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古典文明屬于地中海世界，與位居北歐的丹麥關系甚遠。然而，在這片時常被人“忽視”的土地上，古典遺產(chǎn)不斷被激活與重塑，成為丹麥構建國家認同、回應時代變遷的重要思想資源。丹麥對古典文明的吸收，并非僅僅是對希臘——羅馬文化的直接繼承，而是在古典與北歐的張力中展開的持續(xù)文化轉化。從安徒生筆下的小美人魚，到當代動漫文化，丹麥始終在古典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創(chuàng)新之間，不斷重塑其獨特的文化身份。那么，古典文化究竟如何在這片北歐土壤中扎根？它又如何與本土的北歐傳統(tǒng)互動，共同參與近代丹麥國家認同的構建與民眾文化心態(tài)的塑造？

今年八月，筆者專訪了兩位活躍在國際學界的丹麥古典學家——哥本哈根大學Saxo研究所的托馬斯·尼爾森教授（Thomas Nielsen）與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萊娜·魯賓斯坦（Lene Rubinstein) 教授。2025年10月31日發(fā)表的首篇訪談呈現(xiàn)了丹麥古典學的發(fā)展脈絡與當下境況，本期將聚焦19世紀以來古典文化在丹麥的本土化歷程，探討北歐與古典兩種文化基因在丹麥的共存與張力。審視丹麥社會內(nèi)部古典與北歐傳統(tǒng)的并存與交融，將為思考不同文化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社會的共生之道提供重要啟示。

丹麥哥本哈根小美人魚銅像

除了學院派對古典學的系統(tǒng)研習，近代以來的丹麥文學藝術等領域，似乎也深受古典世界的影響。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他的多部作品融入了希臘神話意象——例如《小美人魚》中“人魚”形象與海上女妖塞壬（siren）之間的呼應；《最不可思議的事》（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中出現(xiàn)了希臘繆斯，并交織了摩西、亞當夏娃等基督教形象。那么，19世紀丹麥對古典世界的接受，對其政治、社會及文化身份的構建具有怎樣的意義？這是否屬于更大范疇的古典世界在歐洲的復興的一部分？

托馬斯·尼爾森：18世紀中葉，丹麥成立了皇家美術學院（Royal Danish Academy of Fine Arts），其目標之一是將哥本哈根打造為“斯堪的納維亞的雅典”。為此，丹麥引進了不少外國建筑師與雕塑家，這些舉措在最初屬于君主制國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然而進入19世紀，隨著君主制本身受到挑戰(zhàn)，與王權緊密關聯(lián)的古典理念也漸受質疑，社會思潮逐漸轉向推崇“純正的北歐文化”（pure Nordic culture）與浪漫主義（Romanticism）。古典與北歐這兩種文化形態(tài)形成某種競爭關系，這一張力一直延續(xù)至腓特烈七世（Frederick VII，1808–1863）時期絕對君主制被廢除。顯然，古典傳統(tǒng)在當時具有相當?shù)挠绊懥Α蚱渲匾?，才需要刻意塑造一個對立的北歐傳統(tǒng)與之抗衡。在18至19世紀，古典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藝術與建筑領域；大學中的古典學教育非常重要，但受眾仍限于少數(shù)精英階層。因此可以說，當時丹麥社會確實存在北歐傳統(tǒng)與古典傳統(tǒng)之間的張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北歐傳統(tǒng)正是作為古典傳統(tǒng)的“文化對立面”而被構建出來的。

安徒生之墓。2025年8月4日是安徒生逝世150周年紀念日，哥本哈根市政廳當天為其鳴鐘致意（采訪者攝）

萊娜·魯賓斯坦：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議題。正如托馬斯所說，18世紀末至19世紀的丹麥確實懷抱著將哥本哈根建設為“斯堪的納維亞的雅典”的雄心，這一理想在建筑、雕塑與戲劇等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尤其是在被稱為“丹麥黃金時代”（Danish Golden Age，約1800-1850年）的這段時期。當時眾多藝術家都從古典文化與意大利藝術中汲取靈感，例如畫家馬丁努斯?克里斯蒂安?韋塞爾托夫特?勒比（Martinus Christian Wesseltoft R?rbye，1803-1848）、克里斯滕?席勒魯普?科普克（Christen Schiellerup K?bke，1810-1848），以及雕塑大師貝特爾?托瓦爾森（Bertel Thorvaldsen，1797-1838）。你提到的安徒生也是這一文化脈絡中的重要代表，盡管他的主要成就體現(xiàn)在文學領域。

當時的丹麥劇院既直接受到古典傳統(tǒng)的影響，也通過莫里哀（Molière）等法國劇作家間接吸收古典元素。因此，要清晰界定這些影響的具體來源頗具難度——哪些源自莫里哀，哪些承襲自羅馬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又或者來自其他古典作品？舉例而言，丹麥皇家劇院外矗立著路德維希?霍貝格（Ludvig Holberg）雕像，他本人的戲劇實踐就是一個例證。這位曾在哥本哈根大學任教的劇作家，其作品部分用拉丁語創(chuàng)作，部分使用丹麥語，不同文化的影響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已然融為一體。關于希臘悲劇在丹麥的接受，雖然其具體上演時間有待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20世紀，《美狄亞》（Medea）、《安提戈涅》（Antigone）等經(jīng)典劇目已在丹麥廣受歡迎，有的被改編為現(xiàn)代版本，有的則保持原作形式演出。

然而，我認為這種“被構建的北歐傳統(tǒng)”實際上也是丹麥與德國復雜關系的一個側面。當時丹麥君主制政府中不少官員是德國人，那時甚至有這樣的說法：“你與情人說法語，與官員說德語，對狗講丹麥語。”這種文化對立情緒在1864年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zhàn)爭（the Second Schleswig War，注：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zhàn)爭是1864年丹麥與德意志聯(lián)軍（主要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爆發(fā)的一場戰(zhàn)爭，其核心是對石勒蘇益格公國的主權爭奪。這場戰(zhàn)爭不僅導致丹麥喪失大片領土，也標志著丹麥從一個多民族王國向單一民族國家的轉型，并對其國家認同、語言政策等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戰(zhàn)敗后丹麥失去了約40%的領土和三分之一人口，喪失了對德語區(qū)的統(tǒng)治權，也失去了作為一個多語言帝國的地位；石勒蘇益格–霍爾斯坦地區(qū)并入德意志邦聯(lián)，后隨普奧戰(zhàn)爭并入普魯士，再成為德國一部分。戰(zhàn)后，丹麥知識界開始強調“小國意識（Sm?statsmentalitet）”與民族國家觀，推動對本國語言、歷史、文化的重新定義與強化，與格倫維格的“民眾高等教育”理念相呼應，強調以本國歷史與文化啟發(fā)公民意識）后進一步激化。

托馬斯·尼爾森：著名丹麥作曲家尼爾斯?加德（Niels Gade，1817-1890）的經(jīng)歷頗具代表性。他曾在德國萊比錫發(fā)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受當時丹麥與德國間緊張關系的影響，最終選擇回國。這一文化沖突也體現(xiàn)在馬德維格（Madvig）與蒙森（Mommsen）的學術對立中——馬德維格就曾抱怨，他的希臘語法書的德文譯本在德語學界未得到應有重視。

1866年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qū)

當時對北歐文化的重構是否也存在階級差異？比如，古典教育主要面向精英階層，而北歐文化更多面向普通民眾？

托馬斯·尼爾森：在1903年教育改革之前，古典傳統(tǒng)確實是丹麥中學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但19世紀倡導北歐文化的代表人物同樣來自上層階級。19世紀中葉，社會對農(nóng)民生活充滿浪漫想象，這在繪畫領域尤為明顯。最早一批深入鄉(xiāng)村寫生的畫家很快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的農(nóng)民形象與藝術理想相去甚遠，于是轉而創(chuàng)作理想化的農(nóng)民形象。這些形象本質上是“被構建的傳統(tǒng)”的一部分。

萊娜·魯賓斯坦：與此同時，民眾高等學校運動（Folk High School Movement）以及格倫維格（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丹麥牧師、教育家）的影響也不容忽視。19世紀中葉興起的以農(nóng)民為中心的社會思潮，既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也體現(xiàn)在農(nóng)村教育改革中。格倫維格推動的民眾高等學校運動，核心主張是建立 “民眾高等學校”（丹麥語：Folkeh?jskole，F(xiàn)olk High School），達到啟蒙民眾、教化民眾的目標。

托馬斯·尼爾森：在教學內(nèi)容上，格倫維格認為當時普遍使用的拉丁文是民眾接受教育的障礙，因此大力推行丹麥語教學。與傳統(tǒng)學校側重文法訓練不同，民眾高等學校用丹麥語教授丹麥歷史、鄉(xiāng)土詩歌等貼近生活的內(nèi)容，著重培養(yǎng)公民意識，學生多為青年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等以往缺乏教育機會的群體。這場運動最終成為推動共和制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發(fā)展的重要力量，直接促成了1849年丹麥第一部憲法的誕生。

《丹麥海岸：西蘭島羅斯基勒峽灣基特內(nèi)斯景觀》（1843），約翰·托馬斯·倫德比（Johan Thomas Lundbye，1818–1848），丹麥國家美術館（Statens Museum for Kunst）

您提到這場運動推動了丹麥“共和制”的建立，這個過程是否受到羅馬制度遺產(chǎn)的影響？就像美國建國之父借鑒羅馬經(jīng)驗那樣，丹麥在構建國家制度時是否也參考了羅馬模式？

托馬斯·尼爾森：我剛才用了“共和”（republic）一詞，但這是因為我們現(xiàn)在用英語交流。我這里用的“republic”，指的是基于制度而非個人權力的憲政體制，無論議會的具體構成情況如何。

萊娜·魯賓斯坦：丹麥語中其實不用“共和”這個詞，我們使用“Folkestyre”，字面意思是“人民治理”。描述這類非君主制機構的詞匯都以“folk”（人民）為詞根，比如議會稱為“Folketinget”，過去曾有的上議院叫“Landsting”（該院于1953年廢除）。這一切都圍繞“人民”這一核心概念，這與民眾高等學校運動及格倫維格的思想一脈相承。格倫維格還在其丹麥語版《贊美詩集》（Sang-V?rk til den Danske Kirke）中將丹麥人民描繪成國家靈魂，該作品巧妙融合了基督教傳統(tǒng)與北歐文化。（注：這部詩集很快被丹麥各地教堂采用，取代了此前民眾難以理解的拉丁文詩集。）

托馬斯·尼爾森：雖然丹麥很早就形成了某種認同意識，但真正堅定的國家認同是在廢除君主專制、引入“人民治理”后才真正形成。這個過程與丹麥從小型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歷程基本同步。19世紀40至50年代，丹麥先后將丹屬印度（1845年）和丹屬黃金海岸（1850年）等重要殖民地出售給英國?？梢哉f，19世紀40年代是多個重大歷史轉折交匯的關鍵時期。

萊娜·魯賓斯坦：丹麥政體的轉變，部分原因可歸于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zhàn)爭（注：the First Schleswig War，1848–1851，丹麥語稱為 Tre?rskrigen，即“三年戰(zhàn)爭”。該戰(zhàn)爭是丹麥與德意志邦聯(lián)之間的一場軍事沖突，主要參與者包括普魯士，以及當時由丹麥國王兼任公爵的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兩個公國。戰(zhàn)爭的根源在于兩公國政治地位的模糊性：荷爾斯泰因屬于德意志邦聯(lián)成員，而石勒蘇益格雖為丹麥國王的領地，卻不屬于丹麥本土，居民中既有丹麥人也有德意志人。此外，19世紀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也激化了矛盾：丹麥民族主義者主張將石勒蘇益格納入丹麥版圖，而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則期望兩公國共同并入未來統(tǒng)一的德意志國家。戰(zhàn)爭于1851年以丹麥的勝利告終，1852年簽訂的《倫敦議定書》確認了丹麥對兩公國的主權，但規(guī)定丹麥不得將石勒蘇益格并入本土，也不可將兩公國事務分割處理。盡管丹麥暫時維持了對兩公國的統(tǒng)治，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并未因此消弭，矛盾僅被暫時擱置而未能根本解決，這為1864年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zhàn)爭及丹麥最終失去兩個公國埋下了伏筆。該戰(zhàn)爭被視為德意志統(tǒng)一進程的早期信號，對丹麥亦影響深遠，不僅重塑了其領土格局，也推動了國內(nèi)政治的現(xiàn)代化改革，包括首部憲法的頒布。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zhàn)爭也對丹麥藝術發(fā)展產(chǎn)生了影響，例如藝術家開始轉向西蘭島（Zealand）等更具“丹麥性”的鄉(xiāng)村地區(qū)，探索民族身份的表達。丹麥國家美術館所展出的相關畫作，便闡釋了其與19世紀丹麥民族認同建構之間的聯(lián)系）。這場戰(zhàn)爭直接催生了1849年丹麥第一部憲法——《丹麥王國基本法》（Danmarks Riges Grundlov），標志著丹麥由君主專制政體轉向君主立憲制。戰(zhàn)后，丹麥嘗試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qū)強制推行丹麥語作為官方語言，此舉進一步激化了與德意志方面的矛盾。而這一系列歷史進程，又與當時德意志的統(tǒng)一運動及其民族意識的覺醒密切相關。

在丹麥國家認同形成過程中，古典傳統(tǒng)與北歐文化如何互動？是否存在沖突或融合？

萊娜·魯賓斯坦：這是一個涉及文化根源的宏大問題。在浪漫主義時期，以格倫維格為代表的學者與思想家，強調維京時代與前基督教時期構成了“真正的丹麥歷史”。但是，北歐傳統(tǒng)屬于多神教，與基督教的一神教義存在根本差異；格倫維格本人身為牧師，卻積極推崇被基督教視為“異教”的北歐文化，這本身便構成一種張力。值得注意的是，北歐神話中的神祇常被對應至羅馬神話體系，例如弗麗嘉（Frigg）或弗蕾婭（Freja）對應于維納斯（Venus），戰(zhàn)神提爾（Tyr）對應于馬爾斯（Mars），奧?。∣dins）對應于墨丘利（Mercury），雷神托爾（Thor）對應于朱庇特（Jupiter）。這種類比方式，類似于希羅多德在描述埃及神祇時類比希臘神祇，以幫助希臘人理解異域文化。

丹麥最早的系統(tǒng)編年史由薩克索·格拉馬提庫斯（Saxo Grammaticus）以拉丁語撰寫，其中融合了大量口述傳統(tǒng)與民間敘事，常令人聯(lián)想到荷馬史詩。此外，17至19世紀期間，包括民歌（folk songs）在內(nèi)的口頭傳統(tǒng)被系統(tǒng)記錄并出版。這些文本大多以丹麥語而非拉丁語或德語記錄，反映出本土語言的興起。同時，冰島的史詩與薩迦（sagas）也被丹麥、挪威與冰島視為共同的北歐文化遺產(chǎn)，其文本語言多為古冰島語或丹麥語等北歐語言，而非拉丁語、德語或法語。

作為研究古典學的學者，我有時會覺得希臘羅馬傳統(tǒng)和自己的中國文化背景之間存在張力。在丹麥，古典傳統(tǒng)與北歐傳統(tǒng)是否也有類似的沖突？人們是如何處理這兩種文化的？是同時接受兩種傳統(tǒng)，還是必須從中選擇？國家又如何在兩種傳統(tǒng)之間找到平衡呢？

萊娜·魯賓斯坦：確實，在丹麥的文化語境中，古典傳統(tǒng)與北歐傳統(tǒng)之間同樣存在張力，然而二者并非涇渭分明。宗教改革后，丹麥教會成為國家教會，其核心文本《新約》源自公元1世紀的羅馬帝國，這使得基督教及其背后的古典傳統(tǒng)在丹麥文化中占據(jù)重要位置。與此同時，北歐文化作為前基督教時期的文化遺產(chǎn)，也在民族認同建構中發(fā)揮關鍵作用。浪漫主義運動將北歐文化與丹麥語復興緊密結合，強調“我們丹麥也擁有自己的歷史”。在法律層面，隨著宗教改革的推進，教會法被廢除，國王成為法律的根本來源。而中世紀丹麥的法律文本早在13世紀甚至更早就已使用丹麥語書寫，是一種獨立于羅馬法體系的本地法律傳統(tǒng)。這也折射出羅馬法與丹麥本土法律傳統(tǒng)之間復雜的歷史互動。然而在現(xiàn)實中，人們往往同時接納這兩種傳統(tǒng)，將其融合而非對立。例如，前面多次提及的由格倫維格推動的“民眾高等學?！?，既致力于弘揚北歐文化，也吸收了古典教育的精神。丹麥人通常不認為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將它們視為文化認同中互補的兩個部分。

我可以用一個具體例子，說明我上中學時，學校如何教授這些傳統(tǒng)。我當時就讀的歐爾高中學（?reg?rd Gymnasium）使用了康拉德（F. Conrad）與羅姆希爾德（L. P. R?mhild）合編的《詩與散文》（Poesi og Prosa），作為閱讀教材。這套書共四卷，出版于1964至1972年間，內(nèi)容始于《圣經(jīng)》文本，涵蓋荷馬、維吉爾（Virgil）、薩克索（Saxo）的編年史、丹麥語民歌，以及但丁、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包括丹麥本土詩人如創(chuàng)作教會詩歌的金戈（Kingo）、探討“歡笑與淚水”的約翰內(nèi)斯?埃瓦爾德（Johannes Ewald），以及亞當?奧倫施拉格（Adam Oehlenschl?ger）的《金角》（The Golden Horns）。從這套選集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丹麥文化如何被置于更廣闊的歐洲背景之下，本土語言（vernacular）文學與古典和歐洲其他文學如何在其中共存。當時也有其他幾種選集被不同學校選用，內(nèi)容大同小異。從這些教材可以看出，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古典文學與北歐文學始終并行授課。

事實上，丹麥語中有兩個詞表示“古代”：“Antiken”專指希臘羅馬傳統(tǒng)；而“Oltid”（字面意為“古老”）則既可指希臘羅馬傳統(tǒng)，也可指北歐傳統(tǒng)。這一語言現(xiàn)象本身就表明，在丹麥的文化意識中，不同傳統(tǒng)可以相互共存、彼此豐富。

丹麥皇家劇院前路德維格·霍貝格雕像（采訪者攝）。路德維格·霍貝格（Ludvig Holberg，1684—1754）是丹麥極為重要的新拉丁語作家。他的喜劇作品很可能受到古羅馬拉丁喜劇和當時新興的法國喜劇的雙重啟發(fā)，并反過來影響了丹麥藝術家如尼古拉·阿比爾高（Nicolai Abildgaard，1743—1809）等人 。

北歐神話在現(xiàn)代流行文化中也很受歡迎，比如漫威電影中的雷神托爾，日本最近出了一部以冰島薩迦為靈感的動漫《冰海戰(zhàn)記》。古典學界常討論希臘羅馬神話在流行文化中的接受，但北歐神話同樣引人注目。您認為北歐神話與希臘羅馬神話的接受有何異同？

萊娜·魯賓斯坦：北歐神話在流行文化里確實很受歡迎，但二戰(zhàn)后它面臨一個問題：北歐神話的日耳曼版本曾被納粹意識形態(tài)利用。比如瓦格納（Wagner）的歌劇，就被用來強化 “雅利安遺產(chǎn)” 的概念，這導致北歐神話在戰(zhàn)后的丹麥變得有些敏感。我父親就完全拒絕聽瓦格納的音樂，因為在德國占領丹麥期間，廣播里經(jīng)常播放瓦格納的作品，這讓他對瓦格納的音樂格外敏感。我甚至會因為喜歡瓦格納的一些作品而有點內(nèi)疚。

盡管如此，戰(zhàn)后的學校教育中，北歐神話還是通過翻譯的薩迦和史詩得以傳播，沒有被納粹意識形態(tài)污染。我們上小學時就讀過翻譯版的薩迦。再比如丹麥作家維利?索倫森（Villy S?rensen，1929-2001），他對古典學非常感興趣，不僅翻譯了塞內(nèi)卡（Seneca）的作品，還寫過關于北歐神話的書籍，包括《諸神的黃昏》（Ragnar?k: En gudefort?lling），講述世界的毀滅與重生。

日本漫畫家幸村誠創(chuàng)作的《冰海戰(zhàn)記》（Vinland Saga）。注：《文蘭薩迦》（Vinland Sagas）指中世紀冰島的兩部薩迦——《格陵蘭人薩迦》(Saga of the Greenlanders)和《紅發(fā)埃里克薩迦》(Saga of Erik the Red)。兩者記錄了公元 1000 年前后北歐維京人橫渡大西洋、抵達北美“文蘭”（一般認為是今加拿大紐芬蘭一帶）的航行與定居嘗試，是研究維京人早期登陸美洲的重要材料。有意思的是，日本漫畫家幸村誠創(chuàng)作的歷史漫畫及其動畫改編作品《冰海戰(zhàn)記》也使用了Vinland Saga的名字。這部作品借鑒了《文蘭薩迦》，講述了主人公托爾芬的成長與對無奴役、無暴力的理想之地——文蘭（Vinland）的追尋。19 世紀北歐文化在丹麥的復興主要由格倫維格等人引領，有趣的是，格倫維格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力。 

除了神話，古希臘戲劇在當代丹麥依然不斷被改編與重新演繹，比如1977年Kirsten Olesen在Str?ghus Teatret演出的歐里庇得斯的Electra，以及1988年由Lars von Trier改編的《美狄亞》，都是古希臘戲劇在丹麥被改編的重要案例。您如何評估這些演出對丹麥公眾理解古典文化的影響？ 為什么《美狄亞》和《安提戈涅》等古希臘悲劇在丹麥如此受歡迎？

萊娜·魯賓斯坦：《美狄亞》之所以在丹麥廣受關注，首先在于其本身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悲劇，加之存在優(yōu)秀的丹麥語譯本。劇中人物的心理轉變、美狄亞為復仇不惜殺害自己孩子的抉擇，以及她與合唱團、伊阿宋之間的復雜互動，構成了強烈的戲劇張力。伊阿宋所表現(xiàn)出的冷漠與疏離，也增強了劇作的情感感染力。相比之下，《安提戈涅》的接受則與特定歷史語境緊密相連。這部劇在二戰(zhàn)后尤為受到重視，因為它深刻探討了個人對抗法律與權威的合法性問題，觸及個體良知與道德責任之間的張力。例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就曾改編《安提戈涅》，借古喻今，影射當時德國的政治現(xiàn)實。安提戈涅作為個體良知與道德勇氣的象征，在戰(zhàn)后社會引起廣泛共鳴。

我們可以用沃爾?斯普羅格（Ove Sprog?e, 1919–2004）的例子看一下古典戲劇在當代丹麥的接受。他是一位知名的影視與戲劇演員，其妻子伊娃?斯普羅格（Eva Sprog?e）為協(xié)助他的舞臺演出，曾以成人學生身份在哥本哈根大學研習古希臘文學，并從事希臘悲劇的翻譯工作。還需指出的是，丹麥的中學教育體系確保所有學生——無論其選擇科學方向還是人文方向——都須修讀一至兩年的古典文明課程，并至少閱讀一部古希臘戲劇的譯本。在我求學時期，多數(shù)學校會選擇《美狄亞》，《安提戈涅》也頗受歡迎。這些作品被視為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經(jīng)典文本。當然，當時并非所有年輕人都能進入中學就讀；但中學畢業(yè)生均通過譯本接觸過至少一部古希臘戲劇，以及一卷荷馬史詩。

丹麥語譯本德摩斯梯尼（采訪者攝）

我在哥本哈根的二手書店看到摩根·漢森翻譯的呂西亞斯（Lysias）演說辭的丹麥語譯本，而較新的德摩斯梯尼《反腓力演說》丹麥語譯本有政治家寫序。演說與修辭為何在丹麥的古典學研究中如此重要？政治家為什么會為這些譯本寫序？

萊娜·魯賓斯坦：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丹麥的中學教育體系普遍采用古典著作譯本進行教學，這使得古典文本在受過教育的公眾中具有廣泛的認知基礎。對政治家而言，引用這些文本不僅能夠增強論述的權威性，也更易被具備古典背景知識的受眾所理解和接受。我個人的學習經(jīng)歷就是一個例證：我接觸的第一篇古希臘語原文就是呂西亞斯的《論殺害埃拉托斯特涅斯》（On the Murder of Eratosthenes）。這篇演說被選為古希臘語學習的入門教材具有雙重考量：其一，其語言相對簡潔明了；其二，文中幾乎囊括了古希臘語所有的動詞形態(tài)，非常適合教學。更重要的是，呂西亞斯的演說內(nèi)容很有生活氣息——這篇關于妻子不忠引發(fā)的案件，雖然發(fā)生在2400年前，但現(xiàn)代人依然能與其中展現(xiàn)的情感沖突產(chǎn)生共鳴。對16歲的中學生而言，這種既遙遠又熟悉的特質，恰恰構成了古典文本的獨特魅力。

進入20世紀，西塞羅的作品在丹麥獲得了新的時代意義。他的《反喀提林演說》因捍衛(wèi)共和、反對暴政，在二戰(zhàn)期間引起了強烈共鳴。丹麥讀者很自然地將演說中的抗爭精神與當時抵抗德國占領的斗爭聯(lián)系起來。這一現(xiàn)象在學者哈特維希?弗里施（Hartvig Frisch）的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這位從中學教師轉型為國會議員的社會民主黨發(fā)言人，在1942年出版了《西塞羅為共和而戰(zhàn)：〈斥腓力演說〉的歷史背景》(Cicero's Fight for the Republic: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icero's Philippics)。早在1933年，他就出版了《瘟疫席卷歐洲：布爾什維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Pest over Europe: Bolschevisme, Fascisme, Nazisme)，對當時歐洲的政治局勢進行了尖銳評價。德國占領丹麥后，他因該書被逐出議會，隨后在哥本哈根大學擔任古典學教授期間，相繼出版了《雅典政制》（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1941）和《古代的強權與正義》（Might and Right in Antiquity，1944）等著作，始終保持著從古典視角審視當代問題的學術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瘟疫席卷歐洲》的封面設計頗具深意。我曾以此做過測試，多數(shù)人推測其出版于1937或1938年，當?shù)弥獙嶋H出版于1933年時無不感到震驚。該書不僅剖析了當代歐洲的危機，還援引了公元前411年雅典“四百人寡頭”政變等古代案例。弗里施從古典歷史中汲取智慧，深入探討了北歐民主的傳統(tǒng)。他認為北歐農(nóng)民推動了議會制度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民主的基礎——這一觀點在當時的丹麥具有特殊意義。丹麥本身是農(nóng)業(yè)國家，農(nóng)民也是“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1933年，出身雪茄廠工人、曾積極參與工會運動的首相托瓦爾?斯陶寧（Thorvald Stauning）推動了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改革，制定了新的社會保障法，有效緩解了丹麥比周邊國家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

Hartvig Frisch, Pest over Europa 1933 年版扉頁 (采訪者攝)

封面圖片上的事件是否都發(fā)生在德國？

萊娜·魯賓斯坦：有些與一戰(zhàn)有關，比如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騎馬跨越邊界的儀式。當時石勒蘇益格舉行了全民公投，北部選擇回歸丹麥，國王騎馬跨越邊界，象征著回歸。這是對一戰(zhàn)的回憶。封面上的防毒面具也與一戰(zhàn)相關，德國的饑荒是戰(zhàn)爭帶來的后果，還有納粹宣傳冊，這些都是戰(zhàn)爭引發(fā)的社會影響。布爾什維克（Bolshevik）指的是俄國的情況。

弗里施是個有趣的人物。知識分子在戰(zhàn)爭中的選擇很耐人尋味，比如法國年鑒學派的馬克·布洛赫曾加入法國的抵抗運動。學者在戰(zhàn)爭中的個人選擇以及為國家做的事情很值得關注。

萊娜·魯賓斯坦：弗里施確實是一位值得深入探討的知識分子。我的祖父曾與他共事：戰(zhàn)后弗里施出任教育部長，而我祖父自1950年起擔任中學校長。弗里施在戰(zhàn)后因反對針對通德者設立追溯性死刑（retroactive death penalty）而引發(fā)爭議。他認為這種任意定罪的做法，違背了基本的法治原則，但這種反對也招致對他本人的譴責。另外，盡管他曾被德國占領當局驅逐出議會，但并未直接參與抵抗運動。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另一位古典學教授卡斯滕?赫格（Carsten H?eg, 1896–1961），他在抵抗運動中表現(xiàn)活躍，戰(zhàn)后也成為丹麥社會的重要人物。

德國古典學界在納粹時期則經(jīng)歷了更為嚴峻的考驗。當時許多杰出的古典學家是猶太裔。我祖父的堂兄在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因馬克思主義立場于1933年被開除；當他試圖轉往其他大學提交論文時，又因猶太身份遭拒，最終在瑞士巴塞爾（Basel）完成學業(yè)。他曾留在德國從事地下抵抗活動，直至1937年因形勢危急被迫離開。而資助我祖父在哥本哈根求學的親屬，于1942年試圖逃往丹麥時被捕，最終不幸死于集中營。德國古典學界的許多重要學者因猶太身份被迫離開或被殺害。

(作者系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助理研究員、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古典系瑪麗·居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