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騖哲（左）

《郭實獵與“開放中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西碰撞》是中山大學百人計劃副教授李騖哲基于其博士論文推出的新著，于今年春天由中華書局推出。李騖哲是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后，在這項研究中，他以英、德、荷、漢等多語種文獻，聚焦于十九世紀中外關系史上一位極具爭議的關鍵人物——普魯士人郭實獵（Karl Gützlaff），試圖在其“語言天才”“傳教士”“間諜”“江湖騙子”等多重標簽之下重建這一歷史人物，呈現(xiàn)郭實獵在“開放中國”過程中實際發(fā)揮的作用和影響，以及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中西之間的交流與碰撞。

《郭實獵與“開放中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西碰撞》，李騖哲著，中華書局，2025年3月出版，333頁，68.00元

帶有簽名的郭實獵像（約1850年）

書名中的“開放中國”一詞極具張力。郭實獵所推動的“開放”，與他所服務的殖民勢力所追求的“開放”，以及后人描述當時中國部分士大夫的“開眼看世界”，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根本性差異與沖突？

李騖哲：“開放”這個詞是最近幾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最核心的關鍵詞之一。這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時代精神、現(xiàn)實關懷也是分不開的。

當然，郭實獵的“開放”、其它殖民者的開放，以及我們后來所追求的所謂“開眼看世界”存在著很大的區(qū)別。

郭實獵在1830年代寫過一本書叫China Opened，一般譯為《開放中國》，但“Opened”這個詞的實際含義，更準確地說，他強調(diào)的其實是中國已經(jīng)開放。郭實獵這樣表述，主要是想要吸引西方的商人、政客宗教人士關注中國，并且服務于他的傳教活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郭的說法也沒有完全脫離事實。從乾隆二十一年一口通商以來，除俄國以外的西方商人絕大部分都被限定在廣州一口通商，但中國的其它口岸仍然對東南亞和東亞的國家開放。在荷屬東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尼）、馬來亞、暹羅等地，生活著數(shù)以十萬計的華僑。這些人深入?yún)⑴c國際貿(mào)易，經(jīng)營海外產(chǎn)業(yè)，能夠了解和使用世界各國的語言，同時又和中國內(nèi)地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郭實獵1826年來到巴達維亞，而后，游遍南中國海周邊的國家和地區(qū)，他能學成中文，加入同安郭氏宗族，并建立廣泛的華人關系網(wǎng)，這都和這一區(qū)域內(nèi)活躍的華人華僑密不可分。1831年，郭實獵在喪妻之后，生活落入谷底之時，孤注一擲、北上中國，竟能成功突破清政府海禁，甚至能在天津停留兩個月之久，這都和他能夠融入在沿海貿(mào)易的閩南語人群有著密切的關系。郭實獵在海外接觸華人，習得華語，融入宗族，又借此進入沿海各大城市。這一現(xiàn)象本身就足以說明，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與世界存在著廣泛而密切的聯(lián)系。國門既然從未鎖上，所謂“開放”就有合理性。

郭實獵中文手跡殘稿

郭實獵用印

其他殖民者的所謂“開放”要更復雜。至少需要注意兩個維度。首先，他們的所謂“開放”是相對于中國的“封閉”“傲慢”等一系列概念存在的。在中國方面，清政府確實存在限制貿(mào)易，防范夷人的情況，保守觀念和偏見一直都存在，并非無可指摘。大航海時代以來，國際貿(mào)易網(wǎng)絡迅速發(fā)展，而清王朝無論在觀念層面，還是制度層面，都沒有找到與之較好適應的方法。這也使得歐美商人在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怨念。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存在在本國輿論中刻意建構中國的所謂“封閉保守”形象的情況。近年來有關十九世紀上半葉，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前四十年左右，中西方——特別是中英雙方矛盾的激化過程的研究已經(jīng)出現(xiàn)不少。比如常提到的，有關“夷”字翻譯的問題，我在《郭實獵與“開放中國”》中也有較多的討論。不難發(fā)現(xiàn)，從把“夷”字用英文翻譯為“外國人”到“野蠻人”的變化，主要就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郭實獵是這一過程的重要參與者。此時，正是歐洲戰(zhàn)火漸平，英國力量快速上行的重要時期。西潮襲來之時，要想擴張利益，憑借強力進入中國，便有必要抹黑本土居民，主動激化矛盾。這也是殖民主義者慣用的手段。也就是說，在殖民者角度講中國的“開放”是針對被構建起來的“封閉”“保守”和中國人的“傲慢”形象而言的。這至少不是事情的全貌，卻能服務殖民者的輿論宣傳。

至于“開眼看世界”的問題，其實是五四運動以后，國人逐漸形成的近代史觀，對構建起來的一系列所謂“開放”問題的回應。但隨著相關研究的逐漸深入，可以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至少在十九世紀以前，開放本身就存在著不同層次的差異。在十九世紀以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明，大量來華西人不僅帶來了嶄新的科學知識，也將中國的文化、技術、制度介紹到了西方?？滴趸实蹠W習微積分，乾隆皇帝大量任用傳教士在朝供職就是明證。在華僑和廣東的商人群體中，有不少人通曉外語，甚至擁有長期的旅西經(jīng)歷。這都證明，中國的眼界一直都是打開的。既然從來沒有完全閉眼，那在使用“開眼”這個概念時，至少需要考慮語境。

但是，到十九世紀之后，尤其是嘉道兩朝，君主、重臣的世界知識，確實是明顯地變少了，而且某些時候少得可憐。這大概是后人喜歡討論“開眼看世界”的一個基礎。當林則徐和道光皇帝都同時認為西方人“腰腿硬直”，膝蓋不會打彎，來到陸地上之后，“一仆便不能復起”的時候，后人用“開眼”的角度來反思這種認知斷層的現(xiàn)象，又有其必要性。但須指出，這同樣不是鴉片戰(zhàn)爭前中西交往的全貌。當皇帝和他的高級官僚因為缺乏對西方世界的基本認識，而在涉外沖突中處處受制于人、被動挨打的時候，中國人原來早已儲備的知識、本來可以起作用的信息渠道，完全沒有發(fā)揮作用。這才是那個時代問題的癥結。

《郭實獵與“開放中國”》主要討論的是前兩個“開放”之間的關系。討論不同身份、不同立場、不同出身的西方人，在鴉片戰(zhàn)爭前，中西矛盾迅速激化的三四十年間，在觀念、作為上的關系和關聯(lián)，力圖呈現(xiàn)其復雜性。其中也會涉及一些“開眼”的問題。不過，近年來中外關系史相關史料，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西文史料的大量發(fā)現(xiàn)，也使得后面這個“開眼”的問題，越來越明顯起來。我想，后續(xù)會有更多的研究，包括我個人在內(nèi)，都會著力于此。

郭實獵的個體活動，如他撰寫的中國報道、他擔任的翻譯官角色，如何具體地影響了英國的對華政策，乃至《南京條約》的最終簽訂？能否分享書中您認為最關鍵的例證？

李騖哲：郭實獵的出現(xiàn)，在他個人而言，帶有極強的偶然性。但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這種人的出現(xiàn)又是必然的。隨著大量西人的東來，殖民力量的膨脹，航海技術的提升，貿(mào)易的發(fā)展，在東南沿海地區(qū)，一定會出現(xiàn)一個具備極強語言能力并有開拓沖動的探險家，來突破中國的海禁。所以，他的出現(xiàn)，事實上是時代本身決定的。而他服務的對象，名義上是《圣經(jīng)》，實則只能是鴉片商人和殖民擴張勢力。

當我們梳理郭實獵在東部沿海的活動時，能看到他的背后是東印度公司，是鴉片商渣頓，是更多的其他港腳商人，是英國政府。他早期的英文出版，畫像發(fā)行也同樣受到這些力量的支持。比如他那幅最有名的身著閩南水手裝束立足中國海岸的畫像（1832年），就是由后來的鴉片商人林賽出資繪制，事后又送到英國制成版畫發(fā)行的。這幅圖也是1830年代初，散商抨擊東印度公司貿(mào)易壟斷權，欲取而代之之時，輿論攻勢的一部分。這類例子在《郭實獵與“開放中國”》一書的相關章節(jié)中，都已經(jīng)作過明確的討論。

郭實獵像（1832年）

不得不承認郭實獵異乎尋常的語言能力。他的寫作質(zhì)量很難讓人滿意，但產(chǎn)出速度卻極快。這在那個東西雙方彼此都還不甚了解的時代，就顯得非常重要。自然，受到鴉片貿(mào)易利得者支持的言論和出版物就要為其服務。郭實獵也因此被塑造成西方的中國專家。這是1833年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貿(mào)易壟斷權，1835年港腳商人游說對華開戰(zhàn)時，郭實獵的言論或報告在英國社會不同層面被廣泛提及和參考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中國沿海航行記》能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迅速連載、出版、再版，并譯為荷蘭語和德語的重要原因。

而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郭實獵能在寧波、鎮(zhèn)江等地維持地方秩序，充當交涉中介，甚至為英國人搭建情報網(wǎng)絡，這些活動確實影響了戰(zhàn)爭進程。所以，在《南京條約簽訂圖》上，這位普魯士人才會被繪制在圖像的中心位置。這也是英國人對他在戰(zhàn)爭中作用的認可。

《南京條約簽訂圖》，后排右16為郭實獵

您研究郭實獵與傳統(tǒng)的人物傳記存在一些不同。比如您對郭實獵姓名、人格、畫像的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能不能談談這些研究角度是如何進入您的視野的？

李騖哲：說“耳目一新”實在是有些過譽了。不過，在研究的過程中，能找到好的問題和視角，確實有助于后續(xù)研究的推進。對讀者而言，這樣的文章，其實也更好讀。我想，這些發(fā)現(xiàn)，首先受益于研究手段的提升和文獻、信息獲取的便利。在數(shù)據(jù)庫如此發(fā)達、國際交流如此便利的時代，我們能迅速收集獲取的文獻資料，無論是在數(shù)量、質(zhì)量和語種上都遠遠超越前人。這是開放的時代為研究提供的紅利。當文獻資料足夠豐富時，一些以往很難討論的視角，便會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這是我在討論郭實獵的畫像、人格、姓名等問題時，能夠明顯感受到的。

另一方面，隨著學術的發(fā)展，社會科學的方法和工具，不同研究手段或方法的利用，也變得越來越容易。在我討論郭實獵的人格特征時，能夠在心理學系輕易地找到合作伙伴。在討論他的姓名變化與他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語言環(huán)境、政治環(huán)境的關系時，也能在學校里找到擅長不同外語、方言的同學或同事。這些，都是近年來人文學科研究手段、科研環(huán)境進展的產(chǎn)物。

當然，我的研究與傳統(tǒng)人物傳記的不同可能在于，在充分掌握研究素材的情況下，能夠鼓足勇氣，跳出原有的分析框架或敘事邏輯。這一點，應該歸功于我在復旦大學接受學術訓練的過程中，王維江老師對我的不斷提醒和鼓勵。

除了郭實獵，書中還著重描寫了與他相關的“小人物”，如何評價這些“小人物”在歷史關鍵時刻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故事對我們理解這段歷史有何新的啟示？

李騖哲：所謂“小人物”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南中國海周邊地區(qū)，真可謂波濤洶涌，浪急浪高。率先出現(xiàn)在這里的西方人，多屬在同時期的西方社會機會較少的群體。像郭實獵這類出身社會中下層的市井小民，他們?nèi)绻粼谀竾?，多半只能是名不見?jīng)傳的人物，而此時，卻都被推往歷史前臺，發(fā)揮不小的作用，留下重要的歷史印記。郭實獵當然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寬，彼時這類或大或小的關鍵人物，其實非常之多。在郭實獵之前，至少還有馬禮遜，和郭實獵同時的，有林賽、律勞卑、麥都思，在他之后，還有李泰國、巴夏禮等等，他們大體都屬于這個范疇。他們的成就，有個人因素影響，但主要是時代使然。至少從統(tǒng)計意義上理解，人的成長、特質(zhì)、稟賦、性格，都與時代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當這樣一群外來者，在南中國海周邊地區(qū)，憑著他們的冒險家特質(zhì)，個人野心和欲求，乘風破浪而來的時候，他們的事跡，他們的生平，他們與那個時代的互動關系，實際上已經(jīng)超脫出人物本身，成為讀者理解十九世紀上半葉中西雙方一系列關鍵性沖突的線索和鑰匙。這些故事，比我們熟悉的宏大敘事更生動，這些細節(jié)，也更能幫助我們接近歷史的實相。

至少從我個人的研究感受來看，在不缺乏宏大視野的前提下，細節(jié)研究越深入，就越有助于歷史認識的深化和提升。

有關郭實獵的多語種（英語、德語、荷蘭語）文獻舉例

通過郭實獵的個案研究，您希望讀者對“中國近代化”的早期進程產(chǎn)生怎樣更細致的理解？他的故事是否挑戰(zhàn)了我們關于“中西碰撞”的某些固有敘事？

李騖哲：可能是受到歷史分期因素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學界對1840年之前這幾十年的所謂“中西碰撞”的過程，研究得比較少。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研究鴉片戰(zhàn)爭本身的新著作其實也不算多。不過隨著國家實力的發(fā)展，當改革開放的時代話題，逐漸轉換為偉大復興的現(xiàn)實關懷時，學術研究的焦點自然也會隨之位移。這是最近這些年涉及十九世紀早期中西碰撞過程的研究逐漸增多的一大背景。

無論是這本《郭實獵與“開放中國”》，還是后續(xù)的一些著作，其實更多的，并不是要挑戰(zhàn)某種固有敘事，而是想要說明，哪怕我們將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需要明白，在此之前的中國和世界，無論是西方的英國、美國、德意志，抑或是東南亞和阿拉伯，都一直保持著極其密切的聯(lián)系。而十九世紀最初的四十個年頭，或者馬戛爾尼訪華后的四十七年，確實又是中西雙方實力迅速消長，矛盾快速激化的一段時間。沒有這一時期的矛盾積累，就不會有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而我們對這段矛盾上升期的了解，顯然還相當不夠。

另一方面，在當下這個國家實力對比再次發(fā)生重大逆轉的時期，這樣的研究似乎又在歷史之外，多了一層微妙的現(xiàn)實意義。我在本書的后記里曾經(jīng)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在此不妨引用一下，作為回應：

直到不久前，華語學界研究鴉片戰(zhàn)爭的主旨，仍多集中于對王朝昧政的批判，著力強調(diào)中國自身“開眼”或“開放”的價值?？扇缃瘢?jīng)號召開放門戶的列強，已經(jīng)轉變了姿態(tài)。早已視“開眼”為常識的中國，也面臨著新的困惑。勢隨時變，時代話題的變化之快，叫人猝不及防。當鴉片戰(zhàn)爭的相關研究，在事隔近三十年的清冷之后，再次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時，新一代學人的價值取向、讀史心境、現(xiàn)實關懷和他們所感受到的世界大勢都已變化。后人，還能一如既往地贊成近代中國從王朝時代向現(xiàn)代國家的轉型嗎？舊論似已松動，新說尚未現(xiàn)身。我不禁好奇，變局發(fā)生的時代，將變化出怎樣的學術？

郭實獵創(chuàng)辦的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

關于郭實獵，或者十九世紀的中西交流史，還有哪些未被充分挖掘的領域或人物，值得未來的學者繼續(xù)探索？

李騖哲：需要挖掘的，可能不只是十九世紀的中西交流史。中山大學的吳義雄教授最近在課堂上仍然在提示我們，如果將晚清史視作一部斷代史，而不僅僅是中國近代史解釋框架的一個部分，那么，便有大量的關鍵人物和事件，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比如閻敬銘、彭蘊章等人均屬此列。如果聚焦到近代中外關系史，那么像麥都思、巴夏禮、李泰國，以至于后來的漢納根之類，也都有極大的空間，可供深入研究。再比如事件，即使是大家最為熟悉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近年來已知的新出重要史料，早如雨后春筍，不可計數(shù)。這些史料，既有傳統(tǒng)的文獻資料，也有新出的圖像、實物，甚至遺跡。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夠看到這些領域產(chǎn)生新的研究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