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九年（1829），紹興府會稽縣降生了兩位文曲星，一位是七月初九出生的趙之謙，族譜上說是宋朝皇室的后裔；另一位是臘月二十七出生的李慈銘，家譜則稱其為南宋名臣李光之后。誰也沒想到，這對同鄉(xiāng)才子日后竟成文壇冤家，彼此皆有“既生趙，何生李”之恨。

趙之謙自稱年少時迷戀理學，十四歲轉(zhuǎn)而沉迷詩詞文章，十七歲跟著鳴野山房的主人沈復燦研究金石碑帖，刻得一手好印章，逐漸傾向考據(jù)學。道光二十九年（1849），內(nèi)閣中書宗稷辰回鄉(xiāng)，家居十三年，直到咸豐十年才出任山東運河道。這期間他在余姚龍山書院、山陰蕺山書院講學，又在紹興城里開辦四賢講舍，推崇王陽明、劉宗周的心學思想，提倡忠孝仁義，越中士子多從之游，趙之謙也追隨其左右。宗稷辰也著有日記，但在這段鄉(xiāng)居歲月中并未提及與門下士的往來。

李慈銘少好香草美人的華麗辭賦，二十歲時和趙之謙同補博士弟子員，也進了宗稷辰的四賢講舍。不過兩人早已互相看不對眼?！对娇z堂日記》同治二年七月十六日記：“（宗）晚年里居，門下士稱最契者又為周白山、趙之謙等，皆誕妄不學之人?！庇窒特S四年五月初三日：“復至寄凡處還詩詞集，寄凡為余焚龍腦香，試鶴嶺茶，以有惡客至，不久留?！薄凹姆病奔瓷驈蜖N子沈昉，工于刻印，與趙之謙、李慈銘皆要好。這一年兩人二十五歲，李慈銘已視趙之謙為“惡客”，已到參商不相見的境地。同治元年，李慈銘與周星譽絕交，他憤恨之余翻看往日日記，又在眉端補刀道：“惡客者，趙之謙也，今與周星譽往還甚密，將為都下之患。安得一賢京兆一頓杖殺之！”自作注釋，讀者也省卻一番考證與索隱了。

李慈銘回憶咸豐間二人家居時可能滋生矛盾之處，說道：“妄子自補諸生即交胥吏，欺其家之寡弱，后遂夤緣入署紹興知府繆梓之幕，梓子某者，亦無賴妄子，媚之無所不為。又稱弟子于宗滌翁，日與其門丁款曲。妄子之師為予從兄星橋秀才，予屢向從兄言之，此成隙之始也。又妄子之祖姑，為予從叔祖望樓教習之配，妄子屢乞貸于教習，一日教習謂之曰：汝故家子弟，今所為頗不相似。妄子以為予所言者，因此隙遂成?！保ā对娇z堂日記》光緒元年九月十二日）趙之謙與他還有姻親關系，趙祖姑奶奶嫁給了李的叔祖父。趙之謙早年還曾師從李慈銘的堂兄李星橋。但因父親去世，趙家迅速家道中落，趙之謙二十四歲起便入繆梓幕府謀生，輾轉(zhuǎn)于杭州、溫州、常山等地，成了游幕文人。他曾向李慈銘的叔祖借錢周轉(zhuǎn)，不料遭拒，便懷疑是李慈銘從中作梗，兩人關系急轉(zhuǎn)直下，漸行漸遠。然而事實可能是，兩人同籍、同學，又同恃才傲物，難免彼此爭名斗藝，成隙時間即在咸豐家居期間?？贾T李慈銘日記，此期只要有他參與的越中文人小集，皆不見趙之謙之影，其實他們還是有共同的朋友，如周星譽、周星詒、傅以禮、何澂等，但此期趙之謙與周白山交往最深，故在李慈銘筆下，周白山也同樣成了“誕妄不學之人”。

咸豐九年，趙之謙鄉(xiāng)試中舉，李慈銘卻名落孫山，他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里寫道：“閱今年浙江闈墨，……內(nèi)中第三之趙之謙，吾鄉(xiāng)人也，小有才，頗讀雜書，工書法、篆刻，亦能作駢儷語。而詩甚荒丑，尤拙于文，顧狂不可一世，國人皆賤之。頃聞與其座師汪承元者言，曰浙江有六怪，師一舉得其五，門生即怪魁也。汪愕然曰：然則其一何獨遺？曰一已持服，不及試矣。汪大喜，時人傳以為笑。”（《越縵堂日記》）李慈銘承認趙之謙有才學、懂書法篆刻（這恰恰是李本人的短板），但重點還是落在那句“狂不可一世，國人皆賤之”，簡直是為郡人所不容。趙之謙才藝出眾，為人低調(diào)務實，在士林人緣還是不錯的，有不少追隨者，李氏既視其為眼中釘，詆毀時自然不免夸大其詞。

趙之謙年輕氣盛，也不乏浙東才子恃才傲物的共性，對前輩也毫不客氣。同治八年，書法大家何紹基客居杭州時，趙之謙曾去拜訪，卻絕口不提書法。他在給朋友的信里坦白：“何子貞先生來杭州，見過數(shù)次。老輩風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與之論書，故彼此甚相得。若一談此事，必致大爭而后己，甚無趣矣?！保ㄚw而昌《趙之謙著作與研究》）當時何紹基已是名滿南北的書壇大咖，趙之謙內(nèi)心卻并不買賬。為了避免當面吵起來的尷尬，他與何氏只聊天，不談書法，對自身的書法藝術也是極為自信。

同治二年，趙之謙入京參加會試，李慈銘早他一步，已于咸豐十年通過捐官進入京城。兩位江南才子都得到了潘曾綬、潘祖蔭父子的賞識，常在京城文人圈中走動。酒席宴會上偶爾碰面，李慈銘總不忘抓住機會挖苦趙之謙。比如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同鄉(xiāng)周星譽邀了陳壽祺、鐘寶田等人去逛青樓，拜訪當時的花魁韋娘，從中聽到一則關于趙之謙的“丑聞”，“韋娘名愫蕓，年甫及笄，姿首不能中人，而名冠北里，……頃有友人天水生者，諸毛繞涿，語音不正，顧一見惑之，必欲定情，因日邀月坡等三四人夜從之飲，且屬為蹇修。韋娘移床掃坐，避之若浼，偶摻其裾，輒有鬼手捉人之詈。今夕珊士再為通辭，忽慨然首肯，蓋冷眼英雄，固在捉刀人也。書之于此，以發(fā)一笑?！?/p>

這里的“天水生”，指的就是趙之謙。因為趙姓的郡望出自隴西天水，是兩漢以來的名門望族，李慈銘便用這個雅號來代指他。此時李慈銘沉迷于京師風月場，居然引趙之謙為同道而稱其為“友人”，但描繪卻極為刻薄，說他胡子拉碴，官話也說不標準，對韋娘一見鐘情，卻屢遭冷眼，甚至一碰衣角就被罵是“鬼手捉人”。據(jù)傳世畫像，趙之謙容貌不差，其妻女亡于咸豐十年洪楊之亂，切心之痛時?？M繞心底，一入青樓便欲與韋娘定情，更可能來自女妓們的談笑。李慈銘看似記錄趣聞，實則對趙之謙充滿意味深長的嘲弄。

同治元年，李慈銘在《窮愁錄》中寫下這么一段，雖未點名，但矛頭直指一位他眼中的“妄人”：“今之妄人，目未見注疏，耳未聞宮商，靡食偷衣，窮居自肆，以道學為腐，以考據(jù)為愚，恃小慧之可行，作艷詞以自熹，而謂生無可師之人，世鮮可友之士，狂佻日甚，鳥獸為群，豈不大可哀乎？”（《窮愁錄》，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此時李慈銘正與周星譽、星詒兄弟斷交，而趙之謙卻與周星譽親近，這讓他格外反感?！傍B獸為群”，正是譏諷趙、周狼狽為奸，這段指桑罵槐的批評，無疑是沖趙之謙而發(fā)。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寫給周星譽的絕交信中，李慈銘更是直接挑明“妄人”，石印本中特意遮蔽了“杜五樓”和“趙之謙”各兩處，其中一段寫道：“乃聞今日執(zhí)事?lián)P言于朝，盛毀鄙人，而厚譽趙之謙，是固仆所不屑辨者。不特仆何至與趙之謙爭，即執(zhí)事之文，尚不足以取重于世，遑論其所延譽？”（《越縵堂日記》）他質(zhì)問周星譽，為何厚趙而薄李，等于將自己與趙之謙的矛盾公開化，由此看來，李、趙恐怕在同治初年就已正式絕交。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被遮蔽的趙之謙、杜五樓。

同治四年四月李慈銘南歸，九月趙之謙亦歸，趙之謙又與德清戴望、杭州曹籀親密，被李慈銘調(diào)侃為“浙人之不幸”。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浙西湖州有戴望，杭州有曹籀，籀新刻其石屋藏書兩小冊，一曰《春秋鉆燧》，題曰褐寬博撰，一曰《籀書》，雜文也。吾邑妄子趙之謙為題記曰某年某月石屋藏書啟鑰鋟版?！嵴悴恍?，厲祲所鐘，生此三人，雖黎邱鬼幻，轉(zhuǎn)瞬煙滅，而后生好怪，頗有被其陷溺者，是亦風氣之害矣。伯寅延攬人才如恐不及，此皆為妄子所惑耳?！保ā对娇z堂日記》）李慈銘知道潘祖蔭愛才心切，但也吐槽他被趙之謙這類“妄人”所迷惑。潘祖蔭于李、趙二人能各用其長，但也促成兩賢相扼之局。李慈銘一再稱不屑于與趙之謙爭一時之短長，但他始終將趙之謙視作假想敵，時不時要拿出來揶揄一番。

同治五年，譚獻輯成《定盦外集》，浙中士人樂道其成，李慈銘卻致書陳豪諷刺曹籀之序，趙之謙因與曹氏相善而無辜躺槍，“定盦之文與人不免釣奇好怪，故其象賢遂不可測。而世之好其學者，如吾鄉(xiāng)之天水生，亦遂放僻而不可正，（此君近日京師行事聞更不堪。）深可嘆也。定盦集既訛奪甚多，而開卷曹某一序，其文穢劣，幾于佛頭著糞?！保ā抖巡萏脦熡压{存》）彼時李慈銘的朋友圈皆知他筆下的“吾鄉(xiāng)之天水生”指趙之謙，二人水火不容廣為人知。

同治九年，李慈銘欲為侄兒僧慧聘城東秀才趙余謙之妹，請孫詠裳作伐，“城東趙秀才有妹，年長而善操作，家又甚貧，僧慧既甚弱，須健婦，且受田劣四十畝，非寒人女不能相安。以子宜與秀才交，故屬轉(zhuǎn)請之。”（《越縵堂日記》）但趙秀才推辭，說須請其從兄某決斷，“某以狂名越中者，素與予不諧，其事必無成?！睋?jù)趙而昌《趙之謙著作與研究》，趙之謙有族兄成謙，此“趙余謙”，或是趙之謙從弟，且據(jù)“素與予不諧”“以狂名越中者”限定，此人大約也非趙之謙莫屬了。結親一事自然也未成，連晚輩的婚姻大事，都沒能繞開兩人之間的意氣糾葛。

同治九年底，趙之謙再次入京；李慈銘也于次年正月抵達，兩人都參加會試，卻雙雙落榜。同治十年五月初一，潘祖蔭與張之洞風雅好事，值各地舉子云集京城，便發(fā)起了龍樹寺雅集，號召一出，應者云集。然而，如何讓趙之謙與李慈銘這兩位冤家同時出席，卻讓主辦方費盡心思，李、趙若缺席，雅集會黯然失色。張之洞在《致潘伯寅》信中道出了他的盤算：“李、趙同局，卻無所嫌。此兩君不到，此局無色矣。莼客晚囑其不忿爭，執(zhí)事能使撝叔勿決裂，度萬不至此。則無害矣。若清辯既作，設疑送難，亦是韻事?！保ā稄堉慈罚堉匆阉较露诶畲茹懕３诛L度，也請潘祖蔭約束趙之謙，使場面不至于失控。他甚至覺得，即便兩人當場辯論起來，也屬清辯韻事。但潘、張似乎多慮了，雅集當日，趙、李二人都很克制，并未破壞和諧氣氛。

但京師狹路相逢，李慈銘對趙之謙窮追猛打，京中好事之人也從中挑撥。廣東籍的戶部主事陳喬森，常往來于李慈銘、張之洞之門，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又來見李慈銘，“逸山（陳喬森）直言近日遇吾鄉(xiāng)天水妄生，于酒間恃河陽侍郎之寵，倚醉罵坐，逸山怒叱之，不止，奮拳欲毆之，逡循遁去，坐客皆拊掌稱快，可發(fā)一笑?！保ā对娇z堂日記》）這位愛看熱鬧的陳喬森，不止一次在李慈銘面前搬弄是非。光緒三年十月初二，他又上門傳話，“‘李若農(nóng)言君之才不及天水狂獸之萬一，張香濤言君之學不及王廉生之萬一，此二人輕薄至此，尚得為有人心乎？’余知其意，婉告之曰：‘彼二君雖不足知我，然亦何至如君所言？’又遽曰：‘河陽侍郎謂君不如王壬秋遠甚，我嘗屢爭之，以此河陽并惡我。’余亦笑謝之而已。人之分量，自有公評，得失寸心，知之在己，本不以悠悠為優(yōu)劣，亦不必與混混爭是非?！标悊躺f他聽到潘祖蔭、張之洞、李文田等品評李與趙之謙、王闿運、王懿榮高下，簡直造成了李慈銘的內(nèi)傷?！昂雨柺汤伞奔磁俗媸a。王廉生即王懿榮，與李慈銘交好。王闓運，字壬秋，李慈銘與其素無交集，但將之與趙之謙相提并論，也令人費解。

張之洞與李慈銘聊天，趙之謙或許是不錯的話題，“前日孝達謂趙之謙之荒謬狂鄙，本不值一罵，然其不學無行之詭狀，三尺童子可立發(fā)其覆。而士夫乃為所紿，良由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使生乾嘉之代，太陽遍照，妖魅自消，何煩我輩齒頰哉？予甚韙其言?！保ā对娇z堂日記》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四日）陳喬森在李慈銘面前厚李薄趙，轉(zhuǎn)身卻又在張之洞面前嘲諷李慈銘，可謂兩面三刀，李慈銘后來恍然大悟，實其咎由自取。“逸山又婁以伯寅、香濤、王廉生、李學士相詆之言告余，余以諸君皆與逸山厚，而逸山獨袒余者，為士窮相恤也，由是益親之。乃前日云門述香濤言，則逸山所至毀余，有耳不忍聞者。人情險巇，固如是哉？”（《越縵堂日記》光緒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他也果斷與陳喬森斷交。

同治十二年，趙之謙三次會試不中后，以舉人大挑知縣發(fā)往江西，尚未啟程，李慈銘的“小報告”已經(jīng)先一步送到了江西學政李文田的手中。他在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寫的《上順德座師書》中特意提醒道：“茲有吾鄉(xiāng)妄人天水生，以知縣發(fā)往，此生不特文理荒謬，一無知識，其行止鄙詭，好持短長。面為翕熟者，相背無不詆毀。吾師愛才若渴，彼來謁見時，宜留神察之，弗為所惑也。肅此稟聞，惟霽鑒不備?！保ā对娇z堂遺稿真跡》，上海師范大學藏）李文田，號若農(nóng)、藥農(nóng)，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同治九年李文田任浙江鄉(xiāng)試主考官，李慈銘中舉，故有 “吾師”之稱。書末“此生不特文理荒謬，一無知識，其行止鄙詭”云云，句句都在貶低趙之謙的人品與學識。這種暗中吹風的做法，不僅有失君子風度，也實在算不上高明，但也由此可見他對趙之謙的積怨之深。

浙江圖書館藏楊樾抄本《越縵堂駢散文類鈔》，“霞外人”即平步青。

這篇《上順德座師書》篇后有平步青跋云：“天水生，指會稽趙益甫之謙，后署南城知縣，甲申十一月初二邸抄（二十見《申報》），潘中丞霨奏稱‘博學多能、熟于掌故、信政治民、恩威并洽’者也。與越縵學術門庭各別，素不相下?；蛑^篇中‘妄人’二字似太過，予咲曰：王鳳洲盛時，震川斥為妄庸巨子；胡稚威為丙辰鴻博中才名第一，張南漪亦詆為妄男子。天水生之學之才，于鳳洲、稚威何若，予不敢知。若越縵，則似非震川、南漪一流。以妄目之，庸何傷？特順德在都，與天水生素交，越縵亦知之，而篇末云云，似此書專為此而上，頗不可解。丙戌九月四日霞外人識。”（《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對于有人覺得李慈銘直呼趙之謙為“妄人”太過分，平步青舉了歷史上歸有光罵王世貞、張南漪罵胡天游的例子，說趙之謙的才學比不比得上王、胡二人我不敢說，但李慈銘恐怕也夠不上歸、張那樣的分量，他罵趙之謙“妄”，未必就罵錯了。但他同時也指出了最關鍵的問題：李文田與趙之謙是舊相識，李慈銘對此也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還特意寫一封專為詆毀的信，這種背后捅刀的行為，平步青也表示難以認同。

趙之謙與胡澍情誼素深，李慈銘讀到胡澍之書，也要借題發(fā)揮，光緒元年九月十二日：“得潘侍郎所刻胡荄甫《素問校義》，此君績溪寒士，以舉與吾鄉(xiāng)天水妄子為密友，互相標榜?！栊詷返廊酥疲址A承家教，每出辭氣，惟恐傷人，朋友之愆，掩覆尤力，然竟以此被周□□□□二蜮內(nèi)之陷阱，故于此兩豎言之痛心，當為百世之仇。若天水妄子，本無深隙，徒惡其佻狎卑鄙、奸險翻覆，又不通一字，而好為大言，故拒絕其人，不稍假以辭色，遂激小人之怒耳。或疑其爭名致競，則未聞西子與無鹽比美，黔婁與盜跖鳴高，予縱不自愛，亦何至是乎？……而終構之不可解者，則周□□及匪人杜□□也。世道險巇，聊附記之。”（《越縵堂日記》）他將自己與趙之謙素不相能的因由和盤托出，試圖為二人之間的是非做個總結，雖然他極力否認是“爭名致競”，然而或許這正是癥結所在。

石印本光緒元年九月十二日，原稿藏于私家，未能核對。

趙之謙先在南昌通志局候補，直至光緒五年（五十一歲）才得鄱陽縣缺，光緒七年知奉新縣，九年知南城縣。趙之謙雖遠在江西，卻始終未離開李慈銘的視線。

石印本趙下遮蔽，正是“之謙”二字。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慈銘收到老友張鳴珂從南昌寄贈的鄒叔績《敩藝齋遺書》，此時趙之謙也在南昌，李慈銘再次揭露他“竊購奇零小書，以自夸炫”三四事，“余于癸亥春得之廠肆。至辛未再入都，周荇農(nóng)言與叔績故交，謀刻其遺書，因?qū)傩靿坜?、張薌濤求余所得以付梓，余已語潘伯寅將刻之，以伯寅方刻它書，而荇農(nóng)求之切，遂付薌濤以轉(zhuǎn)畀。有妄人趙之謙者，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當腐鼠也，亦竊購奇零小書，以自夸炫。嘗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書名，冒為己作以示人。又嘗購得陳碩甫《毛詩疏》，書賈索直十金，乃以五金購其所附《毛詩音》、《毛詩說》等四種，而還其《疏》，且告人曰：陳氏菁華在此，其《疏》不必讀也。薌濤既得叔績書，不遽畀荇農(nóng)，妄人一日詣薌濤，見其為寫本，以世人多未見也，直纂以去，荇農(nóng)屬薌濤固索之，不肯還。余亦頗怒，薌濤之好怪召侮，致此書遭墮溷之污，屢責還于薌濤，薌濤窘甚，然卒無如何也。今龍君刻之南昌，其跋言與叔績故相知，錄得其副，近官江右，遇趙某，言在京師日嘗得殘冊于周荇農(nóng)閣學，因?qū)倨湫？倍讨Ｉw妄人得此書，既不能句讀，又知龍君有副本，不得據(jù)為己作，其技遂窮，而猶詭言得之于荇農(nóng)，以自夸其與二品官往還，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瑣，本不足冤楮穎，以世之愚而售其欺也。聊附記之?！薄爸苘艮r(nóng)”即周壽昌，“徐壽蘅”即徐樹銘，皆湖南長沙人，官侍郎、尚書，他們對同鄉(xiāng)鄒叔績的著作極為關心，李慈銘與之皆有交誼，耳聞其事。趙之謙素有收輯學人稀見零稿的喜好，其本心絕非盜為己有，李慈銘過于敏感，攻擊過于惡毒。

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趙之謙因哮喘發(fā)作卒于南城官舍。消息傳到京師，潘祖蔭寄唁函、賻金，李慈銘一定也知曉，但次年五月二十四日，讀到沈文起在《左傳補注》誹謗劉申甫、龔定盦、宋于廷“險忮刻薄”，他仍借題發(fā)揮，“若近日之戴望、趙之謙等輩，乃所謂險忮刻薄者也，趙一無所知，又非戴比，真圣世之賊民耳?！奔幢闼谷艘咽牛畲茹懭耘f不依不饒，發(fā)出“圣世之賊民”的誅心之論。

戴家妙先生整理《趙之謙集》，輯得趙之謙自題《閩遊日記》及《悲盦日記》各一則，并日記殘稿一則，嘗鼎一臠，我們藉此知道趙之謙也有寫日記的習慣，只是未能留傳下來。

戴家妙先生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李慈銘對趙之謙的厭惡公之于眾，面對他的惡意指責，趙之謙本人卻未曾有公開回應，但也不代表他對李慈銘沒有關注，刻意的回避，或許也是一種不屑的態(tài)度。

多年以后，為趙之謙發(fā)聲的，是他的族侄趙而昌。趙而昌（1921--2005），名能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身后藏書捐贈紹興圖書館。他著有《趙之謙著作與研究》，所據(jù)頗多珍貴文獻，就趙、李二人氣質(zhì)與性情分析交惡緣由，“說者以為李、趙交惡，只是文人相輕。殊不知文人相輕只是一句籠統(tǒng)的話，而兩人少年氣盛又是不消說得的。但表現(xiàn)在對待同一事物時，則態(tài)度往往不一。如同是京考，李嘗十一上春官不第，待光緒庚辰成進士，已年五十二了。趙雖也熱衷科舉，然微有不同，他二十五歲《答王瓚公問學》詩，有識字務覓舉，“奄然死牗下，六十競不聞”，“英雄入彀中，禍甚于阬焚”的話，所以幾次京考之后，也就甘心去江西做小官去了，而最終還是以書畫名世的?！保ā囤w之謙著作與研究·李趙交惡》2007年）

趙而昌指出，李慈銘一生執(zhí)著于科舉，歷經(jīng)十一次會試，終于在五十二歲時考中進士，他一生以清高文人自居；趙之謙雖也曾熱衷功名，但較達觀，在早年詩句中流露出對科舉制度的清醒認知，幾次落第后便選擇赴江西擔任知縣，最終以書畫成就傳世。兩人對仕途與人生的態(tài)度迥異，或許正是他們分裂的深層原因。

趙而昌收藏趙之謙、李慈銘的信札，并于1944年3月1日在《古今》第四十二期刊發(fā)《越縵老人信札五通》，“關于趙悲盦和李越縵，《古今》已論之再矣，這里不想多說。蔡孑民先生在《魯迅三十年集序文》上，推越縵為近代舊文學的殿軍，雖非過譽，而《古今》三十期鄭秉珊先生‘以目前的聲譽論，李莼客較趙撝叔相形見絀’一語，尤覺恰當。這倒非因為悲盦是不佞的從伯而故意有所坿和，換句話說，乃是書畫篆刻，悲盦自有其不朽的豐績在也。不佞所知于悲盦主人的，雖少得可憐，但他日若有機緣，則仍想替他寫點短文的。至于李莼客，寒齋藏有信札十數(shù)通，除了文詞清麗之外，書法尤樸茂可喜，今錄其五，以實本刊?！壁w而昌所據(jù)文獻詳實，持論也頗公正。

李慈銘晚年再提及趙之謙時，已無刻薄的貶斥，即便有所指正，也更多是對事不對人，言辭間收斂了鋒芒。光緒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他在寫道：“夜為弢夫繢《秋燈課詩圖》，其母盧恭人嘗有詩云‘矮屋數(shù)椽燈一點，吾家喜有讀書兒’也。弢夫乞其師趙之謙為之圖，所寫荒涼，不合景狀，故為圖以正之?！保ā对娇z堂日記》）王彥威字弢夫，浙江黃巖人，他請趙之謙繪《秋燈課詩圖》以紀念母親，李慈銘又為之補繪，但未惡評趙氏。

此時，潘祖蔭與趙之謙皆已離世。垂暮之年的李慈銘，回看當年那些意氣之爭，或許自己也有些啞然。縱觀二人一生，趙之謙金石、書畫、篆刻名聞士林；李慈銘則擅長辭賦、考證與批評，以學問文章立世。他們天賦異稟，一時瑜亮，難分高下，又皆恃才傲物，可稱《英雄記》之才，但李慈銘喜怒形于色，批評異己如秋風掃落葉，也因此給自己貼上氣量偏狹的標簽。趙之謙雖也自負，卻未以文字攻擊對手。這段糾纏半生的恩怨，終究在歲月的沉淀中，化作一段文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