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懸一生》是一個懸疑劇，有著跌宕起伏甚至可說是詭譎多變的劇情，但該劇最吸引我的不是這個，而是那些日常生活的場景，因為它比較真實地復刻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鄉(xiāng)村、小鎮(zhèn)青年的生存困境，在反映底層人掙扎求生和小鎮(zhèn)青年的殘酷青春這兩個維度上尤其出色。

網上關于劇中女性（吳細妹與田寶珍）的討論引起了我的關注，豆瓣劇評《命懸一生：聽話的吳細妹死路一條，不聽話的田寶珍人生贏家》得到最多觀眾點贊，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好女人得到名聲，壞女人得到一切”在網絡上得到了巨大認同和爭論

底層人的掙扎求生與殘酷青春

該劇是多角度敘事，不斷轉換視角，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吳細妹對警察的敘述，隨著她的娓娓道來，底層女性的生存困境在觀眾眼前逐一呈現(xiàn)。

這些對我來說并不陌生，我從小生活在比較貧困的農村，這里大多數(shù)孩子沒有升學希望，初中畢業(yè)就回家務農、開始談婚論嫁，像劇中徐慶利那樣讀了一年高中在村里就算文化人，一點也不夸張。

飾演徐慶利的黃軒奉獻了精湛地表演

由于學歷不高，外出打工很難找到好工作，更多在賣苦力。如徐慶利沒有高中文憑，只能在廠里做普工。曹小軍和吳細妹逃亡，兩人試圖“踏踏實實把日子過好”，但只能找到保潔、建筑工、搬家這種又苦又累的活，還遭遇了包工頭的欺凌和孩子重病等困境，最后被迫鋌而走險。

當時社會處于動蕩中，外部的新世界在逐漸打開，炫人眼目，同時又荊棘遍地，機會與危險并存。小鎮(zhèn)（包括從農村來的）青年期待有一個美好人生，可生活中充滿挫折，時常遭遇暴力，盡管也有溫馨美好的瞬間（這將成為漫長人生中的回憶）。那些想成大事而缺乏機會與相應能力的青年更易走入歧途，被陰影吞沒。

在劇中，由于原生家庭的缺失、學校教育的匱乏與社會秩序的混亂，倪向東、曹小軍很早就開始混社會，靠暴力來謀生，倪向東最終走上黑道，染上吸毒的惡習，因此不得善終。恰如片頭曲《霧》中講述的那個故事：“寒流已把我們包圍/你無聲無息/消失在冰涼的霧中/永遠的離去”。

這個上世紀曇花一現(xiàn)的陰影樂隊有多首歌曲在劇中被采用，它感傷的音樂、凄婉的歌詞，恰似劇中人物的心境，這些在困境中長大、在底層掙扎求生的青年，無論自身如何努力，陰影都將伴隨他們終生。

徐慶利（黃軒 飾）、曹小軍（白宇帆 飾）、吳細妹（李庚希 飾）在困境中長大、在底層掙扎求生的小鎮(zhèn)（農村）青年。

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

該劇播出后，許多評論把吳細妹和田寶珍進行對比，強調前者是聽話的好女孩，卻總是遇人不淑，漸漸走上絕路；后者是反叛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女性（壞女孩），有野心、有欲求，一路向上，獲得光鮮亮麗的人生。

這種解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當下女性的性別意識覺醒，即女性不愿再做被傳統(tǒng)規(guī)范、在家中付出（被犧牲）的賢惠女人，不想淪為他人的附屬品和生育工具，她們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過上更好的生活。

不過，這種二元對立敘事有不少問題。一個是它不貼切，因復雜人性無法用簡單的“好”、“壞”來判斷，公眾對“好壞”的認知也有差異。

吳細妹反復講自己聽話，實際上她不那么聽話

吳細妹反復講自己聽話，實際上她不那么聽話，對兩任家暴伴侶她都表達過異見。在剛指使手下暴打女孩的洗頭房老板道哥面前，她也是不卑不亢。而且，她殺人毫不手軟，策劃滅口騙保異常冷靜，這些跟聽話順從更是背道而馳。

反觀田寶珍，她的“壞”非常有限，具體來說只有拋棄前男友這一條，而基于前男友的不上進、背叛她（找過洗頭房小妹），這個選擇完全可以理解，這種程度的“見異思遷”也很常見，更不用說她還有幫前男友逃命、資助其父親等善舉。在普通人的認知中，恐怕不少人會認為吳細妹是壞女人，田寶珍才是那個好女孩。

還有一個是邏輯缺陷。導致吳細妹悲慘人生的原因很多，如社會環(huán)境、原生家庭、個人性格以及各種偶然因素……不能都歸結是她想做“好女人”。吳細妹只求安穩(wěn)人生，這并非不可能，是創(chuàng)作者把她置于某種難以逃脫的險境，一步錯、步步錯，難以回頭。

類似地，田寶珍的逆天改命也不太真實，人物成長幾乎沒有痛苦和掙扎，像一個被架空的人設，而且就事論事，她的成功主要源于其積極上進、嚴于自律，并非是不守傳統(tǒng)女德。

田寶珍的話得到了很多女性的共鳴，但她的成功源于其積極上進、嚴于自律，并非是不守傳統(tǒng)女德。

女性主義有一個重要概念——“交叉性”——它關注女性間的差異，指出女性遭受壓迫是多方面因素影響及其交叉作用。如果只強調傳統(tǒng)性別規(guī)范的束縛，就可能忽略其他重要因素。如吳細妹生長于貧困閉塞的環(huán)境，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缺乏社會資源，那不管她選擇做好人（聽話）還是做壞人（殺人），她都有更大概率失敗，劇中的她也確實如此。

底層女性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嗎？

如果我們承認吳細妹身上有惡的部分，那為什么這部分（壞女孩）也沒能改變她的悲劇？當然，這主要基于創(chuàng)作者對女性議題的個人理解。

文藝作品中底層女性“殺夫”這個主題并不罕見，臺灣作家李昂寫過《殺夫》，敘述其中女性的心路歷程，但在殺夫后小說就戛然而止了。電影《醬園弄》將《殺夫》放在開頭，從正序、倒序插播開展敘事，但由于虛構的詹周氏與警察局長的對抗情節(jié)有“虐女”嫌疑，成為失敗的案例。

相比之下，日本新銳推理作家葉真中顯的小說《絕叫》、《惡女的告白》中，多次殺夫騙保、涉嫌殺夫滅子的惡女都能獲得自由，重新開始人生，這一頗有新意的結局得到更多好評。

不過，這是藝術上的想象力，是將女性反抗推至極端來啟發(fā)思考的敘事策略，不可能成為真實的倡導路徑。

“在現(xiàn)實中，要讓女性改變命運，我們需要去找到惡的源頭，去改變滋生它的生態(tài)”

在現(xiàn)實中，要讓女性改變命運，我們需要去找到惡的源頭，去改變滋生它的生態(tài)，也就是回到本文的第一部分，那個讓底層人無望掙扎、讓小鎮(zhèn)青年不斷沉淪的環(huán)境，去阻斷暴力的傳承。

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不僅能給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更寬容、更自由、更公平的發(fā)展空間，讓她們去取得成功；同時也能讓普通女性想要的安穩(wěn)人生得以實現(xiàn)，這涉及到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完善。

顯然，當吳細妹們在被逼婚、被家暴、被職場性騷擾時及時得到社會救助，當她們的孩子生病時有醫(yī)?？筛采w，那個體即使有些許落后認知，也不會陷入絕境。也只有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大多數(shù)女性的認知才會迅速更新，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

（陳亞亞，復旦大學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