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5年11月出版，472頁，88.00元

《人論》，[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288頁，2..40元

拙譯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的“中譯本序”寫于1984年，正值該書原著出版（1944）四十周年之際。如今這個中譯本也已問世四十年，不免令人有點心驚，人生有幾個四十年？

四十年前，我還是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的一名碩士研究生。當時北大研究生學制是很奇葩的兩年半制（不知為何不是三年也不是二年），由于那時我們還生活在幸福的農(nóng)業(yè)文明節(jié)奏中（北大小東門外都是農(nóng)民的小平房，每間月租六元），這兩年半的日子似乎過得非常悠長、非常悠閑、非常舒心，至少從不無聊，應該讀了不少書，更喝了很多酒，尤其那時人好像有很多閑工夫成天閑扯、瞎聊或美其名曰辯論（校內(nèi)有各種各樣的沙龍）。唯一的問題是吃得太差了，我的北大記憶其實首先是那時北大食堂肉很少，我最懷念的北大地標是校內(nèi)唯一的飯店“燕春園”，至今記得那家的菜價，溜肉片六毛五（全是肥肉），焦溜肉片七毛五，一瓶北京二鍋頭一元零五分，我的錢基本都給了這家餐館。人們常美化當時的學生讀書如饑似渴，但對于我，如饑似渴的首先還是身體性的口腹之欲。我其實覺得，大概只有在這種農(nóng)業(yè)文明節(jié)奏下半饑半飽的人才有心思津津樂道“人，詩意地棲居”。

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當時是完全獨立于北大哲學系的，以后為抵制被哲學系吞并還斗爭了好多年，但大概在老所長洪謙先生去世后，這斗爭就注定只能以失敗告終了，這都是后話。那時哲學系在哪個樓我已不記得，但還記得我們外哲所在北大三院（那時也沒覺得這院子有多好，現(xiàn)在很金貴了，一個小院掛好多機構(gòu)牌子）。我和劉小楓住北大南門進來第一棟樓25號樓，當時是專給研究生蓋的新樓，還有一棟研究生樓是29號樓。那是研究生還很少的時代，博士生更是個位數(shù)，我們外哲所沒有博士生，哲學系應該只有陳來和劉笑敢兩個博士生，他們第一批博士生似乎住什么別的高檔地方，應該不在25號樓或29號樓，以后博士生多了就和碩士生同等待遇了。外哲所同學中，如果我沒記錯，陳嘉映和王煒好像因為是北京人都不住校（是否那時北京生都沒宿舍？），王慶節(jié)在29號樓和閻步克陳平原同屋（或隔壁）。我平常走的最多是兩條路線，一條是從25號樓去燕春園，另一條路則是從25號樓到29號樓，然后從29樓穿過馮友蘭家去三院。但我完全想不起來我在外哲所都上過什么課，只有一門課記得，那是外哲所副所長熊偉老先生教我們學德語，之所以還記得是因為老先生太奇葩，居然直接用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德文原著當教材，好像德語零基礎的也可以直接上德語高級班，只記得他老先生贊那德文“美啊，美啊”。那時的北大很奇葩，老師和學生中什么樣的人都有，干什么的都有，沒人管你干什么。說到底，北大提供的只是寬松和閑暇，其余都是你自己的事。有很多研究生兩年半只做一件事就是學托?？纪懈Ｉ暾埑鰢?。我們北大外哲所是比較適合散仙的地方，上課如果不是最不重要，至少是很不重要，聊天之外各干各的，那時師兄朱正琳在讀誰都不懂的布拉德雷，陳嘉映在譯他的《存在與時間》，杜小真癡迷薩特和加繆，王煒王慶節(jié)幫熊偉先生編譯存在主義資料集，同時還有閑心和北大哲學系主任黃枏森打筆仗辯論什么異化問題，我最吊兒郎當不務正業(yè)，喝酒之余譯了這本《人論》。此書1985年首版，當年發(fā)行了二十四萬余冊，顯然是因為書名有個“人”字，那時大家還在想“人是什么”。

北大外哲所第一大好人是已故師兄王煒（1948-2005），我在北大畢業(yè)后他把他們家在小黃莊的老宅給我免費居住，我創(chuàng)辦“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他是編委會的大總管，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各種事務都是他一人打理。以后他創(chuàng)辦“風入松書店”時我已在美國，但我知道他書店掛的座右銘是“人，詩意地棲居”，那是他的情懷，也是我們這代讀書人的共同情懷。今年是王煒兄去世二十周年，我把這本三聯(lián)版《人論》獻給他在天之靈，紀念我們在北大外哲所的共同青蔥歲月。

《人論》中譯本四十周年紀念版獻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