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1964 年出生，江蘇吳縣人。1981 年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就讀本科，現(xiàn)任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中國三線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時期的土匪和國民黨特務政治、小三線建設等。編纂有《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 1-10 輯）、《新中國小三線建設檔案文獻整理匯編》（第一輯）、《口述上海：小三線建設》等多部著作。

訪談人：徐蓁、張金陽、韓建汶

訪談時間：2024 年 1 月 25 日

訪談地點：徐有威教授家中

1981年6月徐有威教授參加上海高考的成績單

情衷歷史，與旦結緣

張金陽（以下簡稱 “張”）：請問您當時為什么選擇復旦歷史系？您在中學讀書時是否就有報考復旦的意向？

徐有威（以下簡稱 “徐”）：我是 1964 年出生。小學一年級時曾患急性腎炎，醫(yī)生說一累就會變成慢性腎炎，后果嚴重，所以我從小就不敢多動。那時一則學業(yè)比較松，二則要靜養(yǎng)，我就有大量閑暇時間在家，正好天性喜歡閱讀，因此看了不少書報。那時家里幾乎沒有圖書，只有一份《文匯報》，還有小學訂的《紅小兵報》和《紅小兵畫報》。我父母非常開明，這兩份報刊我都訂閱了，一般同學只訂其中一種，還有同學一種都不訂。

我表哥家有 “文革” 前出版的連環(huán)畫《三國演義》，完整一套 60 本，他家有 30 多本。我經常求他借書，借來后，很多鄰居和同學都來看，大家都把這書當寶貝。我還讀了幾十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外國歷史小叢書 —— 其中一本是金重遠老師寫的《拉丁美洲獨立戰(zhàn)爭》。1981 年，我在課堂上面對面見到金老師，特別激動，后來還差一點成為他的碩士研究生。

1975 年前后，大概是評《水滸》運動的緣故，老百姓能買到《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志》等經典古籍，還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滸〉評論資料》，我逐字逐句讀了，雖然似懂非懂，但收獲很大。記得在格致中學上高中時，歷史老師夏云川講北宋史，提到一段《水滸傳》相關的資料，我馬上在下面插嘴：“您這段資料來自《宣和遺事》。” 這話就是從那本《〈水滸〉評論資料》里看到的，夏老師當時特別吃驚。

“文革” 期間不用升學考試，畢業(yè)后就近入學。1979 年，上海市恢復高中重點學?？荚嚕乙云骄块T 92 分（滿分 100 分）的成績考入格致中學高中部，格致中學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我高考總分 450 分，在當年上海文科考生中排第 45 名。

我們是 1981 年 7 月參加高考。格致中學以理工為主，文科不受重視，我們幾個同學向校方強烈要求成立獨立文科班，最后得到同意。我們這個文科班共 26 人，考取復旦大學的有 12 人，占比 46%，這個比例在格致中學歷史上應該是空前絕后的。我們班有兩個同學考進復旦歷史系，一個是我，另一個叫張毅。

和我們一起考入復旦的還有生物系的金力同學，他現(xiàn)在是復旦大學的校長。從格致中學先后走出過三位復旦校長：楊福家（1954 屆）、楊玉良（1968 屆）和金力（1981 屆）。

填高考志愿時，我堅持要讀歷史系，爸媽都反對 —— 他們剛經歷 “文革”，心有余悸，但我沒動搖。我媽媽有個朋友在復旦大學物理系當副系主任，還認識一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的老師（當時任華東化工學院馬克思主義教研室講師），媽媽請他們來家里參謀。復旦的那位叔叔建議我讀復旦歷史系，華東師大的叔叔則推薦我去華師大；華師大的叔叔說他們系主任吳澤名氣大，復旦的叔叔就說 “我們有周谷城”；華師大的叔叔提 “讀華師大有 19 塊錢一個月的獎學金”，復旦的叔叔則說 “什么錢不錢的！” 最后我選了復旦。高考成績公布后，因為成績好，復旦的那位叔叔建議我轉新聞系、管理系這些熱門學科，被我一口拒絕了 —— 我不是機會主義分子。

張：能講講您印象深刻的校園建筑嗎？

徐：我們那時的校園建筑全是老建筑，第一教學樓（簡稱 “一教”）底層有兩根大柱子，我們班的黃亞南同學開玩笑說，這像蘇聯(lián)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圓柱大廳 —— 克里姆林宮大廳也有兩根大柱子。我們那屆有 50 個同學，在一教有間專用教室。一教對面是校長辦公樓，旁邊還有一棵小樹，有時我們也會在第三教學樓上課。

張：您平時在哪里學習？

徐：晚上我都在寢室學習，很多同學喜歡去教室自修。那時有個文科閱覽室，大家都搶著領牌子進去讀書，人特別多，我也去過好多次。那時印象最深的兩件事：一是讀書要搶位置，二是有些同學拿著能收短波的小收音機，在外面聽英文國際廣播，邊走邊聽，一路上都能聽到。以我當時的英文水平，只能聽懂第一句。

1984 年，余子道老師手把手教我寫論文

張：您有印象深刻的歷史系老師嗎？師生交往中有沒有溫情或有趣的事，能詳細講講嗎？

徐：我講講余子道老師教我寫論文的事吧。余老師在我們讀書時是歷史系主任，他大三時給我們開的一門課，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記得是 1983 年 9 月，余老師給我們講 “中國現(xiàn)代軍事史”。他是寧波人，上課最讓我印象深的是他的寧波腔普通話 —— 我上海的鄰居很多是寧波人，聽他說話特別親切。

余老師的課是下午 1:30 到 4:30，我經常缺前兩節(jié)課：在家吃完午飯，從黃河路的家騎自行車去學校，路過四川北路時，會進附近的舊書店買幾本喜歡的舊書，到學校時差不多下午 2 點，正好錯過第一節(jié)課，余老師也從來不點名。期末他出了 50 個題目，讓我們任選一個寫課程作業(yè)。我看到 “大革命時期蘇聯(lián)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這個題目，特別興奮 —— 因為 1983、1984 年左右，北京有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中文版的蘇聯(lián)軍事顧問回憶錄。我怎么知道這些書的呢？那時圖書館借書特別難，經常借不到，所以我不常去圖書館，但我們班有些同學很賣力，會去圖書館借書，我就去他們寢室蹭書看，他們借什么，我就看什么。

我記得他們借過中文版的蘇聯(lián)軍事顧問回憶錄，我通讀了這些書后，又去找姜義華老師借書。姜老師當時是歷史系副主任，住在復旦第五宿舍。那天上午 11 點左右，我去他家時，他正在炒菜，看到我來，馬上關了煤氣、放下菜鏟，專門解答我的問題。我想借一本難尋的黨史研究著作，姜老師的那本書是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復印的，他把復印件借給我，我簡直如獲至寶。

隨后就放暑假了，課程作業(yè)一般兩周內交，但我來不及寫，就跟余老師說要晚交，他同意了。暑假里，我騎自行車去徐家匯的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借書，沒借到；又去華東政法學院里的上海社科院圖書館 —— 余老師介紹我找館長楊康年老師借書。我要找的書是從北京金再及老師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的。楊老師爬高爬低，終于找出這套蒙著一層灰的書。最后，我靠這些材料，在暑假里完成了一篇 2 萬多字的課程作業(yè)。

開學后，我把作業(yè)交給余老師，說 “對不起，交晚了”，他滿口說 “沒關系沒關系”。交完作業(yè)后，我很久沒見余老師，后來在路上偶遇他，他邊走邊說：“你這篇文章好好改改，我?guī)湍阃兜健稄偷W報》去?！?有這種好事，我當然愿意改，我改完后，余老師又幫我改。最后，我在文章上署了 “余子道、徐有威”，把他的名字放前面 —— 他是指導老師，題目是他出的，還幫我修改，放前面很正常。記得一個下雨的傍晚，在歷史系 200 號辦公樓一樓的中國現(xiàn)代史教研室，余老師當著我的面，用筆把他的名字仔細涂黑，直到一點痕跡都沒有，還邊涂邊說：“我的名字不值錢的，不值錢的?！?就這樣，這篇文章最后只有我一個人的名字。

1985 年 7 月，我大學畢業(yè)，去中國紡織大學（現(xiàn)東華大學）社會科學部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工作，早就忘了文章的事。1985 年 12 月一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去上班時，同事說有我的印刷品郵件，打開一看，是《復旦學報》編輯部寄來的文章清樣。編輯部在信里說：“徐有威老師，您的文章清樣已出，這篇文章是余子道老師送來的。我們去歷史系找您，得知您已畢業(yè)分配到這里，就寄到此處。請您盡快核對后寄回，我們即將出版?！?后來我才知道，寫這封信的是歷史系系友周珉老師，他當時曾任《復旦學報》副主編。

12 月底，我寄回清樣，這篇文章就在《復旦學報》1985 年第 6 期出版了?？吹诫s志時，我特別吃驚，沒想到自己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接著我想，大學時還寫過其他文章，就找了一篇大三寫的、關于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的論文，投給《復旦學報》，一年后也發(fā)表了，登在 1987 年第 1 期，題目是《羅伯斯庇爾與 “非基督教化”》。比我低一屆的章清同學說過：“一篇世界史、一篇中國史，歷史系的老師都不一定寫得出來?！?/p>

余老師幫我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讓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水平 —— 我們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定位，只有老師才清楚。余老師有敏銳的眼光、無私的栽培精神，還甘為人梯，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把我從一個上海小職員的兒子，變成了一名學者。沒有余老師的培養(yǎng)，就沒有今天的二級教授徐有威。

那篇《羅伯斯庇爾與 “非基督教化”》是怎么寫出來的呢？其實是金重遠老師 “世界現(xiàn)代史” 的課程作業(yè)，后來成了我的大學畢業(yè)論文。我會選羅伯斯庇爾這個主題，是因為看了一本署名 “楊真” 的《基督教史綱》，里面提到羅伯斯庇爾的 “非基督教化” 運動。我抓住這個點，找遍了能看到的所有資料。后來才知道，“楊真” 是筆名，作者真名趙復三，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曾寫信向他請教，他很快回了信。這封信我搬家時弄丟了，沒想到后來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看到它被拍賣，我自己出錢買了回來，可惜只有信封，里面的信紙沒了，希望那些信紙現(xiàn)在還在世上。

金重遠老師曾在列寧格勒大學（現(xiàn)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歷史系讀書，他跟我們說，中國留學生的考試成績常常是第一名，德國人第二，羅馬尼亞、波蘭、捷克的同學爭第三名。他還說，德國同學每天回宿舍都會說 “今天有什么新收獲”，蘇聯(lián)同學則經常喝酒。金老師口才特別好，講課像說相聲，學問也扎實，能一口氣講一分鐘不換氣 —— 你得自己動腦筋斷句，不然根本聽不懂，因為他一句話太長了。我請他指導本科論文時，他還幫我去復旦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書 —— 我們學生借不到這本書，只有老師能借。

羅伯斯庇爾的文章發(fā)表后，我想起大學一年級還寫過一篇關于蘇聯(lián)國際外交的文章，就改了改投給《復旦學報》。周珉老師看到后說：“好了好了?！?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真是年輕，連續(xù)發(fā)表兩篇還想馬上發(fā)第三篇！不過現(xiàn)在想想，還是很自豪年輕時有那樣的勇氣和執(zhí)著。

大學畢業(yè)后，余老師建議我和他一起做研究，還邀我合作。1989 年，我們合作寫了《力行社述論》，發(fā)表在《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6 期。之后我專門研究力行社，在國內的《歷史研究》和英國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

余老師不僅學問好，人品更好！歷史系的沈渭濱老師曾跟我說：“余子道，那是‘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能培養(yǎng)出教授的教授。過去只聽說陳寅恪是 “教授的教授”，沒想到我能見到真人版的。更難得的是，余老師人品高尚，據說歷史系的老師里，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人品。陳絳老師也跟我說過，他特別難忘余老師當歷史系主任的那段日子。要知道，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到現(xiàn)在，半個多世紀風云變幻，能贏得這樣的口碑和尊敬，太不容易了！

憶昔歲月稠

張：您在復旦讀了很多世界史的課，當時是對世界史特別感興趣嗎？

徐：我本來想讀世界史，那時打算跟金重遠老師讀研究生，所以選他的課多一些。但世界史的課很少，只有金老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陶松云老師的 “英國史”、袁傳偉老師的 “英印關系史” 等。余老師的 “中國現(xiàn)代軍事史” 其實是我用來湊學分的 —— 沒想到這個湊學分的念頭，改變了我的學術路徑，這真是命運的安排。

張：除了金重遠老師的課，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課程？我們知道您之前選過駱玉明老師的 “中國文學史”，現(xiàn)在駱老師還偶爾開課，我們有幸聽過。

徐：當時中文系給歷史系開了一門選修課叫 “中國文學史”，分上下兩段，楊明老師講上段，駱玉明老師講下段。我對駱老師印象很深，他是個才子，就在一教二樓歷史系的專用教室給我們上課。1982 年時，駱老師應該 31 歲，戴黑框眼鏡，穿一雙中式蚌殼棉鞋。他站在講臺邊講課，兩只腳有一半懸空，我總擔心他會一腳踩空掉下來。

駱老師解讀陳子昂的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時說：“一句講時間，一句講空間，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上，一個人默默哭泣?！?他用 “時間、空間” 解讀，一下子讓詩句活了。這門課我聽了 40 多年，現(xiàn)在還能想起當時的畫面。有天晚上，駱老師還走到我們宿舍來，當時只有我在寢室自修，他就跟我聊天，問我們的學習情況。

張：當時有歷史類的講座嗎？

徐：記得有個下午，中國社科院的李澤厚老師來大禮堂講課，人特別多，人山人海。據說李老師開口第一句是 “我不太會上課”，下面馬上有學生大喊：“你的文章寫得好！” 那時候學生的真性情，從這事就能看出來。

歷史系的講座特別多，國內外很多教授都來復旦歷史系開講座，多得像 “過江之鯽”。比如胡厚宣、周一良、龐樸、李學勤、金沖及、李新、日知、寧可、金維諾、張芝聯(lián)、丁守和、王堯、來新夏、蔣孟引、裘錫圭、湯志鈞、胡繩武、茅家琦、汪向榮、李澤厚，還有美國的方納、高加龍、袁清，法國的索布爾，日本的井上清、森正夫等。我會按自己的興趣去聽一些，也會聽去聽講座的同學講見聞、說八卦。比如法國的索布爾老師來開講座時，聽說中國家庭辦喪事后會聚餐，就跟中國同行說 “法國也有類似風俗”；研究明史的美國俄亥俄萊特州立大學教授袁清，講座結束后專門去請教樊樹志老師；李學勤老師給我們講古文字學時說，“島” 字就是 “大海上一只鳥站在石頭上” 構成的，當時歷史系的吳杰教授也坐在下面聽；周一良老師還說過，有個好學的年輕人寫信問他 “土耳其宮廷太監(jiān)” 的事，他建議對方查百科全書 —— 不過我想，1983 年前后，國內想找英文百科全書不容易，而且大家的英文水平也有限。

張：有印象深刻的課余活動嗎？

徐：我喜歡安靜讀書，幾乎不參加玩的活動。1984 年的上海，普通人家居住條件都一般，我們家算好的，58 平方米，兩個半房間，有獨立廚衛(wèi)。家里只有我一個孩子，所以我經常在家學習。記得王維江同學第一次來我家，站在大門口左看右看，脫口而出：“要是我家有這么大的房子，我也不去學校了?！?/p>

我們當時有個學習小組，共 10 人，7 個男生、3 個女生，最后留在復旦大學工作的有沈文忠、王維江和呂靜。我經常請同學們來家里玩，有一次我爸媽做了一大桌菜，最受歡迎的是一大鍋羅宋湯。為了讓我們玩得自在，爸媽做完飯就出去了，同學們把那鍋羅宋湯喝得干干凈凈，幾十年后他們還會提起這鍋湯。

1985 年畢業(yè)前，我又請一些同學來家里包餛飩，還把一枚五分錢、一枚兩分錢的硬幣包在餛飩里，說 “誰吃到誰幸運，能分到好工作”。結果郭志剛吃到了硬幣，卻被分配到南京外國語學院，算是 “辜負” 了我的餛飩。不過沒多久，余子道老師介紹他去考北京軍事科學院的碩士研究生，他畢業(yè)后留在那里工作，最后當了軍事科學院軍事研究所所長。我們的大學畢業(yè)紀念冊里，郭志剛給我留過言：“還記得春節(jié)前歡聚嗎？兄親手煎春卷，讓我大飽口福。吃餛飩時，我雖吃到七分硬幣，卻未如愿留滬。兄留校深造，我遠赴他鄉(xiāng)，何日再相見？棲霞游人 1985.7.11?！?現(xiàn)在和郭志剛見面聊起這事，還會忍不住笑。

外地同學也會請上海同學去家里玩，我們寢室的儲九志同學是江蘇泰興人，就請過幾個同學去他家住了幾天，玩得特別開心。

張：當時有好玩的地方嗎？比如劇社演出之類的？

徐：我是 “書呆子”，不參加社團活動，最頭疼、印象最深的是怎么讓體育課及格。那時我身高 175 厘米，體重 70 千克，得了個 “胖子” 的綽號 —— 按 1981 年的標準是胖子，現(xiàn)在看就是瘦子。因為我?guī)缀醪贿\動，每次體育課考試都不及格。畢業(yè)前最后一次體育課補考 1500 米，正好是晚飯時間，我急急忙忙跑到寢室找黃亞南幫忙，他馬上放下筷子陪我去操場；還有個叫林斌的同學，在后面推著我 “跑”。最后靠他倆一拉一推，我才算 “跑完” 1500 米，終于及格了。當時沈祖祥同學在操場邊看到我這副樣子，笑著大喊：“胖子，加油加油！” 補考結束后，體育老師還跟我開玩笑：“以后結婚要送我喜糖啊！” 我至今感謝這些同學，要是體育課不及格，我就只有畢業(yè)證沒有學位證了，那可就慘了。

當時體育課的安排是：大一、大二上基礎課，大三以后可以選足球班、排球班、籃球班；我們這些體育不及格的，會被集中到 “基礎班”，還被其他同學調侃 “基礎扎實”。在這個班里，我認識了日語系的許金生同學，我倆成了 “同是天涯淪落人” 的朋友。許同學后來成了復旦大學教授，至今我們還有來往，尤其在學術研究上交流很多。我曾看到一位韓國人的文章里寫：“他們的友情，始于大學時代的運動場?！?這話特別戳中我。

張：當時同學之間會一起學習、討論問題嗎？歷史系的師生關系怎么樣？

徐：復旦的才子多，大家以前都是各高中的尖子生，從小聽著贊美長大。不過到了大三、大四，差距就慢慢拉開了 —— 有些同學從小閱讀量少，理解力也不一樣。比如我有個同學，大一才開始認真讀《三國演義》，他確實是好學生，但我有點不理解，因為我小學就開始看四大名著，《紅樓夢》還通讀了兩遍。還有個同學問我 “什么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我剛好知道，就跟他解釋了。

復旦的同學都有抱負，學習上會暗暗較勁。我們班有個來自遼寧建平縣蘿卜溝鄉(xiāng)的同學叫方永剛，遼寧的英文教學水平不如上海，他就特別努力，有次英文考試居然超過了我。后來有同學告訴我，方永剛在我們住的六號樓二樓走廊里大喊：“我超過徐有威啦，我超過徐有威啦！” 他這種好強的勁頭，一看就不一般。2008 年 1 月，他被評為中央電視臺 “感動中國 2007 年度人物”，這絕不是偶然的。

那時的師生關系特別融洽，我們可以隨便去老師家玩、問問題，老師也特別熱情。我和丁之方同學曾去朱維錚老師家，請他幫我們改文章；陶松云老師也常請同學去她家吃飯。記得有次同學們準備學科競賽，遇到個冷門問題找不到答案，在圖書館走廊碰到吳杰老師，他馬上詳細解答，像 “活百度” 一樣。吳老師是 20 世紀 40 年代的留日學生，有很多故事。顧云深老師和我們同住六號樓二樓，經常來我們寢室，看到我們書架上的書，會語重心長地說：“以后讀到高年級，要看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啊。”

周谷城先生贈給徐有威教授的題字

我還請時任歷史系副系主任的莊錫昌老師寫過一封介紹信，去周谷城老師家請教 —— 當時周老師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還專門給我寫了一幅字。記得那天我在學校大門口見到莊老師，請他幫忙寫介紹信，他一口答應，還馬上陪我去大門口旁邊的郵局，在郵局營業(yè)廳的柜臺上，當場寫好了介紹信。莊老師的平易近人和熱情，我現(xiàn)在想起來還覺得溫暖。

張：還有其他有趣的經歷嗎？

徐：那時師生互動特別好。比如在許道勛老師的課上，有同學站起來提問，許老師會馬上回答；要是老師當場答不上來，就會記下來回去查，下次見面再回復，大家都覺得很正常。有次在樊樹志老師的課上，我們問他對周谷城老師中國古代史著作的看法，樊老師開口就是 “恕我直言”，然后慢慢講他的觀點?，F(xiàn)在想起那個場景，我還會忍不住笑。

2003 年以來，我寫了四篇紀念歷史系老師的文章：《唾面自干：陳仁炳的晚年》《永遠的金老師》《沈老師的 “小鬼”》《聆教在陳寶琛扇面下方的沙發(fā)上》，算是對他們的感謝和敬意。我寫這些文章比寫專業(yè)論文還認真，其中《唾面自干：陳仁炳的晚年》在網上傳得很廣，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專家說這是我寫得最好的文章，這個評價對我來說是最大的褒獎。

另外，20 世紀 80 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輔導員制度也很有效。我的輔導員胡禮忠老師是歷史系 1978 屆畢業(yè)生，他當輔導員時還去我家做過家訪。那天我不在家，他跟我爸媽介紹了我在學校的情況，還誠懇地希望我 “多和同學搞好關系”。后來他又多次委婉地跟我說 “有點清高”，希望我注意，但我當時沒悟性，既不懂 “清高” 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改。直到工作多年后，我才慢慢明白胡老師的苦心。前幾天我偶然翻到 1983 年 7 月 1 日班主任陳宗海老師和胡老師寫的《復旦大學學生品德評定報告單》，上面寫著：“如果能夠更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廣泛地和同學打成一片，就更好了。” 現(xiàn)在看到這張單子，我還是很有感觸。

徐有威教授珍藏的《復旦大學學生品德評定報告單》

張：您之前提到去西安實習和參加北京校史采訪，能講講這些經歷嗎？

徐：我們那一屆由老師帶隊去西安考察，住在西北大學，待了大概兩周。我們考察了乾陵、昭陵、半坡遺址等，大開眼界。從上海去西安，是我第一次坐長途過夜火車。記得西北大學校門口經常有馬車經過，食堂沒有桌椅，學生都蹲著吃飯。在路上遇到一位說上海話的阿姨，一聊才知道她上海的家在石門一路，離我家很近。直到后來做三線建設研究，我才知道她是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從上海支援內地建設、內遷西安的上海人。

我們這屆同學還參與了復旦大學校史的編撰采訪，大家分成四路，去北京、天津、浙江、重慶等地，我被分到北京。我們住在北京師范大學的地下室，自帶草席和枕頭。第一次坐公交車看到天安門廣場時，我特別激動。在北京，我們一個個打電話聯(lián)系老校友采訪，有些校友是抗戰(zhàn)時期在重慶讀的復旦。我本來計劃采訪楊憲益老師 —— 他的英譯《紅樓夢》特別有名，打電話約采訪時，他說 “歡迎歡迎”，但我多了一句 “我們是來采訪復旦校友的”，他馬上說 “我不是復旦畢業(yè)的”，婉拒了采訪。后來我才知道，抗戰(zhàn)時期楊老師在重慶的一些大學和國立編譯館工作過，和復旦確實沒什么關系?，F(xiàn)在想想，要是當時沒說那句多余的話，就能見到楊憲益老師，看看這位文化名人的風采了。

張：您的研究方向和在復旦歷史系接受的訓練有關嗎？尤其是您做了很多小三線相關的口述史，本科時有沒有相關訓練？

徐：上海大學的一位同事跟我說過：“你讀書時，老師肯定不會教你研究小三線。” 這話很對，20 世紀 80 年代，老師們根本想不到三四十年后會有 “小三線研究” 這個課題。但老師的教育是 “宏觀教育”—— 培養(yǎng)我們的思路、研究方法和鉆研精神，這就是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種教育的影響能受用一輩子。

張：您對復旦歷史系的學弟學妹有什么寄語嗎？

徐：到 2024 年，我已經畢業(yè)工作 39 年了。工作時經常要填學歷，朋友也會問我的學歷，我總是說 “最高學歷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本科生”—— 我沒讀過碩士、博士，更不知道博士后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也沒有留學經歷。但作為復旦歷史系的本科生，我 35 歲評上教授，51 歲成為二級教授，這足以證明復旦大學本科生教育的成功。我為自己 “復旦歷史系本科生” 的學歷驕傲，也特別感謝歷史系各位老師的培養(yǎng)。以后如果教育部搞本科生培養(yǎng)評估，建議復旦歷史系把我當案例介紹，證明歷史系的本科生教育做得不錯。也想告訴學弟學妹：就算是歷史系的普通本科生，只要認真學習、踏實工作，多少都能做出些成績來。

訪談札記

訪談那天天氣很好，走進徐有威老師家的書閣，陽光斜斜地照進室內。徐老師很健談，熱情地和我們分享他在復旦的學習生活經歷和感想，他講得投入，我們聽得入迷，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三個小時。

正式訪談前，徐老師先給我們看了他珍藏的復旦歷史系相關材料：從輔導員懇切的寄語，到周谷城老師充滿期許的手書，這些物品都承載著他的珍貴記憶，也記錄著歷史系師生間的深厚情誼。最讓人印象深的是一張 1985 屆歷史系全體同學的畢業(yè)照，徐老師在照片背面工整地寫下了每位老師和同學的名字，努力留住每一段記憶。紙張已經泛黃，但情誼依舊濃厚，徐老師一一為我們講述這些往事，仿佛為我們展開了一幅 20 世紀 80 年代復旦生活的生動畫卷。

在徐老師的講述中，一位位歷史學者的鮮活形象浮現(xiàn)在眼前，一幅幅師生情深、同學互助的畫面被定格：他重點講了自己找遍材料完成余子道老師《中國現(xiàn)代軍事史》課程論文，最后發(fā)表在《復旦學報》的經歷，還把這事稱為自己的 “學術入門”；去周谷城老師家請教、到朱維錚老師家改文章、金重遠老師的趣事…… 徐老師多次提到當時歷史系師生間的融洽關系，名教授們親切隨和又治學嚴謹?shù)男蜗螅路鹁驮谖覀冄矍?。這些記憶不僅屬于過去，還和今天的復旦緊密相連 —— 在相輝堂聽講座時人山人海的場景、老師們真誠親切的待人方式，是徐老師和我們共同的記憶，更彰顯了復旦多年未變的學風底色。

談到復旦歷史系的培養(yǎng)對自己學術道路的影響，徐老師感觸很深，他說老師們給予他的是 “宏觀教育”。四十年來，他一直受益于在復旦接受的教育 ——“培養(yǎng)思路、研究方法和鉆研精神”，這正是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的道理。

告別徐老師時，陽光依舊明媚。這次訪談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復旦歷史系傳承的篤實學風和融洽氛圍，就像溫暖的陽光，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歷史系人。

來源：《學史篤志錄：復旦大學歷史學科系友訪談》，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