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fēng)景

“以文為詩”的說法，最初是由宋人提出來的，但是關(guān)于“以文為詩”的界定，歷來都很模糊，并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我認為，“以文為詩”的本質(zhì)，就是跨越文體的界限，用寫文章的方法寫詩。而文與詩在文體上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句法上。因此，“以文為詩”的界定，應(yīng)以“將散文句法融入詩中”為標準，這是最直觀、最客觀、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本文對杜甫“以文為詩”的論述，便是基于這一標準，同時也適當兼顧古人對“以文為詩”的理解。

一般認為，韓愈詩歌出現(xiàn)散文化傾向，與杜甫的影響有關(guān)系。也有極端的言論，把杜甫看成是“以文為詩”的始作俑者：“……宋人學(xué)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啟之也?！保骱鸷唷短埔艄锖灐肪砹?，轉(zhuǎn)述鄭善夫語）其實，杜甫的“以文為詩”，不過是偶一為之。當然，盡管是偶一為之，但是其對韓愈以及宋人的影響力，仍然是比較大的。關(guān)鍵在于杜甫的“以文為詩”是非常成功的，不存在授人以柄的問題。就“以文為詩”問題向杜甫發(fā)難，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勞的。所謂“雅道大壞”，未免夸大其詞。韓愈以及宋人在“以文為詩”上的嘗試，雖然歷來褒貶不一，但總的來看，成績是主要的，值得肯定。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杜甫“以文為詩”的情況。

杜甫散文化的詩句，散見于其詩中，例如：

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

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北征》）

松浮欲盡不盡云，江動將崩未崩石。（《閬山歌》）

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jù)心。（《峽口二首》其二）

梓中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從事行贈嚴二別駕》）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

相對而言，在杜甫的某些歌行體中，這種散文化的詩句較為集中，如《桃竹杖引贈章留后》：“……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xué)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嘌鄹吒柰嶙?。眼中之人吾老矣。”

杜甫的七律偶爾也有“以文為詩”的情況，例如《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峽坼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游。

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詩中“獨立縹緲之飛樓”中有個“之”字，“杖藜嘆世者誰子”中有個“者”字，都是散文筆法。杜甫的這種七律，是作為拗體來寫的。

《杜鵑》這首詩，開頭四句寫道：“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云安有杜鵑。”這四句歷來有爭議，有人說這四句是正文，也有人說這四句是詩人自注。我認為，這四句應(yīng)是正文，如果是自注，通常應(yīng)注為：“西川、云安有杜鵑，東川、涪萬無杜鵑?！弊鳛樵姷恼模@四句詩也是以文為詩。

以上各例，并非全部，但整體上看，杜甫“以文為詩”的情況并不常見，屬于偶一為之。

在文學(xué)批評史上，“以文為詩”通常包括“以議論為詩”，后者是前者的一個分支。（其實把“以議論為詩”納入“以文為詩”的范疇并不妥當，不過這屬于古人的話語體系，這里不予討論。）“以文為詩”以及“以議論為詩”，大多是一種偏負面的評價，帶有一定的貶義色彩。但是就杜詩而論，“以文為詩”以及“以議論為詩”都是應(yīng)當肯定的。理由主要有三點：

第一，杜甫的“以文為詩”和“以議論為詩”，仍然是形象思維的模式，不同于空泛的、單純的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

譬如，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你可以說它是以議論為詩，但是詩中的意象比比皆是：“凌云健筆意縱橫”、“不廢江河萬古流”、“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清詞麗句必為鄰”，議論中交織著豐富的意象，豈是空發(fā)議論可以相比的？

再如《諸將五首》，作為一組議論體的詩歌，詩中的意象比《戲為六絕句》更為豐富多彩，幾乎通篇都不離形象思維，你簡直分不清哪一句是形象思維，哪一句是議論，因為二者已經(jīng)水乳交融，渾然一體了，這正是以議論為詩的化境。

這里以《諸將五首》其二為例，分析一下詩中議論之高妙。詩云：

韓公本意筑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胡來不覺潼關(guān)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首聯(lián)的意思是，為了鞏固邊防，我朝修筑了三城。這個意思，如果不借助形象思維來表達，未免乏味。詩人說成“韓公本意筑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就把這個意思形象化地表達出來了，讀起來韻味十足，這就是形象思維的魅力。頷聯(lián)“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言簡意賅，又具有畫面感，把“豈料會陷入需要請來回紇的兵馬，來幫助我軍應(yīng)付被動局面的境地”的意思準確地寫了出來。頸聯(lián)“胡來不覺潼關(guān)隘，龍起猶聞晉水清”，上句寫安史叛軍的長驅(qū)直入，下句謂河清為瑞兆，國家中興有望，都是靠形象說話。尾聯(lián)看似純粹的議論，實際上“至尊憂社稷”五字，仍然有形象思維的因素在里邊?？偟膩砜矗@首詩在說明杜詩議論的方式和技巧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二，杜甫的“以文為詩”，是恰當?shù)模怯兄谠鰪娬Z言的表現(xiàn)力的，因而是成功的。如“松浮欲盡不盡云，江動將崩未崩石”，既是散文的句式，同時也是詩的語言，生動優(yōu)美，描寫細膩。“獨立縹緲之飛樓”，一個“之”字，打破了七律句式的常規(guī)，一種奇崛、拗峭之氣油然而生，非常符合整首詩的調(diào)性。既然如此，“以文為詩”又有什么不妥呢？至于《桃竹杖引贈章留后》中的“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xué)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更是把“以文為詩 ”的寫法發(fā)揮到極致，極大地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第三，杜甫的“以文為詩”，往往是點到為止。韓愈的《南山詩》，“或”字開頭的句子，多達51句；杜甫的《北征》，“或”字開頭的句子，僅“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兩句而已。從藝術(shù)效果看，杜甫的“或”字少而精，韓愈的“或”字多而濫。對于現(xiàn)存的全部杜詩來說，“以文為詩”的例子并不多，遠遠沒有形成“規(guī)?！保@說明杜甫并沒有刻意地“以文為詩”。到了韓愈那里，“以文為詩”的寫法差不多就刻意化、常態(tài)化了。正如清代趙翼所說：“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保ā懂T北詩話》卷三）后人論及韓愈以及宋人的以文為詩，常常認為源頭在杜甫那里，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杜甫的名氣太大，雖然杜詩中以文為詩的寫法并不起眼，但是其影響卻不小。

總之，對杜詩中的“以文為詩”，應(yīng)作具體分析，不能因為“以文為詩”有不好的一面，就認為杜甫的“以文為詩”也不足取，更不能把后世詩人“以文為詩”產(chǎn)生一定弊端的“鍋”甩給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