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點，是中國古代文人評論小說的一種獨特方式，它不同于西方文論的體系化建構，而是在字里行間隨手批注，如朋友對坐，促膝長談。從金圣嘆批《水滸傳》到脂硯齋批《紅樓夢》，這些評語或點出文法之妙，或道破人性之微，往往簡短雋永，與小說原文相映成趣，成為了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傳統(tǒng)。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雖深受西方近代文學及“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其根脈深處，依然流淌著中國傳統(tǒng)白話小說的血液。從回目設計到章法結構，從人物塑造到敘事節(jié)奏，處處可見傳統(tǒng)技法的草蛇灰線。因此，嘗試用古代評點的視角去重讀金庸，借用古人總結的“草蛇灰線”、“攢三聚五”、“橫云斷山”等精妙術語來剖析那個我們熟知的武俠世界，不僅能更深入地理解金庸小說的技法傳承，亦能在古今對話中，領略中國敘事美學的獨特魅力。

本系列文章，便意在做這樣一次嘗試。我們將暫時放下西方的敘事學理論，重新拾起古人的評點之筆，去丈量那片江湖的寬廣與深邃。而這趟旅程的起點，自然要從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

最近由于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清代野史的流行，這本本來較少人留意或喜愛的《書劍恩仇錄》，因為涉及了乾隆身世相關的野史，又被網(wǎng)友注意到，甚至有網(wǎng)友半開玩笑地評論：“看來金庸老爺子當年一定知道點什么?！睔v史的真?zhèn)瘟艚o史學家去考證，本系列關注的是，小說家是如何通過技法，把“假”的寫成“真”的？

我們將分四次連載《書劍恩仇錄》，從傳統(tǒng)評點的視角對這部作品進行一次細致的“復盤”。第一期的主題是：金庸如何以“特犯不犯”之筆排布情節(jié)，中國古典小說和《書劍恩仇錄》里為何都偏愛數(shù)字三？

《書劍恩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4年5月版

細讀《書劍恩仇錄》，讀者或許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金庸似乎對“三”這個數(shù)字情有獨鐘。

全書的情節(jié)推進，往往呈現(xiàn)出一種“三疊式”的結構：紅花會群雄為了營救文泰來，歷經(jīng)鐵膽莊之失、黃河渡口之險、杭州提督府之智，是為“三救文泰來”；反派張召重也是幾經(jīng)沉浮，獅子峰上被擒而釋，迷城中被擒而釋，直至最后迷城之中葬身狼腹，是為“三擒張召重”；而主角陳家洛與乾隆的糾葛，亦是歷經(jīng)西湖夜游、海寧觀潮以及雍和宮鴻門宴，可謂“三會乾隆”。

這種情節(jié)安排，并非金庸無心插柳，而是深得中國古典小說“犯筆”技法的三昧。

所謂“犯筆”，在書法中指運筆的重復，在小說評點中，則特指對同一題材、同一事件或動作的重復描寫。初看之下，重復似乎是創(chuàng)作的大忌，因為“文似看山不喜平”，但真正的高手卻偏偏要“特犯不犯”。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時曾指出，施耐庵寫武松打虎之后，又寫李逵殺四虎，再寫解珍解寶爭虎，這就是“故意把題目寫犯了”，卻要有本事寫得“無一點一畫相借”。毛宗崗評《三國演義》時也以此法論“火攻”，書中自烏巢、赤壁、猇亭，直至博望、新野，處處皆火，但“樹同是樹，枝同是枝”，卻能做到“五色紛披，各成異彩”。古典小說中常見以數(shù)字為題的回目，如大家耳熟能詳?shù)摹叭虬坠蔷薄叭蜃＜仪f”“二進大觀園”“七擒孟獲”等，都可以看做是這一技法的運用。

“特犯不犯”，講究的是在重復的結構中求取極大的變化，于同中見異，從而產(chǎn)生一種回環(huán)往復、層層遞進的審美快感。

回看《書劍恩仇錄》，金庸顯然有意試煉這一技法。以“三救文泰來”為例，三次營救的場景、手段各不相同：第一次在鐵膽莊，寫的是江湖豪客的“勇”與“莽”。群雄驟聞噩耗，憑血氣之勇硬闖莊院，卻因誤會與友軍周仲英惡斗，致使張召重趁亂將人劫走，這是“力戰(zhàn)”之失；第二次在黃河古道，寫的是兩軍對壘的“奇”與“險”。濁浪滔天，羊皮筏子在激流中穿梭，那是大漠狂沙與黃河天險背景下的“水戰(zhàn)”之危，寫的是環(huán)境之險惡與敵軍鐵甲之堅；第三次在杭州提督府，寫的是群雄并起的“智”與“謀”，此時不再是單純的廝殺，而是挖地道、施火攻、扮官兵，陳家洛更只身入虎穴，以“金蟬脫殼”之計換出文泰來，極盡巧思，最終在烈火與爆炸中完成“智取”之功。

楚原導演的電影版《書劍恩仇錄》（1981）劇照

然而，若以苛刻的眼光審視，金庸此時的技法并未臻于化境，比起他后期的作品，這里的“三”，往往顯得有些“為三而三”。

其不足在于，情節(jié)雖然熱鬧，但內(nèi)在的人物性格的發(fā)展和人際關系的激蕩在重復中缺乏足夠的深度遞進。例如“三擒張召重”，每一次的模式幾乎都是“合力圍攻-張召重落敗-因故釋放”。這種重復，更多是物理層面上的搏斗重復，而非心理層面上的螺旋上升。每一次釋放張召重，理由雖有不同（或礙于陸菲青的情面，或為了信守諾言），但讀來總讓人覺得是為了讓故事繼續(xù)下去而強行“放虎歸山”，少了一份不得不然的悲劇必然性。

不妨對比一下《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為救謝遜闖少林三僧的金剛伏魔圈的情節(jié)。張無忌同樣是三次闖陣，但每一次的起因、搭檔、心境截然不同：初探是試其深淺；二探是與楊逍、殷天正聯(lián)手，各人的性格特點與武功風格顯露無遺；三探是與周芷若聯(lián)手，另有一番驚險的同時，也自然地將故事中一大懸案完結。這三次重復，不僅是武功的較量，更是人物恩怨情仇的一次總清算，每一次“犯筆”都將人物內(nèi)心推向了更深一層。

又如《笑傲江湖》中令狐沖在梅莊的“四戰(zhàn)”，分別對陣琴棋書畫四友，每一戰(zhàn)都緊扣對手的性格特點與雅好，每一戰(zhàn)戰(zhàn)法都不同，而文化、個性與武功風格渾融無間，那是真正的“特犯不犯”。

相比之下，《書劍恩仇錄》中的“三救”與“三擒”，雖然在外部動作和場景上做足了文章，運用了“大落墨法”去渲染聲勢，但本質上仍屬于同質疊加。它更多地依賴機關、巧合與人數(shù)的增減來制造差異，而在情節(jié)上大抵遵循著同一套模式，有時不僅沒能將重復與情節(jié)或人物塑造結合，更損傷了其行動邏輯的前后一致性（這最為明顯地體現(xiàn)在張承重死前的情節(jié)中）。

這或許就是金庸早期的青澀：他熟稔傳統(tǒng)小說的章法，但還未真正展露其中后期構筑武俠世界時那種驚人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