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施蟄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331頁，600.00元

《施蟄存全集·北山金石錄》（上、下冊），施蟄存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1198頁，148.00元

或許是一種巧合，也可能是某種共識，去年，施蟄存先生“北山四窗”學問中金石碑版之學的多種相關著述，接連刊行：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潘思源先生所編《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從施先生生前多年搜求并珍藏的幾千件歷代碑拓中，精選兩百四十多品，排比影印，使有聲學界藝林的北山樓碑拓寶藏中的精華，終得面世；而施先生門下王興康先生所撰序言，更從學術的角度，對這批伴隨主人幾十年有關研究的珍藏，以及作為其“北窗之學”的金石碑版研究歷程和成就，作了系統(tǒng)的介紹和全面的評述，頗可一讀。再是施先生長期執(zhí)教的華東師范大學所屬出版社，將施先生平生所撰有關金石碑版研究的主要著述七種，集為《北山金石錄》上下兩冊，出版印行。其中既有已刊易獲的《金石叢話》《唐碑百選》，也有絕版難覓的《水經(jīng)注碑錄》《北山集古錄》，更有遺稿首刊的《太平寰宇記碑錄》等，不僅甚便讀者，且有功來學。最近，又見崔耕先生取施先生與其談碑論學的歷年書札近七十通，原貌影印并附釋文，匯為《北山致耕堂書簡》，遂將個人緣福，公諸同好分享。凡此，皆使原本就愛好關注此道的有興趣者，又因資材的豐富便利，而增添了品賞研讀的樂趣。

《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所收碑帖之一

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金石碑版之學，到清代乾、嘉樸學全盛時期，開始漸成顯學之一。昔人據(jù)其側重不同，又有所謂考據(jù)、鑒賞兩派之分。前者以《金石萃編》作者王昶（蘭泉）為代表，考碑錄文，證補史事；后者以翁方綱（覃溪）為代表，舊拓新本，校列異同。及至后來，此學益盛，更有兼取兩派各自所長的綜合研究，如柯昌泗先生在《語石異同評》（《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中，即推羅振玉氏為“兼蘭泉、覃溪之長”的一代名家。而施蟄存先生的研究，亦以考史為主，故其用力之勤，多在《水經(jīng)注碑錄》《太平寰字記碑錄》，以及從《后漢書》《晉書》《齊書》《陳書》，一直到《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乃至《蠻書》等“諸史征碑錄”的勾輯考校。其《北山樓金石百詠》中還記：“唐碑三百志千通，證史頻收意外功。安得蕭閑從夙愿，糾新補舊事專攻?！辈⒂凶宰⒃唬骸敖倌陙恚票敬蟪?，以之證史，輒有可以糾補兩家《唐書》者。余嘗欲以前賢考證唐碑資料，益以所自得者，撰《兩唐書碑證錄》，猶未有暇晷也?！蓖瑫r，施先生也關注碑刻中的書法藝術：“書到歐虞入化工，南強北勝妙交融。豐碑百選騰光焰，卻怪卑唐論未公?！币蛴小短票龠x》，“盡抉菁英，頗以康長素卑唐之論為謬”。皆從書史著眼，品碑論藝，而非單純斤斤于存字多寡、點畫損泐。因此，從《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等圖錄及相關資料中，知其所藏雖頗全而有系統(tǒng)，且多收能存碑刻形制全貌、又無內容文字錯失的整紙全拓，而絕少宋明古拓、孤本秘笈之類。此固然與其一介書生的財力有限相關，但也由此決定了其取舍之下?lián)P長避短的收藏、研究特色。正如其友人周大烈先生所評：“昔人論列藏書家有五等，今足下可謂讀書者之藏碑?！倍芡嗣芟壬^：“金石之學，自歐、趙著錄以還，上之則以考訂史事，其次則以通古今文字，下之則以尚論書法……足下比年廣搜墨本，既用證史，亦以識字，復以之論書。學養(yǎng)之富，用力之劬，克紹前修矣?！眲t又道出了取舍間的傳承，特色中的貫通。尤其要指出的是，施先生當時的收藏研究，是在顯學已成冷門、傳統(tǒng)多趨式微，本人又“名掛黨籍，文字在禁錮中；凡有著述，皆不得問世”的困境之下，重拾舊好、不甘虛度的寄托和堅持。而一旦形勢改觀，面對各類眼前“任務”雜事，卻反又無暇再顧。此中情形，施先生在其相關著作的自序后記中，時有述及：而收人《北山散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中的《投閑日記》《更生日記》以及部分書信，乃至崔耕先生專書所錄諸札，則更多詳記。有興趣者，可細讀互觀。

對自己的研究，施先生在《北山集古錄》自序中，曾有評價：“收了許多金石文的拓片，看了不少金石考古的書籍，對于文字學、史學、款識學各方面，多少有一點新知識，也學會了一些研究方法。有時對前輩學者的議論有些不同的意見，或自己有新的悟入，于是不自量力，也寫下了幾百篇所謂‘金石題跋’。自己知道是外行人混充內行，行家看了，一眼就能發(fā)見謬誤。”其實，不是“專業(yè)”出身的施先生最初接觸碑帖，也許真只是一個有興趣的“外行”。而經(jīng)過幾十年的搜求把玩，又在沉寂中潛心研索，最終不僅成了名副其實的內行，并且還一點一滴地成就了其博大精深、自具心得的“北窗之學”。無論是系統(tǒng)十卷的《水經(jīng)注碑錄》，還是《北山集古錄》諸編中所收各類金石題跋，皆廣征史傳地志、類書筆記、金石字書、歷代著錄及其他相關資料，梳理排比，多正舊說之誤，時補前賢未及。其跋《漢白石神君碑》，更針對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中謂此碑“題名”稱名稱字及先后次序等，“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先后詳略”之說，通過排比分析包括《溧陽長校官碑》《張納碑》《劉熊碑》《韓敕碑》《楊震碑》在內的諸多漢碑題名特征、規(guī)律，復以文獻參證，指出:“漢碑題名，凡尊者必具書其郡縣諱字，位卑者或省其字，亦有字而不名者?！痹贀?jù)漢代職官制度，論列此碑題名諸人官位職級尊卑高低之序，并比照《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等相關碑刻題名，考定“此碑題名先后次序，亦非偶然”，從而歸納出漢碑題名序次之例。這種被前人稱作“括例”的探討，是傳統(tǒng)金石學向來極為重視的研究之一。從元代潘昂霄《金石例》、明代王行《墓銘舉例》和清初黃宗羲《金石要例》的“金石三例”，到后來吳鎬《漢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王芑孫《碑版文廣例》、馮登府《金石綜例》、劉寶楠《漢石例》等，都是此中傳世名作。正如臺灣學者葉國良先生在其《石例著述評議》（收入氏著《石學蠡探》，大安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指出的那樣：

金石文字，古人所重，故刊石勒銘，必有通義，常例；或別出心裁，則有殊義，特例。是義例實與金石之有文字并興……然古人多不自言義例……及世殊事異，后人尤未必詳悉古人之義例。顧治金石文字，不詳古人義例，則不知其要旨。是欲知其要旨，必廣求金石文字歸納分析之，括其常例、特例，以求通義、殊義，此治金石文字者必務之事，非特考證之需或撰文之資而已。

則知施先生此跋小中見大，自具意義；而其功力造詣，亦由此得窺一斑。至其為一般普及撰寫的《金石叢話》（中華書局1991年7月），又以論說精到的學術含量、言簡意賅的恰好篇幅，加上淺顯生動的白話敘述，將那些繁復難懂的名詞概念、必須知道的基本常識和關鍵所在的要領重點，以及從先秦一直到唐朝歷代金石碑刻主要概況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雖箋箋小冊而一印再印，幾成今日初問金石碑版之學的入門首選。

在甘苦自知的收藏研究過程中，施先生常有其“發(fā)現(xiàn)之樂”。1976年，崔耕先生寄來唐王知敬書《武后發(fā)愿文》殘碑拓片，施先生回信十分興奮：“宋以后，只知有‘天后少林寺詩書碑’，而不知另外還有‘發(fā)愿文’。你現(xiàn)在找到這一塊七百年來無人知道的殘碑，實在令我驚喜萬分。”并提醒：“這塊發(fā)愿文殘石的下半截，如不粉碎，可能還找得到。萬一找到，豈非更大的喜事，”因為“舊社會知識分子是否定武則天的，關于武則天的撰述及刻石，向來沒有好話?！稌N仙太子碑》是惟一的現(xiàn)存武則天撰并行書的石刻，但著錄碑刻的人，都不談武則天撰并行書的石刻，而只談碑陰的鐘紹京與薛稷的字跡?，F(xiàn)在這篇《天后御制發(fā)愿文》，又是一篇武后著作。內容雖不會有特出的見解，總是一個武后文獻。此文我不知道《全唐文》中已收了沒有，估計是沒有的，因為無人提到過。如能找到下半截，錄得全文，豈非又多了一篇武后的文章”。不久，知此殘碑得到妥善安置，施先生在致崔耕先生的信中，更有欣慰：“《武后發(fā)愿文》已移在室內，這半塊王知敬可以不再損壞，都是好事?！?span style="color: #7e8c8d;">（1976年8月23日）1983年，施先生在香港《書譜》雜志發(fā)表《嵩洛新出石刻小記》，又專門著錄此碑，并經(jīng)過進一步查考，知“明代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有此目，謂永淳二年九月立”，修正了原先認為此碑“七百年來無人知道”的說法，但同時指出：“于奕正書皆裒集古記成之，未必目驗，則此碑湮沒，殆數(shù)百年矣。一旦發(fā)露，雖斷殘，亦足珍異?！倍@樣的訪碑覓拓、研究發(fā)現(xiàn)，“卅年來，此事已成痼癖，欲罷不能。只要知道有一個新出土的石刻，總想搞一個拓本來開開眼界，創(chuàng)造記錄”（1978年8月22日致崔耕）。1981年，當施先生從崔耕先生信中得知在少林寺壁間一塊石刻背面發(fā)現(xiàn)了隸書《秦王告少林寺教書碑》時，高興得稱之為“大發(fā)現(xiàn)”，并馬上要求：“此碑拓出，務懇賜我一本。我好久無法得碑拓，故已興致闌珊。希望你隨時來刺激、鼓勵?！?span style="color: #7e8c8d;">（1981年5月15日）其“發(fā)現(xiàn)之樂”，又一次躍然紙上。至10月25日，又復信對崔氏所撰介紹此碑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見，并專門擬列具體提綱。雖為指導崔氏，但亦可視作其自己研究此碑的思路和心得。

1.先敘述一下此碑故事。

2.次序述此碑歷代著錄（《金石錄》至《金石萃編》）

3.說明近代所見“秦王教書”，都是刻在“少林寺碑”上方的文字，是楷書，與斐灌少林寺碑筆跡同，故近代著錄只有“少林寺碑”而無“秦王教書碑”（二者已混同了）。

4.但《金石錄》著錄既有隸書的《秦王教書碑》，又有楷書的《少林寺碑》，不應該一石二目。5.到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才對此發(fā)生疑問，他以為《秦王教書碑》可能是另外一碑，不是《少林寺碑》。

6.最后敘述近年在金明昌所刻觀音像背后面發(fā)現(xiàn)隸書《秦王教書碑》，才證明《金石錄》所云“隸書”不誤，也證實錢大昕所猜測的“指碑額而言”是錯誤的，更證實了顧炎武的懷疑有卓見。

后來，施先生在《嵩洛新出石刻小記》中，又據(jù)“碑題云太宗文武圣皇帝”，推定“立此碑時已在李世民身后矣”，并指出趙明誠《金石錄》“誤武德四年為二年，又以為是立碑之年，皆失誤”。

1988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碑帖專家施安昌先生，在《書法研究》發(fā)表其當時實地訪碑后所撰《嵩山訪碑及佚碑考》，文中提到：“若有封存于庫房者，未及調查，是為遺憾?！眲t其所錄中有《天后御制詩書碑》及楷書《秦王告少林寺主教》二刻，而未及《武后發(fā)愿文》和隸書《秦王教書碑》，大概也正因為此故。其實，這樣的遺憾，對所有的訪碑覓拓者來說，恐怕都曾會有類似的經(jīng)歷，即使是多享“發(fā)現(xiàn)之樂”的施蟄存先生，也不例外。1973年，天津附近的武清縣出土了一塊東漢《雁門太守鮮于璜碑》，其書法風格與傳世漢碑名作《張遷碑》相近，且更豐厚，堪稱難得佳品。施先生獲悉之后，照例想方設法，輾轉托人，開始了對拓本的覓求?！侗鄙缴⑽募匪铡爸聫埶鲿r（厚仁）諸信中，留下了當時的話題：

天津博物館有人認識否？有一塊新出土的漢碑（鮮于璜碑），我希望購得一個全拓本。你如有人認識，可否設法問一下，有無辦法？（1975年6月10日）

鮮于璜碑和另外一個南陽出土的許珂瞿墓志石（帶畫像），都已見于去年八月號《文物》雜志。因此我知道這兩塊漢碑都是好東西，我極想得到一個拓本……我為這兩塊碑請托了許多朋友，南陽的許珂瞿墓志總算在上月得到了，是一個在開封的朋友，輾轉認識了一位在南陽做文物工作的青年，幫我拓得的。今天你這封信使我對鮮于璜碑的希望死灰復燃，希望你轉請你父親的朋友，為我設法買一個全張整拓。此石兩面有字，故一份該有二張，再加碑頭二張（正背各一張）。如能得到這一全份，無論什么條件都可以從命，拜托拜托。（1975年7月17日）

但此事好像并不順利，雖然施先生還是充滿期盼：

鮮于璜碑我看頗不容易，要急更不可得。還是請你隨時抓機會。有機會而沒抓到，是可惜的。沒有機會，那也無可奈何。（1975年8月1日）

其實，施先生及其友人有所不知的是，此碑當年傳拓極少，一般人根本無緣獲取。北京故宮博物院碑帖專家馬子云先生《碑帖鑒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曾記：“（1973年）10月由天津文管會運至天津歷史博物館……在出土處拓一紙，甚劣。我于12月赴津，一周內拓十五份，內三份較精，一般者十二份。予留一般者一份?！倍本┝硪婚L期經(jīng)營書畫碑帖的專家馬寶山先生，在其《書畫碑帖見聞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中也記：“將碑移天津博物館內，曾拓十份，分贈有關單位及首長?！彼?，雖不知情卻無法覓獲的施先生，也只能以自己的經(jīng)驗，勸解友人：

鮮于璜碑事也不必著急。無可著急，總要等機緣湊合、水到渠成。我買碑也是如此，只能買遇到的，無法買希望中的。如果有一天遇到的恰恰正是希望中的，那就是天大的巧遇。（1975年8月23日）

但是這一次，這種“天大的巧遇”最終好像并未出現(xiàn)。于是，事隔大約一年的1976年6月27日，施先生已在信中有這樣的附言：“鮮于璜碑文，胡君已給我抄來了。他說還可能弄一個照片來。”至于后來施先生在復香港《書譜》雜志吳羊璧先生信（1984年11月22日）中所稱：“《鮮于璜碑》亦已寄到，謝謝?！睉斠咽悄沁叺挠坝≈玖恕?/p>

雖然施先生玩碑考古，多在其人生中不得已的閑寂歲月，正如其《北山集古錄》自序中所言：“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幾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學習魯迅，躲進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樓，抄寫古碑?！钡杂行》秶闹和?，過往交流，賞碑談藝。其中以周退密、邵洵美、徐聲越等同住滬上的好友居多。今就《投閑日記》所記，稍錄數(shù)則，以見當日情形之一二。

（1963年2月5日）下午訪問周退密，見君車畫石硃拓本，甚佳。有褚德彝題詩，謂是魯峻墓上畫石。此不知何據(jù)，似未有人言及。

（1963年6月1日）下午訪洵美，得見其所藏《七姬權厝志》原石拓本，有王敬美、王鑒二跋。查葉鞠裳《語石》卷四云：“宋仲溫《七姬權厝志》聞歸邵小邨中丞，或云在徐子靜觀察處?！奔创吮疽病送啬叛牛舟E遒勁蒼潤，自是元墓志第一品。

（1963年6月20日）晚訪邵洵美，假其《七姬志》歸。取珂羅版印本校閱。

（1963年8月18日）訪周退密，假其所藏《君車畫像》拓本以歸，賞玩竟日。

（1964年2月10日）訪周退密，以暑中所假《君車畫像》拓本還之。復假得《嵩山畫像》全份十九幀，亦佳物。

（1965年5月19日）晨，至校中圖書館，看徐乃昌藏碑拓四十種，皆造像。下午，訪邵洵美，始知渠家所有碑帖一千四百種，皆為家人盡數(shù)賣去，僅得一百四十元，可惜矣。

（1965年9月3日）從徐聲越假得《呂超墓志》，以校顧鼎梅所錄文，寫定之。

  而不在上海的啟功、程千帆、李白鳳諸友，則又和施先生以碑拓遠道互寄，或贈或購。

（1963年6月30日）啟元白惠寄昭陵碑全份二十八種今日遞到，得之可喜。取《金石萃編》校讀，泐損更多矣。待買羅叔蘊《昭陵碑錄》細研之，今猶未遑也。

（1963年7月31日）作書答啟功，并寄以碑一包四十三種，聊以償昭陵碑全份也。

（1964年6月14日）李白鳳寄來碑三卷，凡十許種。已有者多，殊不愜意。

（1964年7月13日）為李白鳳購《西門豹祠堂碑》及陰，又《曹子建碑》。

 （1965年12月9日）程千帆寄來碑一大包，只有九種佳，余皆雜刻。價廿五元，一時尚無以償之。

（1965年12月10日）閱千帆所寄碑，惟寇氏四志甚佳。

（1965年12月15日）賣去西書卅四本，得五十元，將以付千帆碑價。

此外，1971年施先生《北山樓金石百詠》完稿后，油印分致友人同好，又先后有唐蘭、容庚、周大烈、程千帆、陸維釗、胡士瑩、周退密諸先生，品評切磋，以為樂事。

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這樣的同好和往還，已絕對不入所謂的社交“主流”，但從大家都樂此不疲的參與中，似不僅可見當年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圈內，私下里對此道有“閑心”雅趣的，仍有其人；更能知在那些歲月里，如施先生在其《北山樓金石百詠》詩注中所說的“豈敢云借瑣耗奇，姑以無益遣有涯而已”，大概也不僅僅只是他自己的個人心態(tài)和生存方式了。

如果說“金石之交”除指緣金石碑版共同愛好而相交為友之外，還能比喻朋友之間那種堪比金石的堅久情義的話，則施先生與著名篆刻家陳巨來先生的交誼，可謂名副其實。據(jù)施氏《安持精舍印冣序》（收入氏著《北山談藝錄》，文匯出版社，1999年），“歲癸未，余自閩中歸省，聞有印人陳巨來號安持者，出趙叔孺門下，方以元朱文馳聲海上。越二十年，于尹石公齋中始得捧手。清且癯，溫而恭，雅士也。自此時有過從，常得觀其所業(yè)?！惫镂礊?943年，則兩人初見，當在1962、1963年許。至1974年（甲寅）春，自己尚未完全“更生”的施先生，知陳氏從謫譴之地劫后余生、幸得回滬的消息，即“以詩申慰”：

十年鉤黨事難知，失喜東坡竟爾歸。石破天驚猶此手，鳳笯鸞鎩豈低眉。欲持直道宜三黜，莫望神都賦五噫。時世方尊荊國學，何妨多集半山詩（君好為集句詩）。（《北山樓詩》，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而在《安持精舍印冣》序中，施氏除贊陳氏“以元朱文雄于一代”的篆刻造詣之外，更表其人品風節(jié)：

余與安持交既久，投分日深；又知其為貞介絕俗之士。初膺遷謫，再罹浩劫。妻女饑寒，身病幾死，其遭際可謂酷矣。而安持夷然自若，默爾無忤……安持書既成，要余為序。余謬托交末，不敢辭。安持之藝，既具于此編，觀者當自有評泊。余非長于此道，何能饒舌？然安持之為人，此編所不能著，余故表其為貞介之節(jié)，使后生君子，知雕蟲之技，得于一，亦立于德也。

《安持人物瑣憶》，陳巨來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出版

讀此，又可見施先生金石學問以外，于朋友道義之品德。而據(jù)施氏《更生日記》1982年9月7日記：“晚，為陳巨來捉刀撰《斗盦藏印》序?！备芤妰扇私黄鯚o間之情。斗盦者，日本印壇名家小林氏也。又不久前頗有熱議的《安持人物瑣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據(jù)操持此書最終出版的友人見告，實是當年陳氏陸續(xù)寫在大小不一的紙片上，寄給閑寂中老友施先生解悶的話舊遣興之作。施先生讀后，珍藏多年。又為謀刊行，鄭重托人；幾經(jīng)周折，遂得問世。雖已在施氏身后，然亦可謂既不負老友當年真情雅意，更增添藝林今日美談佳話。

斯人已矣，金石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