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8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歷史所”）主辦的思想史學術工作坊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分部舉行。本次工作坊主題是“重建意義之網(wǎng)：近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湖南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與上海社會科學院等高校、研究機構和學術期刊編輯部的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參與了本次工作坊的報告與交流。

會議現(xiàn)場

開幕式由歷史所周武研究員主持。他表示，本次工作坊舉辦的契機之一，源于歷史所王鴻助理研究員新近出版的《重建意義之網(wǎng)——清末民初的觀念革命與思想變遷》一書。該書所探討的“重建意義之網(wǎng)”，正是近代思想史的根本性命題之一。周武研究員進一步提出，中國思想史上曾出現(xiàn)兩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一為學派紛呈的先秦時期，二為中西思想碰撞交融的近代中國。在近代，傳統(tǒng)意義體系難以應對時勢變化，“重建”議題由此萌生，其中諸多重要問題仍待學界深入探討。為此，歷史所邀請眾多優(yōu)秀學者匯聚一堂，分享最新相關研究成果、發(fā)表獨到學術見解。

周武

歷史所葉斌副所長為工作坊致開幕詞。他強調，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具有獨特地位，其意義遠超歷史學的單一領域范疇。而當前思想史研究依然面臨幾重挑戰(zhàn)：其一，在史學期刊普遍重視新材料與檔案的背景下，思想史研究常面臨材料有限的困境，如何利用既有文獻闡發(fā)新的見解，成為亟需思考的問題；其二，近代以來中國較少出現(xiàn)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家，相關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三，當前研究熱點多集中于近代思想史，對現(xiàn)代思想史的關注相對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思想脈絡的整體貫通。盡管面臨諸多困難，仍有許多學者堅守思想史研究陣地，更有新生力量不斷匯入其中。這是令人欣喜和值得肯定的。

葉斌

第一單元由《社會科學》編輯陳煒祺老師主持。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余露副教授以“晚清時期‘實事求是’的擴展與虛化”為題作了報告。他表示，歷史上“實事求是”思想的演化跨度極大且內(nèi)涵變化明顯：自漢代至晚清以前，主要用于讀書治學的范疇；而到晚清時期，該理念逐漸與經(jīng)世致用思想融合，轉向強調實行與實效，呈現(xiàn)出明顯的“泛化”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實事求是”中“是”的內(nèi)涵，逐漸從追求圣人之道轉向吸納西學與器物技藝。這一概念在晚清民國時期的演化，既反映了傳統(tǒng)資源的現(xiàn)代命運，又為近代革命的借鑒與運用預埋了思想基因。

第一單元討論

歷史所蔣凌楠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天演論》與‘人定勝天’口號的現(xiàn)代重生”。她指出，傳統(tǒng)天人觀是一種“人定勝天，天定勝人”的對立統(tǒng)一模型。嚴復沿用這一觀念模型，以“天行”與“人治”分別對譯赫胥黎關于“宇宙過程”與“園藝過程”（倫理過程）的論述。而在《天演論》的后半部分，嚴復偏重強調“人治”“治化”乃至“郅治”，結尾更以“以人勝天”與“任天而治”對立，顯示出明確的價值偏向。這從根本上打破傳統(tǒng)天人觀的平衡，進而“以人勝天之說”影響了近代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

清華大學歷史系李欣然副教授以“從勝人到自勝：馮桂芬對魏源‘師夷’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為題作了報告。他認為，魏源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本質上是一種軍事謀略，蘊含著學習對手以打敗對手的內(nèi)在邏輯矛盾，在提出之初便頗受質疑。馮桂芬則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中西抗爭方式變化的背景下，將“師夷”從制敵之策轉化為“以正治國”的“自強”方略，重新構建了“師夷”的內(nèi)涵，強調在長期競爭中借鑒對手以實現(xiàn)自我提升。這不但突破了此前“師夷”以“制夷”的對抗性思路，更接續(xù)了明清以來對西學競爭性吸收的態(tài)度，為近代中國學習西方開辟了更具持續(xù)性與深遠意義的思想路徑。

歷史所王鴻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宗藩關系的崩解：近代中國‘殖民地’敘事的興起”。他指出，晚清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殖民地”敘事時有其獨特闡釋路徑。來華西人與晚清士人通過將“殖民地”一詞譯為“屬地”“藩屬”等詞語，從而很自然地將傳統(tǒng)宗藩關系套用到對近代西方殖民體系的理解中。來華西人在國際法和史志類著作中將殖民地概念與“華夷之辨”“天理自然”“養(yǎng)民之法”等中國傳統(tǒng)理念結合，推動了西方文明論的輸入。而晚清士人則既存在著將殖民開發(fā)視為“天地自然之理”的認知，又有批判其非正當侵略的思想傾向。由此呈現(xiàn)的“文野之辨”的矛盾性，構成了近代中國殖民地敘事興起的深層思想困境。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歷史所研究員李志茗對第一單元的報告作出點評。唐小兵教授指出，余露老師關于“實事求是”觀念演變的研究，“是”的內(nèi)涵從中國傳統(tǒng)獨有轉向西方特有，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史意義。蔣凌楠老師對“人定勝天”近代轉型的探討，分析了嚴復在譯介西方經(jīng)典過程中所采取的文化策略，激活中國傳統(tǒng)思想資源以促進中西對話。兩者共同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重建意義之網(wǎng)”的努力。

歷史所李志茗研究員高度評價了李欣然老師對馮桂芬“師夷”思想的研究，認為其清晰呈現(xiàn)了馮桂芬對魏源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而王鴻老師關于宗藩關系與殖民地敘事的研究，視角新穎，資料扎實，為理解近代中國對西方殖民體系的認知提供了重要創(chuàng)見。

第二單元由歷史所研究員、《史林》主編郭長剛老師主持。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鄧軍副教授作了題為“‘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拉丁語’：世界語與中國早期國際工人聯(lián)合的嘗試（1905—1919）”的報告。她提出，五四運動前，中國世界語者試圖通過組織工人學習世界語的方式啟發(fā)工人的身份認同，以創(chuàng)建世界語組織與刊物來推動中國工人運動與國際工人運動的初步聯(lián)結。這些早期實踐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還為192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與國際工人運動的進一步聯(lián)合奠定了語言、思想與組織方面的基礎。

第二單元討論

歷史所徐佳貴副研究員報告的題目是“五四時期‘國語’的可行性之辨——張士一與‘京國之爭’”。他從京音派主將的視角重新審視了1920年秋開始的“京國之爭”，指出以南京高師的張士一為代表的京音派，標舉自身知識資源的“科學性”與“實用性”，凸顯出國語改革中“民主”與“科學”訴求之間的內(nèi)在張力。京國雙方盡管在關于國語語音“標準”問題上思路屢有纏結，但因存在某些共識基礎，并未形成不可調和的局面。對于此番論爭涉及國語改革可行性的考察，既有利于重新認識國語運動的階段性，也有助于將國語歷史敘述與民族主義、進步觀念之外的問題視野建立一種可能性的聯(lián)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盧華助理研究員以“中印革命者的早期聯(lián)絡及其亞洲想象的異同（1905—1918）”為題作了報告。他提出，從1900年“東方青年協(xié)會”在日本成立，中印在日留學生群體迅速形成以聯(lián)合亞洲力量對抗西方殖民霸權的思想共識，到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戴季陶、唐紹儀等人以日本為中介與印度革命人士保持密切聯(lián)絡——這些早期合作雖成效有限，但中印革命者基于“跨國民族主義”的相互合作與實踐，為一戰(zhàn)后兩國以群眾運動和新式政黨為基礎的反帝斗爭的交流互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宋曉煜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被排斥的他者：近代美國日裔移民的身份建構和華裔鏡像”。她以“人種”論述為線索，綜合分析美國國會檔案、日本輿論史料及美國日裔移民一手文獻等材料，揭示出近代美國排日運動時期美、日雙方對日裔移民身份建構的影響過程，并指明其中所映現(xiàn)的華裔鏡像。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美國日裔移民史主要由美國日裔學者書寫，他們有機會獲得更全面的史料，但也因身份限制而使日裔移民史更顯“苦難”。因此，超越“苦難”視角的日裔移民史書寫有待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和歷史所研究員、《史林》編輯部主任徐濤老師對第二單元的發(fā)言進行評議。張仲民教授對鄧軍老師關于世界語與早期工人運動的研究給予積極評價，認為該研究視角獨特、材料扎實，展現(xiàn)出跨時空的研究視野。同時，他也提示研究中需注意學術立場對結論客觀性的潛在影響。而徐佳貴老師有關“京國之爭”的探討，從歷史細節(jié)切入，在梳理材料邏輯的基礎上，對國語運動史上的關鍵爭論提出了富有新見的闡釋。

歷史所徐濤研究員肯定了盧華與宋曉煜兩位老師所采用的跨國視角。他認為，盧華老師對早期中印革命聯(lián)絡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為中印政治文化交流史注入了新內(nèi)容；宋曉煜老師將華裔移民作為“鏡像”納入美國日裔移民身份建構的研究中，這一分析頗具啟發(fā)性。

第三單元由《復旦學報》編輯部副編審陳文彬老師主持。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鮑文欣助理研究員以“‘觀念’種種——從觀念史的角度看”為題作了報告。他從觀念史角度探討了“觀念”本身的語義流變。在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觀念”的語義經(jīng)歷了下降或內(nèi)在化的進程：從柏拉圖的超越性“觀念”出發(fā)，經(jīng)基督教“神圣觀念”的中介，至17世紀后逐漸轉化為描述人類生活各層面的一般術語。其中可區(qū)分四條線索：以“鏡像”/“原子”為主導隱喻的“認識—對象化”、以“鏡—像”為主導隱喻的“認識—先驗化”、以“武器/工具”為主導隱喻的“知識—行動化”，以及以“機器”為主導隱喻的“社會實在化”。這一分析為理解觀念史的結構與演變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第三單元討論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張洪彬副教授的報告題目是“科學時代的宗教如何可能——屠孝實宗教思想研究”。他通過發(fā)掘屠孝實的數(shù)十篇文章、兩部專著及相關族譜、紀念資料與后人訪談，指出屠孝實的教學與研究涉及邏輯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領域，而宗教學則是他情有獨鐘的面向，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他深受西方宗教學影響，認為宗教源于人類心靈渴望超越現(xiàn)實的束縛與追求精神自由，并強調精神生命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該研究不僅填補了民國學術史的一項重要空白，也為理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宗教與科學關系的復雜認知提供了新的視角。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孫堯天副教授以“經(jīng)學解體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觀念的發(fā)生——以早期周氏兄弟為中心”為題作了報告。他指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觀念的形成與經(jīng)學瓦解密切相關，周氏兄弟正是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自覺與經(jīng)學傳統(tǒng)展開批判性對話，逐步構建起以個人自由意志為核心的現(xiàn)代文學觀。二人一方面批判劉勰《文心雕龍》的經(jīng)學立場，另一方面從中擇取“心聲”“神思”等詞匯以闡釋“純文學”的內(nèi)涵。雖拒絕藻飾的文學觀，但他們?nèi)詫Α拔氖俊苯o以肯定評價，這既反映出經(jīng)學背景的消退，也表明他們對文學獨特性的重視與維護。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謝麗萍助理研究員的報告題目是“‘帝權即主權’：人民主權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在地化闡釋”。她指出，二十世紀之交，“帝權即主權”是當時知識分子理解人民主權理論的起點，這一闡釋源于晚清中國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譯介與討論。中國語境的民約論將盧梭“公意”對個體與集體同一性的思考作了調整，以“人民即帝王”的觀念將帝民二者身份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權思想。人民行使帝權即人民主權的解釋，突破了傳統(tǒng)儒學反對暴君期待明君的認知框架，以人民自行帝權建立起人民與國家主權之間的聯(lián)系，使本土語境的人民主權理論深入人心，不僅推動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轉型，也呈現(xiàn)出契約論國家學說的中國版本。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可副教授和歷史所沈潔研究員對第三單元的發(fā)言作了評議。章可副教授指出，鮑文欣老師對“觀念”的歷史語義學考察為觀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發(fā)。張洪彬老師的研究通過探討屠孝實的思想觀念及其對宗教與科學關系的思考，為理解近代中國宗教信仰的多元意義開辟了新的視角。

歷史所沈潔研究員認為，孫堯天和謝麗萍老師的報告分別呈現(xiàn)了文學視角與政治學視角對于歷史文本的細膩解讀，展現(xiàn)出跨學科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活力。她進一步建議，孫堯天老師可以深入挖掘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生過程中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脈絡。她認為，謝麗萍老師的文章從“民約論”的翻譯切入來體現(xiàn)其中關于“帝權”“主權”與“民權”在中國的思想流轉，展現(xiàn)了近代中國人對人民主權論的獨特理解方案。

圓桌論壇由歷史所王鴻助理研究員主持，與會學者就“思想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議題”展開了充分討論。

會議現(xiàn)場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許紀霖教授結合自身的研究經(jīng)歷，談到了思想史研究的現(xiàn)狀與前景：其一、他強調思想史既是歷史學領域的傳統(tǒng)學科，也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可以為思想史研究打開新視野，開辟新議題。其二、在歷史學領域，他認為除了政治思想史、觀念思想史外，近年來也出現(xiàn)了文化的思想史、生活的思想史、概念的思想史、文獻的思想史、精神/情感的思想史等多元的發(fā)展面向。其三、他認為未來思想史研究的突破，不僅來自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更來自問題意識上的突破。他援引克羅齊的名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強調思想史研究者應該“對當代的問題具有敏感”，如此才能避免出現(xiàn)“沒有思想的思想史”。

許紀霖

歷史所郭長剛研究員指出，歷史如果跟當下掛不上勾的話，那就是編年史，只不過是一堆資料而已。而思想史之所以還那么熱，很大的原因便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大變局的時代，原有的秩序不適用了，急需建立一個新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秩序為什么不適用了？重建秩序的過程需要關注什么問題？新舊秩序轉變過程中應該怎樣進行銜接？特別是在當前重建世界秩序的過程中，中國人可以提供什么樣的思想方案？過去世界歷史上有過羅馬式和平、不列顛和平，而接下來我們是否應該提出中國式和平？這些問題都與思想史相關，也都有待中國研究者從歷史的高度進行分析與探討。

歷史所周武研究員指出，思想史盡管已經(jīng)邊緣化了，但卻仍然是近代史研究中最活躍的一個領域。近幾十年來的近代史研究中，思想史占有絕對的分量，不是可有可無的。他指出，1840至1949年這個時段的思想史乃是一道奇觀，是非常獨特的，各種各樣的主義、各種各樣的流派、各種各樣的主張紛涌而至，并存于近代歷史當中。問題在于，到底是什么樣的思想生態(tài)造就了近代中國的思想史狀況？又是什么樣的思想生態(tài)能夠促成近代天才成群而來的思想狀況？在他看來，目前的思想史研究對于思想生態(tài)的研究還是不夠的。另外，他還援引陳旭麓先生的說法，認為思想史研究應該注重思想家本身，特別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家不僅具有舊學造詣，而且還熟悉域外的新知，更具有觀察和回應時代問題的洞察力。這三個層面，構成了理解近代思想家的核心面向。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指出，思想史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之所以受到關注主要與啟蒙的現(xiàn)實關照有密切關系。至于當下思想史的發(fā)展，他提到了“廣義的思想史”與“狹義的思想史”的區(qū)分。在他看來，“廣義的思想史”可以借用葛兆光老師的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化身萬千”。雖然很多的研究不再以思想史為名，但無論是從知識史，還是從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的角度所展開的相關敘事，其實仍然與思想史相關。事實上，在“化身萬千”的過程中，思想史研究的“知識史化”“跨學科化”“學術史化”都是很值得注意的面向。至于“狹義的思想史”，那種宏觀的貫通性的大問題值得關注，而具體的、細致而深入的思想史議題現(xiàn)在也已有一些學者作出了很優(yōu)秀的研究。除了精英知識分子層面關注的問題，中下階層的、微觀的去精英化的研究，思想的受眾層面，以及全球思想史層面的議題等，其實都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總括而言，在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激蕩浪潮中，近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形態(tài)與社會結構均發(fā)生著顛覆性變革，而思想世界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載體，更經(jīng)歷著前所未有的重建過程。這一時期的思想不僅是文本與觀念的集合，更是一張植根于歷史語境、交織著中西文明對話，又在時代變局中不斷被編織、斷裂、修補與再連結的“意義之網(wǎng)”，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人對于本國歷史、外來文明、宗教信仰、集體認同與個人自由等諸多方面的認知。本次學術工作坊中與會學者對于近代中國思想史相關問題的探討，一方面深化了對于近代以來大變局所引發(fā)的諸多問題的探討，另一方面也呈現(xiàn)了更多的新視野與新議題。工作坊中的相關討論與熱烈交鋒，或許本身也構成了思想變遷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