胡人相貌是這樣描寫的：“莎車之胡，黃目深睛，員耳狹頤?？稻又?，焦頭折頞，高輔陷□，眼無黑眸，頰無余肉。罽賓之胡，面象炙猬，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仰鼻?！边@些對于胡人的描寫，顯然在審美心態(tài)上并不十分健康。也難怪，不同地域、種群和文化的差異，總會體現(xiàn)在心理接受的詫異方面。敦煌藏經(jīng)洞所出唐代紙本繪畫《行腳僧圖》中，描繪了一位背負經(jīng)卷、疾步前行的西域胡僧，為我們了解這一群體提供了鮮明生動的實例（圖1）。

圖1 行腳僧圖，唐，9世紀，紙本

這位西域胡僧頭戴寬邊折沿的斗笠狀遮陽帽，褲、裙、衫配套的短打扮僧服，行腳涼鞋，背著高高的經(jīng)架，經(jīng)架的幾層格子里裝的是絲帶捆扎起來的卷軸狀佛經(jīng)。顯然，這是一位東來傳法胡僧的形象。之所以說他是東來的傳法胡僧而不是漢地的取經(jīng)僧，是因為他的鼻子特征。

在9世紀唐代畫家的筆下，這位行腳僧鼻子的鼻根下凹幅度很大——這是眼眶高、眼窩深的表現(xiàn)；側(cè)視他的鼻背，鼻背線與面部傾斜角度較大、鼻突異常尖銳而有非常突出的鷹鉤尖，鼻柱部分的線條是從鼻突到鼻翼溝方向揚起；鼻翼溝曲線回環(huán)程度非常明顯。這些都是高鼻胡人的特征。此外，我們還能注意到，此位行腳僧左手持一柄用來驅(qū)趕蚊蟲之類功用的拂塵，而右手卻牽著一個張口齜牙、隨其奔馳的小老虎。這是很有意思的，伏虎羅漢是中原佛寺羅漢中常見的形象，但是將伏虎羅漢同背負經(jīng)書、匆匆趕路的行腳僧形象結(jié)合在一起，就具有比較特殊的意義了。

在隋唐之前的僧史文獻中，只有一位僧人是作為行腳僧而駕馭老虎一同趕路的，那就是耆域。耆域是晉代僧人，晉惠帝末年自天竺經(jīng)扶南（今柬埔寨境內(nèi)）來華，據(jù)說在從襄陽過江后到洛陽的途中，耆域迎面碰到了兩只老虎，本來八面威風(fēng)的獸中之王見到耆域竟兩耳收斂、尾巴下垂，一副乖乖虎的模樣，伴隨他一起前行。耆域后來摸摸虎頭，兩只老虎就乖乖地下道而去。

僧史文獻中用駕馭虎的實例來神話西域僧人的法力，是開展傳教的一種手段。但也不能否認，作為行腳游方的西域胡僧，長期在野外的生活經(jīng)驗積累，有可能會使他們具有一些技能，可以保持在短時期的情況下跟大型野獸做到和平共處。在這幅《行腳僧圖》中，畫家畫出來的這個小動物不可能是狗之類的，因為其耳朵跟狗等犬科動物不一樣，且身上明顯是虎斑紋，腿上有表現(xiàn)大型野獸常有的剛毛。在隋唐時期的胡人三彩騎馬俑中，有帶小狗或小獵豹的形象（圖2），也可能這只老虎就是正在被西域高僧馴養(yǎng)的、尚未完全成熟、野性尚可制服的小虎崽。

圖2 唐彩繪胡人騎馬攜豹俑（高30.5厘米），1960年陜西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雖然文獻和文物中留下的記載和寫實的繪畫、造像極少，我們無法一一將之對應(yīng)到這些來自不同地區(qū)和國家的僧人身上，但是東來胡僧的主要類型及大致形象，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較生動的資料。

《魏書》卷102《西域傳》在講到于闐人的形象時，對于西域胡人有一個非常簡練的概括：“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备鶕?jù)這個概括，天竺及西域其他國家的胡人可以分為“深目高鼻”與“頗類華夏”這樣兩種。

我們結(jié)合圖像和其他文獻記載，以鼻型、臉型和眼睛、嘴唇等面部特征，將胡僧的形象大致分為比較細化的5類：（1）方圓臉、直鼻、厚嘴唇的天竺系僧人；（2）以于闐僧人為代表的直鼻、細長眼，接近中原漢人形象的西域僧人；（3）以康居僧人為代表的高鼻深目的西域僧人；（4）以龜茲僧人為代表的直鼻、團團臉僧人；（5）以月氏僧人為代表的體形細長、眼珠發(fā)黃的西域僧人。

天竺系僧人以“厚唇”為最典型的特征。古印度人的典型形象有出土的隋唐寫實陶俑為證，現(xiàn)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的唐代陶印度人俑，其面部的縱橫比例接近方圓，整個面部的臉、腮、顴骨突出部、額頭等部分都近乎一個個的單位圓（圖3）。在龜茲等地區(qū)的佛教造像中，印度式佛弟子繪畫有克孜爾石窟第60窟上方窟后室后壁右側(cè)的大迦葉壁畫形象，其特征就是面部方圓、鼻背線較直、鼻突不尖、鼻柱平直、嘴唇厚、大胡子（圖4），其實隋唐以后所塑造的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的畫像或塑像，往往也都是這樣的形象。

圖3 陶印度人俑，唐代

圖4 大迦葉頭像，克孜爾石窟第60窟上方窟后室后壁右側(cè)

這種“直鼻、厚唇”的印度河流域人種特征，在早期的印度河文明造像中就有典型的反映，如現(xiàn)藏于卡拉奇國家博物館的公元前2500年的一個“僧侶—國王”形象的造像（圖5），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方圓形面孔、直鼻、厚嘴唇。所以，來自罽賓地區(qū)的僧人，面部特征也應(yīng)該是鼻子不會很高，但是在面貌上肯定也多少會有一些比較引人注目的特征，如罽賓高僧佛陀耶舍，他在中原僧人眼里是一個儀表風(fēng)姿俱美的男人，說明其體貌特征完全符合中原人的審美標準，并且有紅色的短髭，所以被中原僧眾稱為“赤髭毗婆沙”。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館所藏1—3世紀的片巖浮雕《修習(xí)經(jīng)文的僧人》中，手捧梵夾佛經(jīng)認真誦讀、討論的僧人，雖然可以看出來眼眶較高，但是鼻子卻不是那種高鼻帶尖的鼻型（圖6）。這說明罽賓僧人的形象可能也介于直鼻與高鼻之間——比中原民族的鼻子要高，但是跟康居僧人相比，又可以被中原人的審美標準所接納。

圖5 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國王造像

圖6 修習(xí)經(jīng)文的胡僧，片巖浮雕，1—3世紀，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館藏

于闐系僧人或接近于闐人形象的僧人，我們在現(xiàn)存石窟寺壁畫中可以得到一些珍稀的圖像。首先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西魏壁畫《禪修圖》（圖7），畫面以青、赭、綠色塊相配，表現(xiàn)了一個高僧坐在高腳胡床上，在群山環(huán)繞的地方修禪。從畫面上還可以看出在胡床上鋪了編制的席子之類的坐墊。這個高僧我們還不能完全判斷就是“胡僧”，但是在胡床上打坐修煉，也可看出胡人文化對僧人的影響。

這方面最典型的圖像是炳靈寺第169窟西秦壁畫中的繪于建弘元年（420）的《曇摩毗等供養(yǎng)人像》（圖8），這組供養(yǎng)人像在169窟的第6龕。

圖7 禪修圖，西魏，莫高窟第285窟

圖8 曇摩毗之像，西秦，炳靈寺第169窟6號龕左側(cè)

第6龕北側(cè)菩薩的頂部又彩繪一尊菩薩，旁墨書題名“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的東側(cè)彩繪立佛，旁墨書題名“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東側(cè)，在寬0.87米、高0.47米的白底長方形框內(nèi)墨書造像銘文，其后有“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字樣。建弘元年即420年，正值西秦乞伏熾磐統(tǒng)治時期，也是西秦國力較盛的時期。這則銘文是目前國內(nèi)各石窟中最早的有紀年的造像銘文。在龕內(nèi)彩繪彌勒菩薩和釋迦牟尼佛的下面，墨書題名者有“清信女妾王之像”“乞伏罡集之像”。建弘元年造像銘文下方，繪兩排供養(yǎng)人，并有墨書題名，能識別者有上排第一個旁墨書“護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比丘道融之像”。這個曇摩毗在《高僧傳》卷11《釋玄高傳》中有記載：“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lǐng)徒立眾，訓(xùn)以禪道?！眱蓭麑φ?，可知《高僧傳》所說的“曇無毗”，實即炳靈寺第169窟6龕建弘元年造像題記中的“護國大禪師曇摩毗”。這組造像的脫落非常嚴重，只有“曇摩毗”的造像還可以看出面部形象來，這個濃眉大眼、氣宇軒昂的“護國大禪師”，是我們今天唯一可以見到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北方傳播時的胡族高僧寫實形象。

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個曇摩毗的形象，同巴米揚石窟壁畫中一個胡僧的形象非常相像，他們都是細長的眼睛、直鼻，鼻根與額頭幾乎在一條水平線上，鼻翼溝回環(huán)很小，鼻柱跟面部幾乎呈90°直角垂立（圖9）。

這種形象，可能跟于闐僧人有點接近，是“貌不甚胡，頗類華夏”的形象。如在丹丹烏里克佛寺遺址出土的木版畫中，具有高貴身份的于闐地區(qū)佛教供養(yǎng)人的面部形象的輪廓線條柔和、鼻背線曲度很小、鼻突渾圓，就跟中原漢人較為接近（圖10）。

圖9 巴米揚石窟壁畫中的胡僧

圖10 丹丹烏里克佛寺遺址出土木版畫

以康居僧人為代表的高鼻胡僧，這是來自西域的胡僧中最引人矚目的，“高鼻深目”與華夏蒙古人種在面貌上的巨大反差，使這一個群體成為歷代描繪“胡僧”或“西域羅漢”形象的一個原始模板。文獻記載中，作為在長安出生、中原長大的康居人，東晉成帝時期（325—342）傳道江南的康居僧人康僧淵的面相是鼻子高、眼窩深。王茂弘曾以之來戲謔他，康僧淵很機智地為自己的相貌辯護說：“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边@種高鼻胡僧的形象，在隋唐以后的羅漢造像中非常多，但那已經(jīng)完全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模式化創(chuàng)作，不具有認識早期來華胡僧實際形象的標本價值。我們能見到的最形象的高鼻胡僧造像，是在麥積山石窟第87窟右壁前部的西魏時期塑佛弟子形象（圖11）。從這個佛弟子鼻子的高、尖程度及其與面部的大小比例來看，他完全可能就是以康居僧人為模板繪制的。

圖11 佛弟子，西魏，麥積山石窟第87窟右壁前部

從文獻記載來看，傳教胡僧中康居人的形象是中原的審美原則最不能接納的。如釋法平是寓居建康（今江蘇南京）的康居僧人，他可能也是出生在江南的康居人后裔。他與弟弟法等一起出家，到白馬寺做高僧曇籥的弟子，后來兄弟二人又共同移住到了祇洹寺。釋法平兄弟倆從白馬寺移居祇洹寺，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寺中西域僧人較多的緣故，因為他們兄弟倆的相貌跟中原漢人差別較大。尤其是釋法平的弟弟，文獻記載他“貌小丑”。文獻中的這種描寫，恰好反映了當(dāng)時人對他們相貌的心理接受程度。

與康居僧人有同樣高鼻深目特征的，可能還有大月氏僧人。中國文獻中的大月氏就是貴霜王朝，而貴霜貨幣上有其國王的肖像，其形象是高額隆鼻，鼻梁勾曲，唇厚多須，有學(xué)者認為這是突厥人的特征。此外，從貴霜錢幣上國王的肖像來看（圖12），還有一個特征就是長鼻，而同樣的長鼻子形象也在斯基泰文物上有發(fā)現(xiàn)，所以也可能月氏人就是這種長鼻胡人。

但是在《高僧傳》的描寫中，來自月氏的僧人支謙的形象是“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在描寫支謙的種族特征時，注意的是他眼睛的顏色，而不是鼻子的長短，這是否又表明，來自大月氏的僧人也可能不是尖鼻子而是黃眼珠的。因為貴霜王國的統(tǒng)治階層與境內(nèi)的民族并不是一體化的，雖然貴霜王是高鼻胡人，但是到中原來傳教的姓“支”的那些月氏僧人，卻不一定就是高鼻深目。

壁畫中的龜茲僧人是典型的團團臉，這是否就是當(dāng)時龜茲地區(qū)僧人的寫實形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龜茲造像的祥和與線條柔和程度確實是一個典型特色（圖13）。

顯然，隨著佛教的傳入，其迥異于華夏的思想，引起了同儒家文明體系的沖突與融合，而那些負笈而來的西域胡僧的相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中原族群的心理認知?！懊婵住被颉澳樏妗蓖侨祟惙謩e族群的重要符號，也是不同社會文化的生物學(xué)表征。雖然人類之間的任何可見性差異，是貫穿于整個物種的生物性特征框架之內(nèi)的，但是多樣性的人類種族或族群的面貌差別，更大程度上表征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西域胡僧傳教就是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例子，他們東來華夏后“非我族類”的樣貌迥異所引起的關(guān)注，遠遠比不上他們所譯寫、講授的經(jīng)典思想在文化交流與融合方面所引起的巨濤駭浪。

圖12 貴霜君王維馬·伽德庇塞斯金幣，1世紀，塔克西拉博物館藏

圖13 吐魯番、西安、洛陽出土的胡人俑

圖13 吐魯番、西安、洛陽出土的胡人俑

（本文選摘自《胡僧東來：漢唐時期的佛經(jīng)翻譯家和傳播人》，尚永琪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