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1915.11.12-1980.3.25）

1975年1月23日星期四，羅蘭·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以愛為主題授課，重點關注了短語“我愛你”。當時，巴特正處于他職業(yè)生涯的巔峰時期。二戰(zhàn)后，他最初是一個關注大眾媒體“神話”的文化批評者，自那時起，他成為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同時也是法國學術界較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盡管他三次攻讀研究生學位都未完成）。巴特最為人所知的是他開創(chuàng)性地將結構語言學的方法應用于文本分析——上至文學經(jīng)典，下至洗滌劑包裝。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巴特似乎為一門新的文化學，或稱文化符號學，奠定了基礎。

然而，巴特對愛的分析發(fā)生在他思想的關鍵時刻。彼時，他剛剛在他的實驗性自傳《羅蘭·巴特自述》（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于1974年秋季完成）中宣布，他不僅對符號學感到厭倦，也對所有理論形式所具有的那種認識上的“英雄主義”和“傲慢”的偽裝感到疲倦。他譴責了一種他稱之為“理論的脅迫”的現(xiàn)象，在這種脅迫之下，我們仿佛聽到各種觀念在說，我們必須“愛、堅持、（并）捍衛(wèi)”它們，因為它們與我們的智識承諾相一致。然而，巴特問道，思考難道不是一種愉悅，而愉悅的本質(zhì)，無論是智力上的還是性欲上的，不就是讓我們對這樣的確定性產(chǎn)生質(zhì)疑嗎？

1975出版的《羅蘭·巴特自述》

從符號學學科中抽身，不再追求任何形式的普遍化知識，巴特同時宣告了政治觀點上的轉變，直到1980年去世前，這個轉變將他帶向了特異自由主義（idiosyncratic liberalism）的極限。1974年春天，當他正在完成自己的自傳時，他已經(jīng)加入了一個由法國左翼同路人組成的團體，前往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周的旅行。這個旅行團包括年輕的保加利亞語言理論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她在法國的事業(y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特慷慨的公開贊譽），原計劃還包括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正如巴特在一本未發(fā)表的長篇日記中所寫，他想轉移自己對一段痛苦單戀的注意力（他很快為此向拉康尋求治療，但沒有成功）。

當巴特開始研討他新近稱為“戀人絮語”（lover’s discourse）的東西，即戀愛中的人對自己、對愛人以及他人說的話時，他似乎已準備好與科學和政治中的“理論”一刀兩斷。愛的體驗，無論是他個人正在經(jīng)歷的，還是通過“話語”展開思考的，在當時似乎都是一個理想的話題。通過它可以追求一種從抽象遷移至個人的、全新的后理論方法。然而，巴特關于“我愛你”的講座卻是理論上的炫技，語言經(jīng)?；逎搅钊苏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吸收了從克里斯蒂娃和拉康那里接觸到的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的術語。他們艱難的、令人生厭的風格滲透進了巴特自己的風格，表現(xiàn)為獨特的新詞、博學的離題以及對顯見事物的反轉。巴特的講座借鑒了他們的作品，吸納了更廣泛、更新潮的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的概念性詞匯，給出了一套關于愛的宣言的稠密理論，經(jīng)?；逎y懂、自相矛盾。

問題的癥結在于，“我愛你”是一個“沒有語境”陳述，它抵制從前提或基礎角度出發(fā)的解釋。與其他短語不同的是，這個短語無法被歷史化，即無法通過關注具體情境來揭示其在這個例子和另一個例子里意義的差異?！拔覑勰恪敝荒軓淖晕?同一（self-same）的不變本質(zhì)進行分析，這個本質(zhì)是一個注定失敗的“要求”，要求從一位任意選擇、最終不相干的被愛者那里得到愛。然而，就在巴特堅稱“我愛你”沒有語境、沒有希望的同時，他不僅在分析這些話，而且隱秘地向他的一位學生羅蘭·哈瓦斯（Roland Havas）說出了這些話，他單方面地、絕望地愛著哈瓦斯。

羅蘭·巴特與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中國

不貞的蘇格拉底

那個時代，在法國或美國學術界，學生和教授之間的戀愛關系既不被禁止，也不一定會受到非議。（就拿美國的情況來說，只需想一想阿蘭·布魯姆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在被保守派誤讀為贊揚傳統(tǒng)道德的《美國精神的封閉》中，被半隱秘地贊頌。）巴特在過去的十年中享受了幾次這樣的親密關系，使自己成為一群仰慕著他、曾是或可能成為他的情人的年輕人的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繼承者，他們成了法國知識界的重要人物，撰寫巴特的專著，組織關于巴特的會議，甚至負責他死后的講稿出版。就像巴特六十年代中期的朋友米歇爾·?？乱粯樱ê髞砀？氯找婕ち业恼渭みM主義使他們分道揚鑣），巴特似乎很享受成為一群學生-情人的中心，扮演一個不貞的蘇格拉底——這種樂趣甚至超過了他對那些短暫投注過注意力的特定伴侶的喜愛。直到他遇見哈瓦斯。

哈瓦斯比生于1915年的巴特年輕三十多歲，在1974年和1975年，哈瓦斯與他的老師共度了許多個日夜，彈鋼琴，談論精神分析學，偶爾同處一榻。然而，那時哈瓦斯已與未來的配偶共同生活，最終步入婚姻。法國最負盛名的思想家之一對他的興趣或許讓他受寵若驚；除了有點發(fā)福，巴特在即將邁入花甲之年時仍風度翩翩。然而，巴特的欲望既未改變哈瓦斯的生活道路，也沒能在他心里激起任何相應的強烈情感。

這一反常的拒絕似乎點燃了老師的激情之火。巴特在1974年春天迷戀上哈瓦斯，然后享受了在他日記中稱之為（或許是事后追述）“燦爛夏季”的幻想時光，在那一年的下半年，他陷入了絕望之中。他給哈瓦斯寫了數(shù)百封情書，有時一周寫好幾封，而他的學生經(jīng)常不予回應。到了1975年初，巴特在無精打采的愁苦和撕心裂肺的痛楚之間劇烈搖擺，有時半夜驚醒，飽受自殺想法的折磨。

羅蘭·巴特在課堂中

巴特關于愛的研討表面上是這一情況的虛構版本。在年初，他宣布這門課程將探討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戀人絮語”。這部小說寫于兩個世紀前，當時歌德正努力解決自己的單戀問題。小說講述了主人公維特對年輕女子夏洛特的迷戀，最終這份迷戀驅(qū)使他走向自殺。該小說在歐洲引發(fā)了一波效仿維特的自殺浪潮，但歌德本人，巴特注意到，通過撰寫一本關于維特的小說擺脫了維特的命運。巴特雖沒有明說，但他或許是希望通過講解這部小說，為自己做同樣的事，以一種自我療愈的、不亞于教學的策略，談論歌德如何通過藝術逃離愛情，正如他通過評論逃避他自己的愛情一樣。

如果說歌德在一部連貫、高超的藝術作品中升華情感，而巴特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他有意規(guī)避了賦予他的講稿任何形式的常規(guī)統(tǒng)一。在課程的第一天，他這樣介紹這門課程：盡管我們經(jīng)常將愛情（包括我們自己的愛情）作為一個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故事來談論，但我們把它體驗為一系列令人迷失方向的孤立瞬間。

我們從外部觀察愛情時——比如作為浪漫小說的讀者——我們可以想象它在一系列的困難和樂趣中逐漸發(fā)展，走向悲慘的或愉快的結局。然而，當我們身處其中時，我們看不到一條明確的道路。我們無法理解，我們那些混亂而矛盾的感受、對心愛之人時而喜悅時而暗淡的印象，如何能夠調(diào)和成為一體。這些不和諧的情感狀態(tài)，每一種都以其自身的話語片段進入語言。在巴特的描述中形成的并非敘事的原材料，而是眾多不同的聲音。

為了讓學生們親身體驗愛情令人目眩的多樣性，巴特在每一次講課中都穿梭于各種各樣看似不相干的主題之間。在研討班的幾周里，他追蹤了《維特》和其他文本中所表現(xiàn)的不斷變化的情感狀態(tài)，戀愛中的人在這些情感狀態(tài)中漂流。為了捕捉一個人如何不可預測地由一種情感狀態(tài)被拽入另一種情感狀態(tài)，從一種說話方式轉向另一種說話方式，他分離并標記了幾個這樣的片段，然后按字母順序排列。他的每次講課都由幾個這樣的單元組成，它們之間僅基于字母順序互相關聯(lián)。

《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年初版本

計劃很快失敗了。在課程的第二周，他第一次正式講課，關于墜入愛河的“升天”（ravissement）——這個詞在法語和英語中都意味著被神靈抓住并向上拉拽的經(jīng)歷，類似于基督教的“被提”（Rapture）以及宙斯的風流韻事。巴特承認，這次講座沒有按字母順序排列，但他合理化道，愛情就是如此，它甚至瓦解（disorganizing）了我們再現(xiàn)其解組（disorganization）的企圖。我們總是驚訝地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愛情，愛上了這個特定的人。一旦陷入愛情，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異位”（atopic），沉迷于我們所愛的人的形象。無論是有他人陪伴時還是獨處時，我們都感到局促不安，無法融入我們慣常的群體或常規(guī)之中。我們驚訝于其他人仍然全心投入于那些在戀人眼中似乎是徒勞的事務和閑聊。愛情毫無征兆地降臨，將戀人們帶出了現(xiàn)世。在接下來一周的講課中，巴特回歸現(xiàn)世（回歸字母順序），把重點放在了“愛”這個詞上，即“我愛你”（je t’aime）中的“愛”（aime）。

巴特運用奇特的語言學論據(jù)來合法化自己聚焦不定式“aimer”（“去愛”）的變位形式的做法。他說，動詞“愛”應該沒有不定式。在其他動詞中，不定式行使“元語言的角色”，將我們的注意力放置在一個“中性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我們只關注從行動者抽離出來的行為。但在我們的實際經(jīng)驗中，我們從不對愛采取這樣的中性立場。愛總是“意味著一個主語位置”，必須變位（我愛，你愛等等）?！?strong>真正的語法”（重點為他所加）會揭示，愛不同于任何其他活動，不能脫離主體——不妨說，也不能脫離客體——來構成“我愛你”這一短語。

“我愛你”，巴特繼續(xù)說道，是“無語境的”。它是一種“呼喊”，在戀人的心中不斷回響，隨時可能爆發(fā)成為話語?！拔覑勰恪蓖蝗怀霈F(xiàn)在我們浩瀚而未知的內(nèi)心世界里，猶如一顆“隕落的流星”。（這個比喻顯露無疑的壞；天文學家可以觀測到流星的來臨。）“我愛你”也沒有“同位素”（isotopy）。這是一個語言學概念，近些年才由阿爾吉達斯·格雷馬斯（Algirdas Greimas）開發(fā)，用于指涉一個詞語或短語所引發(fā)的對于接下來內(nèi)容的期待。但是在“愛”的情況下，巴特認為，如果我們想知道在“我愛你”之前說出的“先前信息”，我們必定會被誤導。愛是突如其來的，就是那樣，毫無緣由。

誠然，他的論述似乎是這樣展開的。通過諸如心靈呼喊和隕落流星這類華麗辭藻，以及近期發(fā)明的、想必對許多聽眾而言晦澀難懂的術語，巴特堅持認為“我愛你”可以隨時隨地出現(xiàn)，因此不應該從“語境”的角度進行分析。

這樣的說法應該引起我們的懷疑。若當真，它將傳達出“我愛你”作為一個意義單位總是意味著同一件事。畢竟，語境是我們用于區(qū)分我們通常理解的“我愛你”（或任何其他短語）的不同含義的依據(jù)。舉例來說，一個人可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把“我愛你”作為道歉、懇求、責備——也許還有無限多其他東西——取決于說出“我愛你”時所處的特定對話和關系。巴特否認了語境考慮與“我愛你”的分析有任何關聯(lián)，“我愛你”總是以相同的、無語境的方式進入語言。

阿爾吉達斯·格雷馬斯

巴特“我愛你”演講的時機以及內(nèi)容招來了對于其語境的疑問，這些疑問違抗了巴特的禁令，或秘密地忠于他的真實意圖。作為一位思想家和一個戀人，是什么促使他恰恰在此刻選擇“我愛你”作為主題？回答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是考慮“先前信息”，盡管巴特囑咐我們不要這樣做。他在前一晚的日記中寫道：“我很刻薄地想到一個問題，R（羅蘭）從不回復我的信，通常甚至都不承認收到過這些信?！卑吞卦谖鍌€月前首次向哈瓦斯坦白自己的愛。這是巴特在日記中記錄的唯一一次對哈瓦斯說“我愛你”，然而，這卻透露了他對學生的“沉默”（muteness）幾乎持續(xù)不斷的焦慮、痛苦和悲傷，學生沒有能力回應巴特的情感，也不愿回應巴特對他所說和所寫的。在巴特發(fā)表了關于愛的偽語言學評論之后，講座接下來的部分便探討了緘默（silence）問題。與他個人實際情況相反，他主張折磨戀人（the lover）的緘默并非愛人（the beloved）的緘默，而是他自己的。

仿佛突然想起這門課本應是關于歌德的小說的，巴特宣稱，維特被迫自殺，是因為他沒能對夏洛特說出“我愛你”。這未曾說出的告白在他內(nèi)心“腐爛”，使他陷入了致命的絕望?！毒S特》就這樣成為了一個“沉默的戀人”的悲劇故事，如果他吐露了自己的真情，本可以得到治愈。相反，那些說出口的戀人可以開始“重塑”并釋放自己的情欲。打破自己的緘默是戀人從愛的痛苦中拯救自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夜晚獨自一人時，巴特因哈瓦斯的緘默而痛苦不堪，但白天在聽眾面前，他能將自己的內(nèi)心痛苦展現(xiàn)出來。盡管向哈瓦斯表白之后就是不愉快，巴特現(xiàn)在告訴學生，維特證明了戀人“應該永遠說‘我——愛——你！’”（要像一個詞那樣脫口而出）而不計后果。否則，愛的思緒將在他內(nèi)心形成致命的“堵塞”——仿佛在他對哈瓦斯說完“我愛你”數(shù)月之后，這樣的思緒在巴特內(nèi)心就不再成為堵塞似的；仿佛他在講課中以引文為幌子，一遍又一遍說著“我愛你”，就不算是對他心愛的學生另一種持續(xù)而無回應的表達似的。

如果哈瓦斯和其他學生是兩類不同的聽眾，巴特在不同的語域（registers）對他們講課，那么巴特也在第三種語域?qū)ψ约赫f話。在這段話中，他似乎在安慰自己，盡管所有證據(jù)指向相反，他還是比維特的境況要好。在向哈瓦斯表白之后，他已經(jīng)逃離了最大的危險——自殺，不管這種逃離是多么僥幸或缺乏擔保。

巴特為他愛人的“沉默”感到極度痛苦，他為承認自己的情感作出辯解。戀人必須說“我愛你”，否則就得死！然而，當他過渡到講座的下一節(jié)，從語言學轉向精神分析時，巴特意識到“我愛你”不僅僅是一種陳述，而是一種期待得到答復的“要求”。他進一步斷言，這種要求注定會落空。

羅蘭·巴特（前排左三）與他研討班的參與者們，前排左二為羅蘭·哈瓦斯。 

絕對匱乏

在這里，巴特轉向了雅克·拉康的作品。精神分析是當時法國知識界最重要的話語之一，而拉康則是其最（自認為）重要的代言人。不無道理地，巴特把訴諸精神分析解釋為，它提供了唯一能夠被他的同代人認真對待的討論愛的概念性詞匯。但精神分析不僅僅是時代的認識論基礎之一。它是巴特與哈瓦斯之間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哈瓦斯正在接受分析師培訓。在他的講課中，巴特將拉康的理論打磨成一種針對他愛人（beloved）的武器，用它來論證愛人通常是誤導性的幻想下無足輕重的對象。

巴特對拉康理論的總結更多基于與哈瓦斯的對話，而非拉康為數(shù)不多已發(fā)表的著作和研討。正如巴特所解釋的，拉康教導我們，在一生中，我們始終處于渴望母愛的孩子的位置上，尋求或多或少可接受的象征性替代品。在嬰兒時期，當母親與我們身體分離，我們就呼喚她。在生命的最初幾年里，我們開始發(fā)展語言，學會使用語詞而非尖叫和哭泣來呼喚，并對語言上的而非身體上的回應感到滿足。一句以溫暖而溫柔的嗓音說出的“媽媽在這里”，變得與被抱在懷中或吮吸乳房一樣令人心悅神怡，乃至更甚。從那時起，我們對親密的渴望——親密即指另一個人的關懷性在場——越來越多地以象征性的方式，通過語言而非身體的直接接觸來表達和回應。

“我愛你”，巴特補充道，是詞語代替肉體的典范。我們說這句話是為了揭示我們的“缺席”經(jīng)驗，即與他人分開且不被他們關心的狀態(tài)。我們希望，通過說出這句話，能獲得嬰兒時那樣的“在場信息”，一個互相的“我愛你”。這個短語是一個“期待被認可”的懇求，乞求所愛的人：“待在那。和我說話。愛我?！彼悄赣H不在場時孩子最初的哭聲的回響，哭聲是語言本身的起源——就好像，正如我們所有的欲望都源自于我們對母親基本的、嬰兒般的渴望，我們所有的話語作為她不在場的一種替代，呼喊著“我愛你！”，但意思是“愛我！”。

想象一下，巴特告訴他的聽眾，“那種不太可能發(fā)生，但希望發(fā)生的情況”中，“在一剎那，同時”，兩個戀人互相說出“我愛你”。這將是欲望的“喜悅之鏡，圓滿的實現(xiàn)”——在一瞬間。在這樣的相互擁抱里，“從絕對滿足”中涌起的只會是一種關于“絕對匱乏”的直接（unmediated）意識，一種“苦澀”，認識到即便我們得到我們認為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們也無法持續(xù)快樂?；糜X的循環(huán)將重啟，某種新的欲望對象會欺騙我們，承諾它能給予我們只有上帝和母親在我們的祈禱或回憶中才能給予我們的富足感——作為活著的成年人，我們無法期望與之極樂結合。

因此，維特需要不計后果地告訴夏洛特“我愛你”，因為無論他是否感受到被拒絕的失望，或是真實戀愛關系中不可避免的幻滅感，不管哪種情況，他都會意識到她與任何愛人一樣，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維特只是愛上了一個“物神化”（fetishized）的理想罷了，將所有美好的品質(zhì)和歡樂的許諾投入到他對這個無趣的年輕女子的感知形象中，就像嬰兒眼中的母親一樣，而一旦長大，就再也無法體驗到那樣的狂喜和滿足。夏洛特本人，巴特指出，是“無聊的”。

雅克·拉康

從巴特采用的拉康觀點來看，戀人（lover）——即要求愛的人——的任務就是說出他的“真相”（“我愛你”），以便把握他自己和人類處境的更大真相：每一次愛都是對我們永遠失去的愛的暫時替代品。戀人需要坦白自己的愛，不是因為，無論如何回答，都會滿足他的“匱乏”，而是因為他應該盡快擺脫這種特定的欲望，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必然錯覺，即所愛的人與他或她那些同樣無法帶來滿足的前任們有所不同。

仿佛是為了證明語言是替代的游戲，巴特現(xiàn)在已經(jīng)提供了（在只有幾頁的筆記空間里，相當于大約十五分鐘的講課時間）不少于三種不同的“我愛你”的解釋。他沒有點明它們彼此之間有多大差異，也沒有清晰地標注出從一種解釋到另一種解釋的轉變。

第一種解釋將“我愛你”呈現(xiàn)為一種無語境的爆發(fā)，直接來自戀人的苦痛。它的前因后果并不重要，也不表現(xiàn)為某種為了達到某種預期目的而有意說出的話?！拔覑勰恪本拖褚活w流星隕落到地球上，危險而陌生，但并不會引發(fā)對意圖或意義的疑問。

在他的第二個版本中，巴特分析道，“我愛你”是一個戀人克服了使他的情感保持緘默的內(nèi)心抗拒，而說出的一個短語。在這里，“我愛你”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且有結果。如果戀人能夠說出這句話，他就從最糟糕的痛苦中解救了自己；如果他不能說出這句話，他就會死亡。第一種解釋將“我愛你”解讀為一種難以預料、無視說話者意圖而強行進入言語中的東西，而第二種解釋將其視為戀人們應該施予自身的一種治療?！拔覑勰恪辈辉偈且活w砸向戀人頭頂?shù)牧餍?，而是一種勇敢且有益、說出他的感受的選擇。

現(xiàn)在，巴特又提供了第三種關于“我愛你”的解釋。雖然他在講座開始時通過對語言學概念相當奇特的運用來主張，愛這個詞與其他詞不同，但這里他在拉康的幫助下聲稱，“我愛你”實際上是所有言語的隱藏模板。從這一精神分析角度來說，說“我愛你”既非無語境的爆發(fā)，也非勇敢的決定，而是對無意識及其與語言關系的揭示。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致不在場母親的戀人絮語。

巴特的學生們——尤其是哈瓦斯——對這次講課怎么理解，無從知曉。在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應該記住，這個講座是以一種聲音、一個神色、一具身體的方式傳達的，在內(nèi)心，或許在外表上，都因為欲望而發(fā)抖，面對一群可能感到不適和困惑的聽眾。坐在擁擠的教室里，在同事和朋友（也許還有他的未婚妻）旁邊，整個聽課過程中，哈瓦斯可能聽到巴特說了數(shù)十次“我愛你”。

巴特說這句話時，他的目光投向哪里？是以怎樣的方式看向那里的？他是直直地盯著哈瓦斯嗎？還是偷偷地？或者，他知道他的學生會明白這句話是對誰說的，他是否漠然地瞥了一眼某一位聽眾，然后轉向另一位，或者望向不近不遠的空白處，仿佛“我”和“你”只是語法單位，而不是房間里的兩個真實人物？當巴特一次又一次說出表達他感情的話時，哈瓦斯是否會臉紅或顫抖？他是否已不再因這樣的場景而手足無措或受寵若驚？也許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其他學生是否尷尬地移開了目光，意味深長地對彼此竊笑，自甘放棄、迷惑不解地癱坐著？

從欲望到理論

無論聽眾對巴特的講課有何看法，講座的結晶《戀人絮語：片段》（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一書自從1977年出版以來，幾代讀者幾乎一致稱贊其對愛情的精湛分析。這本書像巴特的講課一樣，從一個片段移至另一個片段，該書作為一種理論萬花筒出現(xiàn)，其視角的變換揭示出，正如巴特的傳記作者蒂費娜·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所說，“一種屬于所有人的經(jīng)驗”，愛情的普遍結構。

在對催生了《戀人絮語》一書的講座的相關分析中，當代巴特學者和傳記作者確實提到了他對哈瓦斯的迷戀，但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圣徒傳記式的靈活處理。在講稿發(fā)行版導言中，巴特的前學生之一埃里克·馬爾蒂（Eric Marty）追溯了巴特如何將個人的痛苦首先轉化為一本記錄浪漫憧憬的日記，然后演化為講座，最終付梓成書。薩莫瓦約也沿著同樣的路徑，顯然是和巴特一起，從無回報的愛情的私人痛苦開始，通過思考的工作，最終抵達適用于任何戀人的愛情理論。她認為，盡管巴特“確實將他的個人經(jīng)驗帶入其中，但只在與它保持一定距離，并只有在個人經(jīng)驗有助于呈現(xiàn)結構時才將其帶入”。

1977年出版的《戀人絮語：片段》

看起來，理論家似乎從一次偶然的戀愛事件帶來的不堪重負的私人經(jīng)驗中上升，上升到愛的非個人本質(zhì)本身。這些學者對巴特關于愛的思考提供了這樣的解釋，給予讀者自柏拉圖《會飲篇》以來流傳至今的、關于生活與思考之間關系的共同愿景的全新版本。就這樣，我們從此前自身獨一無二的欲望出發(fā)，然后，以一種既可以描述為被欲望推動，又可以描述為逃離欲望的運動，開始認識到關于愛或人性為何的真理。這種知識是理論性的，鑒于它使我們從特定具體轉向普遍抽象。

在關于“我愛你”的講座中，通過語言學和拉康精神分析的概念，巴特追溯了自己對從欲望到理論、從個人到普遍、從愛情到幻滅這一經(jīng)過的理解。似乎很少有讀者對他主張的明顯不連貫性感到震動——也感受不到，他把這些主張傳達給那個他如此不幸地愛著的人，是多么瘋狂！

巴特將“我愛你”解讀為無語境的“呼喊”和無法滿足的“要求”，顯然只是一個痛苦的欲望沉迷的出口，從而進入令人心安的理論的普遍性中。它向他保證，通過思想的力量，他可以讓哈瓦斯看起來是一個任意的、可替代的對象——就像他之前輕而易舉地在其他學生戀人之間游走那樣——而不是一個珍貴、獨一無二、無法替代卻永遠不會對他回報愛意的人。理論也向他保證，哈瓦斯拒絕了他沒什么大不了的。

在多年成功追求學生無敗績之后，巴特最終迷戀上了一個對他不感興趣的學生?？梢哉f，他是選擇了一個人來傷透自己的心。但不，巴特堅持認為，愛情總是如此，對每個人都是如此。

我們之所以訴諸科學，是因為我們不夠細膩

理論通過告訴我們一件事物在本質(zhì)和普遍意義上“是什么樣子”，使我們無需發(fā)問，對我們而言，它是什么樣的——以及它所揭示的我們是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正是巴特在實驗性自傳《羅蘭·巴特自述》中所聲稱的對理論的鄙視，他在愛的講座之前剛剛完成這本自傳——并在此期間愛上了哈瓦斯。理論，無論是作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精神分析、語言和文化科學，還是任何其他形式，似乎都無法解釋一個人自身生命的獨特性?；蛘撸催^來說，巴特認為，他不能采取像和他一起去中國的左翼同路人同樣的方法，“因為我與他們有著不同的身體；我的身體無法掌握普遍性”。他問自己——但沒有回答——這是否是“一種個人主義視角？我們不是在一個基督徒身上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視角嗎……比如克爾凱郭爾？”這是羅蘭·巴特唯一提到索倫·克爾凱郭爾的地方。事實上，巴特幾乎從未提及這位丹麥哲學家。但這部自傳與另一位個人主義者——盡管以反基督教臭名昭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有著深刻且明確的關聯(lián)。

“永遠想想尼采”，巴特在《羅蘭·巴特自述》的結論處告誡自己：“我們之所以科學，是因為我們不夠細膩。”那些聲稱了解某一事物本質(zhì)的人——那些甚至希望獲得這種知識的人——是“科學的”且“不夠細膩的”（unsubtle），因為他們不能注意到“差異”，無法關注到所有不可勝數(shù)的變異，那些變異使得每“個”實例都成為無可比擬的獨特奇點（singularity）。他們?nèi)狈?，或者說害怕這種對差異的敏感度，因為他們不想被迫以個人的、狂熱的方式參與到他們試圖了解的事物中去。他們想要從自己的分析中抽離出來，把自己的動機排除在考察之外，讓自己免于如下逼問：在自身生活的具體語境中，研究主題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么。他們問“（X是）什么（樣子）？”，來回避問“（我對X的興趣揭示了我是）誰？”。要獲得感知“差異”所必需的細膩精神（而膽怯的、所謂客觀的求知者看到的只有相同性），一個人必須冒著意識到自身投入的風險，是“困惑、顫抖、癡迷”呼喚著人們繼續(xù)尋找知識。

尼采與?？?/p>

《羅蘭·巴特自述》可以被解讀為對理論觀念本身的抨擊——也是對巴特學術繼承者和他自己在下一年對愛的愚蠢理論化的預見性批評。如今，巴特學者和傳記作者贊美他的才能，將個人的原始材料加工成為最終產(chǎn)品：理論。因而他們誤解了，巴特在課程中對愛的理論化，既表明他未能踐行自己在自傳中設定的任務，也表明作為一位前理論家，他絕望地回到理論的概括、抽象和對自身的無察覺中。因此，他對愛的分析并非一場勝利，而是一種失敗。

想想尼采，然后試圖逃離理論，巴特知道這樣做并非沒有風險。十年前，在他和?？氯允敲苡褧r，?？略c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對話，并在1964年的論文《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侣暦Q，在尼采之后，“解釋將總是以‘誰？’的名義的解釋……誰提出了解釋”。思考將不再是為實現(xiàn)客觀科學或普遍適用的理論作出的努力，而是一種越來越細膩的“心理學”，它詢問為什么這樣的思想家會產(chǎn)生這樣的思想，甚至冒著這種“循環(huán)式”的自我質(zhì)詢可能以“精神錯亂”告終的風險。

這樣的聲明實際上并不比它打算推翻的那種理論少一點專橫和非個人化。在籠統(tǒng)的祈使句中，?？聦δ岵伤枷氲呐灿镁哂邪吞卦凇读_蘭·巴特自述》中談及的“激進分子”的“傲慢”，激進分子告訴我們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我們應該做什么。它只是在表面上與其他兩種傲慢有所不同——它看起來是反對它們的——即客觀“知識”的傲慢，以及常識或“信念”（Doxa）的傲慢。即使那些倡導與所有以往的思維形式?jīng)Q裂的人，當他們宣布要粉碎等級制度，使知識民主化，或讓無拘無束的樂趣循環(huán)往復，即使當他們威脅要揭露壓迫者使統(tǒng)治合法化的故弄玄虛，他們聽起來仍是等級化的、精英主義的、受束縛的、蒙蔽性的、壓迫的和專橫的。他們站在理論的一邊。

在《羅蘭·巴特自述》中，巴特希望有一種更溫和的尼采主義，不帶有“傲慢”、侵略或偽越軌（pseudotransgression）的表現(xiàn)，不會成為讓?？卤砻婊募みM主義落空的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s）的另一個例子。?？吕^尼采之后，呼吁一種新的“心理學”，來曝露特定思想家的思考的個人利害關系，而巴特則勾勒出一種“嘉年華式”（carnivalesque）思考風格的可能性，將個人利害關系“戲劇化”——在不同聲音的游戲中，而非在自知主體的權威性獨白中揭示它們。

來自這種教學的知識不是關于結構和本質(zhì)的普遍真理，它將賦予人們“差異的力量”，讓人們更加密切地關注每種情境的獨特性，以及每個試圖理解它的人。不是像?？履菢?，旨在通過一種直白的講述回答“誰”的問題——這一步驟，正如?？伦约核J識到的，預設了一種對于“自我透明”（self-transparency）的不可能的、誘發(fā)精神錯亂的追求——嘉年華式的教師會在迂回的表演中提出這個問題。

在完成《羅蘭·巴特自述》四個月后，巴特關于“我愛你”的講座，可能是一個荒謬的失敗。在講座中，這位理論批評大師躲在一系列籠統(tǒng)且自相矛盾的斷言后面，聲稱愛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是什么樣的——他甚至絕望地希望這些斷言能夠傷害、刺激或以其他方式作用于他的愛人，從而使巴特自己的情況豁免于他所作的斷言，即愛總是令人失望。然而，這可能是嘉年華模式的第一次嘗試，因為他的斷言本身的荒謬性，斷言和斷言之間的不一致，以及斷言與他實際情況之間的不一致，都將激發(fā)學生和讀者的思考。

我們不必在這兩種可能性之間做出選擇，以決定巴特是他的講座戲劇有意識的導演還是無意識的受騙者。讓我們用“戀人絮語”來囊括巴特作為理論家所說的“戀人”說的話，同時也包括巴特自己作為一個戀人所說的話——想當然地認為對于巴特，或者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而言，說話就是成為一個相遇的地點，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意義彼此邂逅，說給多個受眾聽。從這個角度來看，愛與理論、欲望與思考并非表現(xiàn)為從獨一無二到普遍、從私人到客觀的上升中兩個不同階段——在福柯的尼采式策略中，對普遍知識的追索也沒有還原為追索者獨特的心理特征。相反，我們發(fā)現(xiàn)一種單一的構成性人類渴望，既是認識上的（epistemic），又是情欲上的（erotic），它把手伸向逃避（eludes）和超越（exceeds）言說的事物——我們還發(fā)現(xiàn)，如果這種渴望的本質(zhì)不能在理論中得到正確解釋（無論是科學、精神分析、哲學還是任何其它理論），它可以在表演中得到透露（intim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