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84年，大宋元豐七年，大遼大康十年。

這一年，別的事兒都稍微讓一讓，我們要講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終于大功告成。一部大書，總共是294卷，還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從戰(zhàn)國開始，一直寫到宋朝創(chuàng)立，一共是1362年的歷史，300多萬字，這次齊了，恭恭敬敬地呈上了神宗皇帝的案頭。

神宗皇帝當然非常高興啊。他即位17年了，不如意事常八九：變法，反對的多；打仗，失敗的多。而唯獨司馬光答應為他寫《資治通鑒》這事，有始有終。就連“資治通鑒”這個名字，還是是他給起的。當時，他還是一位20歲的意氣風發(fā)的少年，司馬光當時也只有49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而現(xiàn)在呢？司馬光老嘍，眼睛也花得厲害，牙齒也快掉完了，剛剛的事轉頭就忘。而神宗皇帝自己呢？身體也開始不行了，而且還開始念舊。今年秋天，他還在念叨呢：等明年春天，把皇太子立了，把司馬光請來給太子當師傅。話音未落，好消息就來了：司馬光把《資治通鑒》寫完了。你看，這是17年的君臣之約啊，這下圓滿了。

有人可能會說，不就是一本書嗎？中國古人編的大書多了去了。就拿宋代來說，《冊府元龜》1000卷，《太平御覽》1000卷，《文苑英華》1000卷，哪個都比《資治通鑒》大。這《資治通鑒》有什么了不起呢？

了不起的地方很多，我這里只說一點：就是它的獨一無二。沒有司馬光這樣的奇特的機緣，根本不可能有這么一部書。

你想，《資治通鑒》最大的特點是什么？是政治家寫史。它可不是在講歷史故事，它是要寫出來給皇帝做執(zhí)政參考的。所以，作者必須同時是大歷史學家，又是大政治家。你看這兩個條件就很難湊了。

更難的是，一般的大政治家，誰不是忙得不亦樂乎？怎么可能有空寫這樣的大部頭呢？但是司馬光有啊，他反對王安石變法，所以，過去的15年間，他雖然地位很高，但是靠邊站，可以躲到洛陽專心寫書。他在洛陽的家里，打了一個地洞，每天鉆在里面寫書。當時洛陽還有個人家起了高樓，所以有人就開玩笑說，“有人鉆天，司馬入地”。

那你可能會覺得司馬光很窮、很簡樸？錯了。司馬光當時在洛陽的家叫“獨樂園”，自己還寫了一篇《獨樂園記》，做了詳細的描述：獨樂園有20畝那么大，其中亭臺樓閣，池沼園林，樣樣都有?，F(xiàn)在你去洛陽旅游，還有一個復原的獨樂園，我去拜謁過司馬光，面積很大，那絕不是一個窮人供得起的。

那為啥司馬光這么有錢呢？這就更是一項難得的機緣了。司馬光雖然靠邊站，但是在政治上還是非常受皇帝信任。

就在上一年，有一次神宗皇帝在朝堂上感慨，說現(xiàn)在沒人用。有人在旁邊當捧哏：對，您說得對，都怪司馬光那些新法反對派。神宗皇帝聞聽此言，死死地盯著他。把說話這人都看毛了，神宗才說：你這是看不慣司馬光?。慨斈晡胰蚊敇忻芨笔?，這是提拔到宰執(zhí)的高位啊，司馬光堅辭不就。我即位以來，只見過這么一次。其他人，有了個位置，你就是逼他走，他還不肯吶！說這話的時候，神宗皇帝其實已經(jīng)有十幾年沒有見過司馬光了，但是君臣之間的信任關系還是牢不可破。

所以，司馬光在洛陽的生活，包括助手的工資，都是朝廷花錢供著的，一點也不窮。

做個比較你就理解了：蘇東坡有學問吧？也算是大政治家吧？也靠邊了站吧？但是因為皇帝不信任，四處被貶謫，顛沛流離的，所以，饒是蘇東坡，也寫不了《資治通鑒》這樣的大部頭。

你看，四個條件：大學問家、大政治家、賦閑在家大段時間，皇帝支持大把錢，把這四個因素全部湊齊，有多難？再加上司馬光個人的大愿心和大毅力，才有了《資治通鑒》這套大書。這樣的機緣，你想去吧，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獨一份。

我們從小就知道，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在中華史學中，這是兩座并立的高峰。

那借著1084年《資治通鑒》成書的這一年，我們就來說說，這兩座高峰到底高在哪兒？以及，歷史對于我們中華民族來說，為什么那么重要？

太史公

我們現(xiàn)在閃回一下，回到公元前110年。這一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跟隨漢武帝封禪泰山。他是漢朝的太史令嘛，這種重大的祭祀，他肯定是重要的參與者。

但是，走到河南的嵩山腳下，司馬談病了，不得不脫離大部隊，留了下來。于是劉勃的《司馬遷的記憶之野》里，出現(xiàn)了中華文化史上一個偉大又動人的遺囑場景。

病床前，司馬談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交代了一件事，說，你一定要寫一本書。這個時候還沒有《史記》這個名字，但司馬談指的就是它。

為什么要寫呢？司馬談說了兩個理由。第一個是威逼。說自古當孝子，最好的當法，不是給爹媽端茶送飯，而是干一件大事，讓自己揚名后世，順便讓你爹媽也沾沾光。你要不要當這樣的孝子？在中國文化中，如果老爹臨死，拿出“孝”字當理由，要求孩子做一件事，不做這事你就是不孝，這基本就算是亮出核武器，是最高級別的威脅了。

第二個理由，你為什么要寫這本《史記》？這就又是“利誘”了。因為自從孔子寫《春秋》之后，到現(xiàn)在四百多年了。沒有人正經(jīng)寫大部頭的歷史了。孩子，你睜眼看看現(xiàn)在這個盛世，大漢興起，四海一統(tǒng)——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已經(jīng)基本搞定了匈奴，要不怎么去封禪泰山呢——這個時代，多少精彩的故事啊，明主、賢臣、忠臣、義士多么值得記下來啊。孩子，這是你的機會啊。

好，如果你是司馬遷，你接了老爹布置的這個活兒，你會怎么寫？那可是好幾千年的歷史啊，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兒，一團亂麻，互相糾纏交織，先寫哪個后寫哪個？哪個詳細哪個簡略？一團混沌的事實怎么變成條分縷析的文字呢？就像美國學者史蒂芬·平克說的，“寫作之難，在于將網(wǎng)狀的思想，通過樹狀的句法，用線性的文字展開”。

最直覺的寫法，就是一條條地記。記什么？自古以來，大家覺得只有兩種東西值得記，一個是大人物的言論，一個是重大事件。是的，在平靜如波、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只有言論和事件是這個世界的意外，值得被記錄。所以，中國很早以前就有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傳統(tǒng)，記錄言論，就會形成像《尚書》那樣的書，記錄事件，就會形成像《春秋》那樣的書。

其實也不僅是中國人了。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也是這種寫法：以一個大事件，就是希波戰(zhàn)爭為核心，有事就寫事，有話就記錄話，遇到要解釋的，就岔出去，比如說到埃及了，就岔出去介紹一段埃及，然后再回來。所以這本《歷史》看起來就是一個長篇的故事。你今天要是為一家公司拍一部公司宣傳片，通常也跑不出這個路子：公司歷史上有點什么重大事件，什么時候創(chuàng)立，一款產(chǎn)品發(fā)布，第一次擴大生產(chǎn)等等，中間夾雜一些董事長的豪言壯語。

但是司馬遷遇到的寫作任務要比這個棘手得多。

你想，當時大漢是一個統(tǒng)一大帝國?？墒?，順著時光往回一看，中國可是四分五裂的。僅僅戰(zhàn)國七雄，就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各有各的族群認同，各有各的神仙祭祀。重要事件也是分頭發(fā)展的。隨便舉個例子，比如，公元前356年，秦國在搞商鞅變法的時候，齊國的齊威王在搞田忌賽馬，正在醞釀和魏國之間的大戰(zhàn)。一東一西兩件事，幾乎沒有交集，所以司馬遷沒法像希羅多德那樣，捋著一個核心事件往下講故事。那會顧此失彼，掛一漏萬的。

更何況，司馬遷的雄心也不止在于把事兒記下來。我念希羅多德《歷史》的第一段話給你聽：“在這里發(fā)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fā)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yè)，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蹦憧矗@是一個很樸素的想法，寫歷史，是為了抵抗遺忘。

而司馬遷的雄心要大得多：我叉著腰站在這里。我爹說了，400多年沒人寫大部頭歷史了，我面前是一片記錄的荒原。我要寫的書，上要和蒼天對話，看清楚在天道背景下，人到底該是個什么活法；下要和時間對話，看清楚自古至今的那些變化的后面，到底有些什么規(guī)律；最后，我要呈現(xiàn)出我對這個世界的獨特的解釋。這就叫：“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看出區(qū)別了吧？希羅多德像是一個吟游詩人，要對著陌生人講清楚一個故事；而司馬遷自我背負的使命則要大得多，他是要在一片混沌虛空之中，把這個文明的樣子識別出來、指示出來、纖毫畢現(xiàn)地刻畫出來。

過去，我們往往覺得，司馬遷的《史記》就是所謂的紀傳體嘛，以人物傳記為核心，“本紀”就是帝王的傳記、“世家”就是諸侯傳記，“列傳”就是普通人的傳記。

不這么簡單啊。得到APP里有一門《王鼎杰講透史記》，課里就講，其實，“本紀”“世家”“列傳”，是把中華文明分成了三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是華夏世界秩序的形成。從黃帝開始，這個時間線就沒有斷過了。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秦漢，一脈而下。如果把我們的文明比喻成一條河流，這就是干流啊，所以，先描述干流，這就是《史記》中的“本紀”部分。

第二波浪潮，到了周朝，開始有了分封制，出現(xiàn)了一個個諸侯國，各個地區(qū)開始分頭發(fā)展，華夏文明的地域擴展了，也因此而枝繁葉茂了。你看，文明的河流，在主干之外，出現(xiàn)了支流。也要分頭記下來，這就是《史記》中的“世家”部分。

再來，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人看到的是禮崩樂壞，而司馬遷看到的是中華文明發(fā)展的第三個浪潮：禮崩樂壞之后，但束縛個體的力量也小了啊，所以迎來了個體覺醒。司馬遷說，對，文明的干流和支流之外，還要記錄那像星辰一樣的往圣先賢，所以要寫“列傳”，所以史記列傳的第一篇是《伯夷叔齊列傳》。為啥是他們？你想啊，伯夷、叔齊這兩兄弟是誰？他們本來是孤竹國的王子，因為不愿意卷入繼承人糾紛，所以主動離開家族，浪跡天涯，這兩個人也就成了最早的，徹底掙脫家族和地域束縛的代表人物啊，所以是“列傳”的開篇人物。

我這么一捋，是不是清楚很多？司馬遷可不是寫了一大堆人物傳記，他腦子里有一個極為宏大的格局，中華文明的河流，浩浩蕩蕩從遠古奔流而來，“本紀”記錄的是文明秩序的溯源和變遷；“世家”記錄的是地域的開拓與家國的綿延；“列傳”記錄的是個體的覺醒與人性的光輝。這還沒完。再加上，用“表”來梳理復雜關系，用“書”來寫典章制度。

你在空中俯瞰司馬遷當年的這一整套設計的時候，真的是嘆為觀止。整個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居然被他用如此清晰的結構整理了出來。

司馬遷創(chuàng)制的這個紀傳體，還有很多妙處，比如，歷史的視野因此一下子就被拓寬了。

如果是希羅多德那樣的寫法，以事件為核心，或者是《春秋》那樣的寫法，以時間為線索，那問題馬上就來了：篇幅有限啊，你肯定是只能記錄最重要的人和事嘛。那誰重要？肯定只能是帝王將相啊。

但是在司馬遷的紀傳體里，寫誰不寫誰，我才不管他在當時的地位呢？我的目標是構建整個中華文明的精神史，誰對歷史影響大，誰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閃亮人格，誰為這片星空增色，我就寫誰。

所以你看，《史記》的《刺客列傳》《游俠列傳》《貨殖列傳》里有好多小人物，還有像屈原這樣的邊緣人物?！妒酚洝防锩鎸懬倪@個小細節(jié)：說屈原到了江邊，披散著頭發(fā)吟詩，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打魚的人就問他，你是屈原嗎？怎么到了這里了？屈原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就這段對話，這個場面，是不是真的在歷史上存在過都不一定。但是在一部充滿了帝王將相、砍砍殺殺的歷史書里，居然為我們定格了這么個瞬間，你不覺得，那個時代都因此明亮了許多嗎？

中國人為什么愛歷史？跟司馬遷發(fā)明的紀傳體是有關的。在讀希羅多德的《歷史》，還有后面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時候，你讀到的就是一樁樁古早的事跡，人物的個性是附屬于情節(jié)的，往往寫一個人，一句“這個人很聰明”就過去了，沒有具體細節(jié)支撐。而讀《史記》，包括后來中國的紀傳體史書，你讀到的何止是事件和故事啊，是一整個璀璨的人格星空，每一顆都閃耀著獨特的人格光輝——你看到的是項羽和虞姬離別時候的慷慨悲歌，是藺相如和秦王相爭時候的挺身怒目，是荊軻在易水河邊一去不復還的瀟灑背影。

可以說，司馬遷在一部史書中，留下了無數(shù)的火種，只等著后來一輩輩的少年郎，翻開史書，和自己的英雄相遇，把自己點燃。

在這樣的史書的寫法下，中國人怎么能不愛歷史呢？

編年體

剛才講了司馬遷有多了不起。在這么高的成就的基礎上，還要再翻出下一個史學高峰，這就是留給司馬光的任務了。

難啊。從司馬遷到司馬光，這是一千多年過去了，中國史學已經(jīng)成了一條浩蕩的河流，各種體裁的探索，都已經(jīng)嘗試過了，你還能翻出什么樣的新花樣呢？

等司馬光把底牌亮出來一看，哦，原來他是要寫一部編年史，捋著時間線索，一年一年往下寫。

乍一聽，這個想法很普通嘛。編年史？《春秋》不就是編年史嗎？王安石嘲笑《春秋》是斷爛朝報，就是一大堆報紙頭版頭條的胡亂堆砌嘛，這種寫法還能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嗎？

其實，司馬光對春秋式的編年體，做了大量的改造，比如加進了《目錄》30卷，《考異》30卷，還有大量的史論，就是“臣光曰”的部分，讓編年體更豐富、更便于閱讀。但更重要的不是這些形式，而是他為歷史寫作加進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就是要為君主的治國決策提供參考，要不怎么叫《資治通鑒》呢？

你看出來沒有？這就和司馬遷的《史記》就區(qū)別開了：司馬遷要寫的是一部華夏文明的全史，著眼點是梳理整個文明的源流，讀者是千秋萬世的后人。反正我用一個極其宏大的格局，把這幾千年的人和事都鋪陳在這里了，至于后人能在里面拿到什么，那就各憑緣分了。而司馬光的目的，是要寫的是一部關于幫助皇帝做決策的書，讀者只有一種人，就是皇帝本人。要不他的史論，怎么不叫“司馬光曰”而是“臣光曰”呢？只有對皇帝，他才稱臣嘛。

這就順便解釋了，為什么到了宋代，才會出現(xiàn)《資治通鑒》了。

在我們今天看來，古代社會是經(jīng)驗社會啊，經(jīng)驗越豐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強，個人經(jīng)驗不夠用，那就需要歷史經(jīng)驗。所以，用歷史知識幫助君主做決策，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兒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嘛。

但是在古代，這可不見得是共識。

你想，要是在秦漢以前，君主怎么做決策？他才不相信什么歷史經(jīng)驗呢，還不如弄個烏龜殼燒燒，找?guī)赘莨鲀簛硭阖?，對吧？到了漢朝，稍微理性一點了，開始相信儒家政治哲學了，但也還是天人感應那一套?；实墼趺醋?，老天爺都會像個教練一樣給反饋：表揚，就給看個祥瑞，長一堆靈芝、嘉禾什么的；批評，就給搞個日食、地震之類的災難，敲打敲打。相信歷史經(jīng)驗，還不如相信教練。

只有到了宋朝，神神鬼鬼那一套才衰落下去，中國人的理性精神漸漸發(fā)育起來了。宋朝人普遍相信知識和文化的力量，加上科舉制度的成熟，那真是全民相信“讀書有用論”。這時候司馬光說，我們總結一下歷史經(jīng)驗，幫助您做決策？皇帝才會把烏龜殼扔了，拿起厚厚一本《資治通鑒》開始讀啊。

所以你看，同樣是編年體史書，《春秋左傳》里面就充滿了各種占卜、預言的記載，而且還特別執(zhí)著，只要有一個神秘主義的預言記下來，你放心，書到后面，通常都會說，當年的這條預言應驗了。而《資治通鑒》呢，遇到地震、日食、蝗災什么的，司馬光也就是簡單記一筆，很少扯什么福禍預兆之類的。他說的是，“老天爺辦不到的事，就得靠人來辦，所以人要耕地、除草、收割、儲藏；人再怎么努力也搞不定的事，那就得看老天爺了，所以總會有水災、旱災和蟲災?！边@不是司馬光一個人不迷信，而是宋代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理性水位提高了。

那為啥總結歷史經(jīng)驗，就特別適合“編年體”呢？

編年體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事的，天然就提供了一種誰先誰后、誰因誰果的觀察框架。而且，一年里人事、財政、軍務、邊防、外交同時展開，更容易讓人識別理解時間鏈條上的因果關系。

我們回頭再看看《史記》代表的紀傳體。以人為核心來記載歷史，最容易召喚出來的，就是人對人的同理心。人的大腦里，有所謂的“鏡像神經(jīng)元”，他人的遭遇、處境、情緒，很容易像鏡子一樣反應在我的頭腦里，激起我同樣的感受。所以，在讀人物傳記的時候，我們被喚醒的通常是情緒，有愛、有恨、有同情、有理解。

比如，同樣是寫楚漢相爭那段歷史，司馬光的“編年體”的寫法，你能夠清晰地看出來，在時間的線索里，項羽犯了那些錯誤，而劉邦又做對了哪些事情。你順著看，就能看出很多經(jīng)驗教訓。

可是你要去讀《史記》里的《項羽本紀》，你當然也能看到項羽的錯誤，但你記憶最深刻的，可能是霸王別姬的場景，是那首“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別離歌。你會為他的英雄末路灑一把同情淚。

我們現(xiàn)在說的是1084年，李清照應該就出生在這一年。再過一些年，李清照就寫道，“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你看，讀《項羽本紀》，讓人非常傾慕這位英雄。至于歷史演化里的那些因果關系，反而不是重點了。

再比如，你去讀《新唐書》里的《安祿山傳》，你會覺得，這個老胖子其實也挺好玩的。那么大歲數(shù)，還認小十幾歲的楊貴妃當干媽；胖得都走不動路，但給唐玄宗表演起舞蹈，還是很努力，旋轉如風。唐玄宗問他，你這么大肚子里，裝的都是啥呀？安祿山說，都是對陛下你的忠心啊。

我們明知道安祿山是個壞蛋，但是你不覺得嗎？他是個有趣的壞蛋。沒辦法，作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難免會這么想。這文章這么寫當然很好看，塑造人物也更立體，但同時也削弱了我們觀察歷史因果的客觀性。

而《資治通鑒》是編年體，順著時間線索寫，寫到安祿山的時候，只是順便要介紹他一句：先說他胖，然后就直接說，這個人外表好像癡呆直爽，內(nèi)心實際上很狡猾，然后就可以繼續(xù)說事兒了。這個筆法就可以很冷峻。

而且，你讀《資治通鑒》里面安史之亂這部分，因為是順著時間寫的，感受到的，遠遠不只是安祿山、楊國忠這幾個壞人，你還能讀到開元后期財政政策的失敗、國家募兵和節(jié)度使體制的變形、唐玄宗對國家的失控以及一系列的錯誤決策。你作為后人，會一邊感到驚心動魄，風險像灰犀牛一樣漸漸逼近，而當時的人毫無知覺；一邊又能清晰地看到一張龐大的因果網(wǎng)絡，你就不會輕率地說出“都賴楊貴妃紅顏禍水”這樣的話了。

你看出編年體的好處了吧？如果你要呈現(xiàn)的是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讓讀者從中看到經(jīng)驗和教訓，這是一種更合適的體裁。

又有人可能會說了，那還不容易，把史料拿來，按照時間前后一排列不就完了嗎？哪有這么容易？

先說個故事：再過將近200年，南宋滅亡時候的丞相文天祥，有一次想起了唐朝的烈士顏真卿，（對就是那個大書法家顏真卿，他的字體就叫顏體），文天祥就寫了一句詩：“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懂行的人馬上就知道，文天祥算錯了。從顏真卿死到文天祥作詩這一年，只有四百九十五年，不是六百年。文天祥，你好意思嗎？那么大個丞相，還是個狀元，你的數(shù)學是跟體育老師學的？

其實這是錯怪文天祥了。他那個時代，可沒有公元紀年法，不能把兩個年份一減就得結果。你要是生活在那個時代，想計算自己和某個古人之間差多少年，你得一個一個地年號去加，特別麻煩。文天祥當時已經(jīng)被捕，在牢獄當中，上哪兒查資料去？結果差個100年，很正常。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讓你感受一下：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古人要想搞清楚歷史事件的編年次序是非常困難的。當然了，算年份，這還是個簡單任務。司馬光遇到的問題比這個就要復雜多了。

當時他能拿到的史料，很多都是紀傳體的。大量的事兒，都沒有寫準確的年份。那么面對一件事，資料里沒寫具體日期，那該放到哪一年呢？兩件事，在不同的傳記里寫到了，都說是某一年的，那誰先誰后呢？同一件事，不同的史料對年份的說法不一樣，該采信哪一種呢？司馬光花了大量時間處理這類事情。

還記得我前面提到，司馬光在呈上《資治通鑒》的時候，還有30卷《資治通鑒考異》嗎？對，那本書就是記錄這個的。把史料的依據(jù)和思考過程，都一樁樁一件件地記錄在《資治通鑒考異》里面。這是一個開創(chuàng)性的做法，這本書成了中國史料考據(jù)學的鼻祖。

可以說，有了司馬光這將近20年的辛苦工作，我們才有了一部基本可信的中華文明的編年史。

接下來，我們還要回答一個問題：歷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國族志

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是為了給皇帝寫一本執(zhí)政的參考書，所以在取材的時候，跟治國無關的事兒，一概不寫。比如，關于唐朝，《資治通鑒》寫了80卷，但是一個字兒也沒提李白。那么著名的詩人啊，只要你跟治國沒關系，就不寫。

那問題又來了：這書擺明了只以皇帝為讀者，為啥還能那么出圈呢？據(jù)說，當代的《柏楊版資治通鑒》發(fā)行量超過了1000萬冊。我們得到App，有一門熊逸老師主持的《資治通鑒》課程，也有幾十萬人跟著學習。我不止一次聽人說，等我將來有空了，我一定讀一遍《資治通鑒》。

奇怪吧？既不是為普通人寫的，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也確實沒有讀過的一本書，為什么大家還是覺得自己這輩子應該讀呢？

這就要說到歷史最根本的作用了。歷史也許沒有能力讓你看清未來，但是歷史確實可以讓每一個人在走向未來的時候，內(nèi)心充滿了力量。

我舉一個例子。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基本是同時期的。到了公元4到5世紀，他們都因為北方民族的入侵而解體。但是羅馬帝國，就再也沒能重歸統(tǒng)一了。雖然歷史上也有類似于像神圣羅馬帝國、拿破侖這樣的人的努力，但是最后都失敗了。而東方這邊呢？中原農(nóng)耕文明偏偏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把北方民族趕走，再次復興，重歸統(tǒng)一。

這背后的原因當然很復雜。但如果你細讀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一種很重要的精神力量，叫“先例”。

對啊，羅馬贏過北方蠻族很多次，但是沒有一次像衛(wèi)青霍去病那樣，可以犁庭掃穴、封狼居胥，獲得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徹底勝利。

這種勝利，對于漢帝國本身的價值其實沒多大。時過境遷，草原上的力量春風吹又生，匈奴之后還有鮮卑、突厥、柔然、契丹，蒙古，勝利果實很容易得而復失的。但是對于后人來說，這種勝利就成了一種寶貴“先例”了。

你看南北朝的時候，南方的軍人、文人，往往一提北邊的胡人，就要說“衛(wèi)青霍去病”，就要說“封狼居胥”；等再過些年，岳飛寫《滿江紅》，“笑談渴飲匈奴血”一句，用的其實也是這個典故。每一代人都被這個先例激勵著。對啊，既然歷史上發(fā)生過，農(nóng)耕民族對于游牧民族的徹底勝利，那就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了，只有一個怎么才能做到的問題。

而且你發(fā)現(xiàn)沒有？這種先例像滾雪球一樣，會越滾越大。等岳飛成了先例，又激勵了明朝初年的將士和元朝作戰(zhàn)；等到了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政府激勵民眾，能說的先例可就多了，從衛(wèi)青、霍去病到岳飛、韓世忠、梁紅玉再到于謙、袁崇煥。

你跳出來一看，就知道，這種精神力量，不僅超過了現(xiàn)實的武力，甚至超過了一切知識的力量。就拿抗日戰(zhàn)爭來說，中國以一個農(nóng)業(yè)國的實力對抗工業(yè)國日本，如果你只是用知識去計算、權衡，怎么算都難有勝算。這個時候很容易跳出幾個自詡理性的人說，算了算了，為了不讓百姓無謂流血，投降算了。但讀過歷史的中國人心里知道，哪怕只剩最后一點殘山剩水，我們還是可以的，祖先既然可以，我輩為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看，歷史的用處的是什么？是一群人最后的力量。

歷史記載，最重要的，甚至不是那些事實，而是它是不是一群人的共識？關于——我們是誰？我們有沒有共同的祖先？我們有沒有一致仰望的先賢？我們有沒有值得一起記取的苦難和勝利？是關于這些東西的共識。這些共識只要不被毀滅，無窮無盡的力量就會生生不息。

現(xiàn)在我們明白了，龔自珍為什么要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了吧？現(xiàn)在我們明白了，為什么抗日戰(zhàn)爭期間，那么多老先生一邊跑空襲警報，也一邊要寫史了吧？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現(xiàn)在我們也明白了，為什么《國史大綱》開頭就說，你要讀我這本書，你必須先具備一種信念——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的信念。

其實，何止是一個民族，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其實也是這么來的。

到了我們現(xiàn)在講的這1084年，因為《資治通鑒》的完稿，我們中華史學傳統(tǒng)完成了最后一塊大的結構拼圖。從此，每一個中國的讀書人，都有機會抬頭仰望一個完整的歷史星空。不管他自己的處境如何，星空中總有一些故去人、一些發(fā)生過的事讓他變得有力量。

一個今天在海南島上的孩子知道，他并不在天涯海角，一千年前蘇東坡曾經(jīng)在這里待過，自從東坡來到這里，海南就開始出進士，有宋一代海南出了13個進士。

而蘇東坡自己呢？他被貶黃州，日子最難熬的時候，他決定放下筆，拿起鋤頭去黃州東門外種地。這時候他知道，沒有什么大不了的，700年前的陶淵明不也這么種過地嗎？就在前年，元豐五年的二月，他在種地間歇，寫下了一首詞《江城子》：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原來陶淵明是我的前生啊，轉到我這一世，還是得種地啊。你聽，有鳥兒來報喜，說昨天晚上，我種的那片地里下了一場足足的春雨，而現(xiàn)在，雨過天晴了，又是好心情的一天啊。

那陶淵明呢？他苦惱的時候怎么辦？他也能仰望星空。在陶淵明的詩文里，有更古遠的先賢，有孔子、顏回，有伯夷、叔齊。

這是中華文明傳遞力量的一條隱秘通道。通過對歷史的書寫和閱讀，一代代的中國人，來了，走了，他們之間，永遠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一支火把點燃另一支火把。

這就是我為你講述的1084年，司馬光和《資治通鑒》的故事。

我們下一年，公元1085年，再見。

致敬

公元1084年，我們講的是中國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的成書，這是一本時間之書，也是中國人的記憶之書。節(jié)目的最后，給你讀一首北島的詩吧——

《時間的玫瑰》

北島

當守門人沉睡，

你和風暴一起轉身，

擁抱中老去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鳥路界定天空，

你回望那落日。

消失中呈現(xiàn)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shù)对谒姓蹚潱?/p>

你踏笛聲過橋，

密謀中哭喊的是，

時間的玫瑰。

當筆畫出地平線，

你被東方之鑼驚醒，

回聲中開放的是，

時間的玫瑰。

鏡中永遠是此刻，

此刻通向重生之門，

那門開向大海，

時間的玫瑰。

致敬司馬光，致敬《資治通鑒》，這朵時間的玫瑰。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唐）李延壽 ：《南史》，中華書局 ， 2023年。

（宋）歐陽修 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 1975年。

（宋）司馬光 編著：《資治通鑒》， 中華書局， 2011年。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年。

（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避暑錄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宋）祝穆 富大用 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北京圖書出版社， 2005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清）張廷玉 等 ：《明史》， 中華書局， 1974年

（清）徐松 ：《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年。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 中華書局 ，2003年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 2025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8年。

（美]）史蒂芬·平克：《風格感覺：21世紀寫作指南》，：2018年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

（古希臘）希羅多德 《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

柏楊：《柏楊白話資治通鑒》，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

劉勃：《司馬遷的記憶之野》，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20年

熊逸：《資治通鑒熊逸版第1輯》，新星出版社，2021年

姜鵬：《成事之道：一本書讀懂司馬光與〈資治通鑒〉》，紅旗出版社，2024年

戴波：《有為：漢武帝的五十四年》，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4年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王鼎杰：得到課程《王鼎杰講透史記》，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