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日上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人物·文本·圖像：信仰傳統(tǒng)的多元展演”講談會暨《紫柏真可禪師年譜長編》新書發(fā)布于智庫樓106會議室舉行。講談會的主旨發(fā)言由臺灣地區(qū)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主講，主題為“從晚明出版文化看《嘉興藏》”，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副研究員王啟元主持。講談會伊始，復旦大學古籍所所長陳廣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劉賽副總編輯分別致辭。陳廣宏指出本次講談會的核心議題為晚明佛教復興時期的人物、文本與圖像，而廖教授的選題既與嘉興藏刊刻的中心人物紫柏真可有關，又貫通明清時期出版業(yè)的發(fā)展流變，充分給予各領域學者思想碰撞的空間。

嘉興博物館藏紫柏造像

主旨發(fā)言中，廖肇亨教授從漢傳佛教的研究史的反思展開，結合新面世的《嘉興藏》等諸多明清佛教文獻、《嘉興藏》在海外流傳的情況等方面，結合印刷出版文化，討論明清藏經(jīng)的重要特征與意義。

首先是方法論的回顧。從十九世紀末迄今，漢傳佛教研究在中外學術界一直處于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佛教研究方法完全被西方的觀念與方法所宰制。西方的研究前提認為印度佛教是佛教的根源，歷來的方法大致為對梵文漢譯后漢譯內(nèi)容的研究。21世紀后情況有所變化，漢傳佛教研究本身發(fā)生一個巨大的轉變，即文化史的轉向，這應是其最強的驅動力之一。

二是文獻資料框架。之前學界使用的通行本漢文大藏經(jīng)，主要是日本學界編纂的《大正藏》、《續(xù)藏經(jīng)》，學界視此二部藏經(jīng)為佛教研究最重要的文獻。但21世紀后，佛教文獻的大量影印出版，是一個不能忽略的趨勢，大量新見文獻逐漸問世：一個是早期的古寫經(jīng)文獻，第二個是《嘉興藏》全藏及稀見零本，近年來出現(xiàn)的非常多，為學界提供了全新視野的可能性，佛教研究已經(jīng)到了一個重新檢討的契機。

漢傳佛教在研究圈中存在感十分微弱，主要涉及五個因素：漢譯佛典圣教量地位的轉移，學界研究中普遍看中梵文、巴利文語言與文獻的重要性；現(xiàn)代性論式對佛教的貶抑，佛教界以外的人認為宗教在某個角度講就是迷信的表征，現(xiàn)代性語境中對佛教也有一定貶抑；文學研究必須走出固有的模式。其中宗教與文學便是很好的切口，傳統(tǒng)文學中宗教的部分很容易被忽略，實際在文學史上很難找到與宗教完全無關的文人，文學研究也必須走出固有的模式，對敘事、說理、異文化元素加以適當?shù)闹匾暎粚W術界理論先行的觀念，此種觀念擠壓了佛教研究的開展；三教關系研究，研究“三教”關系與研究佛教不是同一件事。明清時期三教思想非常流行，但三教關系研究與佛教研究不是同一件事。

接著，廖教授講到傳統(tǒng)對明清佛教文化的批評。亞洲佛教在四五十年前被認為是庶民化的，即在教義上沒有深刻的創(chuàng)造性。如果只是停留在《大正藏》或《續(xù)藏經(jīng)》的文獻階段，很容易做出這樣的判斷。但從今天這個時代來看，則已完全不同。學界之前還有三教雜糅、禪道變衰、沒有新的宗派、教理發(fā)展的停滯不前等說法，連帶使明代佛教文獻史料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臺灣地區(qū)晚明佛教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圣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也展現(xiàn)了圣嚴法師對于明代禪學的深厚造詣?？梢钥吹剿]有用到很多藏外文獻，就是認真地運用藏經(jīng)的資料，研究成果也非常感人，可見讀藏經(jīng)還是最基本的功夫?！抖U門修證》選錄了云棲袾宏《禪關策進》、憨山德清《觀心銘》、《初心修悟法要》、無異元來《博山參禪警語》、晦山戒顯《禪門鍛煉說》等數(shù)種重要的明清禪學資料。

近年佛教學界最熱門話題之一便是大量新出現(xiàn)的佛教藏外文獻資料，包括明清傳統(tǒng)藏經(jīng)《嘉興藏》、《續(xù)藏經(jīng)》、《龍藏》原刊本的發(fā)現(xiàn)與出版。近年來調查各地所藏《嘉興藏》蔚然成風，新出《嘉興藏》號稱收書三百種，除中國以外，佛教文獻最多的藏地還是在日本，還有部分東亞域外佛教文獻以及各種線上資源。還有一種則是僧詩文獻，從現(xiàn)存資料調查來看，僧詩文獻的黃金高峰應在清代。廖肇亨教授介紹了近年來研究《嘉興藏》的重要學者，包括野口善敬、中嶋隆藏、陳玉女、吳疆、簡凱廷、法幢法師等諸位教授先生。

過往明清佛教研究仰賴的主要是日本《續(xù)藏經(jīng)》、新文豐版《嘉興藏》等文獻，這也與《嘉興藏》一脈相承?！洞笳亍?、《續(xù)藏經(jīng)》的版式經(jīng)過調整，大多人通常認為《大正藏》是由《高麗藏》修訂而成。但在那個時代，出于成本考慮，實際不是一開始就用《高麗藏》做工作用的底本，應是用更易得的《黃檗藏》作為底本，而《黃檗藏》正是依照《嘉興藏》翻刻而來的。廖教授指出，《嘉興藏》的刊刻是中國大藏經(jīng)史上唯一一次也是最特別的一次刻經(jīng)運動，前后歷時之久，南北刻場輾轉之多，為歷來之最。其很有現(xiàn)代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并不是通過皇家或朝廷的力量推動的，而算是民間的一項刊刻活動，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紫柏真可（1543-1604）禪師，士大夫階級更是背后推動刊刻的重要推手。

南京博物院藏紫柏畫軸

從現(xiàn)存藏經(jīng)情況看，宋代是藏經(jīng)產(chǎn)生的關鍵性年代，如《開寶藏》、《契丹藏》、《高麗藏》等產(chǎn)生于宋朝，在開國初期就成為朝廷資助的一項重要文化事業(yè)，說明佛教思想在這個時代的高度流行。宋、契丹、高麗等政權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都刻佛經(jīng)，說明佛教在某種程度上是超越國族主義的。就當時雕版印刷技術而言，已經(jīng)是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弘揚佛法，更強調佛教“護國”的超越性力量。以往刊刻藏經(jīng)一般是在國家剛剛建立或危急時做的事，強調藏經(jīng)的作用并不是用來讀的，而更傾向于發(fā)揮其超越性的力量?！都闻d藏》則是眾多經(jīng)典中的唯一例外，其特色之一就是改成方冊藏，為了便于流通、閱讀。在《嘉興藏》以前，大概沒有什么人考慮佛經(jīng)要便于閱讀，因而紫柏等提出改成方冊藏之初遭遇猛烈批評，認為其神圣性被破壞，但正是《嘉興藏》的出現(xiàn)成為了促進晚明知識階層普遍接觸佛教信仰的重要條件。

紫柏真可的“偶像”慧洪覺范（1071-1128），其所著《石門文字禪》因創(chuàng)作背景復雜，長期缺乏系統(tǒng)性的注解，曾難以普及。周?？壬鷼v時二十余年完成《石門文字禪校注》，所用底本便是明代《嘉興藏》刻本。紫柏真可對刊刻《嘉興藏》的熱情與堅持，也是使得慧洪覺范能在明代成為知識階層廣泛認可的對象的重要條件之一。

《嘉興藏》的刊刻從最初的五臺山，轉移到江南徑山一帶，隨之也帶來許多便利。一是與士大夫階層的交流變得方便，二是促進市場的流動。晚明知識階層的主要活動就在江南地區(qū)一帶，江南文化圈中的知識精英是支持《嘉興藏》刊刻的重要群體?！都闻d藏》的刻場以嘉興楞嚴寺為代表，大多集中在江南地區(qū)，交通便利是促進其流通的因素之一。不同于以往藏經(jīng)收錄著作需要向朝廷請示的流程，《嘉興藏》的刊刻更像是一種商業(yè)行為，使著述成為便于流通的文化商品，密切與士大夫階層的交流，也促進傳播。

另一點與其他藏經(jīng)不同的是，《嘉興藏》由僧俗合力向民間各階層以勸募集資方式緩慢進行，各刻場進度不同，因此沒有準確的完刻年代，留下了一個后現(xiàn)代性的“開放式結局”。當然，這也導致后世研究難度增加，也體現(xiàn)了刻藏的復雜、多變與膠著情形。

《嘉興藏》版式統(tǒng)一，穩(wěn)定期版式為10行20字。即使在不同的刻經(jīng)場，也可以刻出類大藏經(jīng)的板式，使大藏經(jīng)的權威性受到一定影響，也是某種程度的世俗化。所謂的“庶民佛教”，亦體現(xiàn)在考量《嘉興藏》的重點已由佛教的超越性作用，轉移到人們?nèi)绾谓邮芘c閱讀，將使用者的體驗放在首位，是傳統(tǒng)藏經(jīng)中不多見的。

《嘉興藏》的產(chǎn)生與晚明出版文化的技術高度相關，出版業(yè)的發(fā)展為其模塊化生產(chǎn)提供了可能。從紫柏真可以后，佛教開始取得普遍性的共識，可見晚明佛教的流行跟佛教出版文化的普及是分不開的。

明代刻經(jīng)與隋唐最大的不同，很多中古的經(jīng)本晚明時已經(jīng)不容易看到，亟待重新發(fā)掘刊布，如紫柏真可將慧洪覺范的著作重新發(fā)掘出來，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前代藏經(jīng)遺留的空白。另外，或許是出于紫柏真可的興趣，《嘉興藏》收錄了許多藝文類的著作，使其具有獨特的文學特色，這在前代藏經(jīng)中也不常見。

解釋了與出版文化的關系后，廖教授還提及了《嘉興藏》在海外流傳的情況?！洞笳亍泛汀独m(xù)藏經(jīng)》可以看作是現(xiàn)代化藏經(jīng)的代表，但此前在海外流傳最廣的是《嘉興藏》。據(jù)陳玉女近年來所調查《嘉興藏》在越南流行的情況，越南河仙的眾多佛寺是《嘉興藏》及其他宗教典籍的重要傳播據(jù)點。其中部分與廣東有密切關系，許多經(jīng)典在此刊刻。日本京都宇治的寶藏院所藏《嘉興藏》是在大阪的華商捐給隱元（1592-1673）禪師而來，同時那里藏有大量黃檗藏的刻板。后來鐵眼禪師則是翻《嘉興藏》刊刻黃檗宗大藏經(jīng)的代表人物。日本之外，朝鮮半島在明代時已經(jīng)進入朝鮮王朝的時期，儒學發(fā)達，某種程度對佛教有所打壓，與中國交流不如以前密切。當時《嘉興藏》已成為流通便利的文化商品，傳言日本訂購的《嘉興藏》在海運途中遇到海難流入韓國，大多藏在韓國南部的寺院。整體來看，《嘉興藏》的流傳跟晚明佛教在東亞社會知識社群里的流傳情況如出一轍。

最后，廖肇亨教授作出簡單總結。歷代大藏經(jīng)的的特色，首先就是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皆出自宮廷或朝廷；其次大藏經(jīng)刊刻是當時印刷文化實力的呈現(xiàn)，并具有自我完足的封閉系統(tǒng)，體現(xiàn)國家意識形態(tài)，但最終超越國族之上的文化理想。明清《嘉興藏》除具有以上特征外，還展示出與當今的文化精神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質性，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跟時代相呼應。第一，主體層面更廣。已經(jīng)不是只有皇家或士大夫接受，而普及到知識階層。第二，將佛教知識變成可模組化生產(chǎn)的樣態(tài)，為佛教文化傳播提供了靈活途徑。第三，雖然強調《嘉興藏》便于流通的形式是其重要特色之一，但歷代以來收集遺存文獻的努力也不應被忽略。晚明佛教界的復古運動使很多人重新獲得知識社群和教育界的注意，重要代表人物就是慧洪覺范。紫柏真可跟知識社群的關系非常密切，其弟子王肯堂也是推動唯識學復興的重要人物，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晚明文化的“多面手”。正是這些文化觀察中方方面面的交集，讓佛教在這時煥發(fā)出新的力量。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學術是指向現(xiàn)代的。佛教研究跟各個領域都有方方面面的關系，明清佛教就是很好的一個范式。

《紫柏真可禪師年譜長編》，王啟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復旦大學鄭利華教授作出點評，指出廖教授的主題明確，拓展的視域開闊，涉及的訊息非常密集，展示出其研究造詣和開闊的學術視野，在這個領域很有發(fā)言權。他雖是文學出身，但對東亞的思想史、佛教文學的研究都很精深，以非常宏觀的視野介紹了《嘉興藏》的流傳及發(fā)展經(jīng)過。對嘉興藏刊刻面向的問題、海外流傳、文獻收藏的介紹都非常細致，與其多年來對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分不開。鄭教授指出許多文學領域學人對文學與佛教關系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王啟元的新書為此開了一個好頭，為文學與佛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除了主講的主題之外，鄭教授以古典文學中詩與佛教的關系、詩僧與非僧人的創(chuàng)作為例，談及在廖教授講座中受到的啟發(fā)。廖教授為從事文學之外領域的學者如何開展佛教研究做出了很好的典范，最重要的還是要先對佛教文獻有深入了解。

在與談環(huán)節(jié)，復旦大學王興首先表達對廖教授作為明清佛教研究先驅的敬佩，他從自己的研究興趣明清修道論出發(fā)，發(fā)現(xiàn)最終從藏經(jīng)內(nèi)部看到的明清佛教樣態(tài)與廖教授所提出的現(xiàn)代性結局非常類似。雖然中古佛教自日本學者開始研究后似乎被刻畫成了佛教的黃金時代，但由于時代遙遠，給人一種距離感。王興認為，研究現(xiàn)代東亞佛教的發(fā)展走向不能只看黃金時代的產(chǎn)物，而應看到其最近的源流，即明清時代。明清時代與現(xiàn)代社會是永遠聯(lián)系在一起的，面對佛教在東亞社會中存續(xù)發(fā)展等議題，如何從物質載體、社會組織、精神、思想上去回應這些挑戰(zhàn)，明清佛教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可研究的維度相較于前代也更加立體。略微遺憾的是大量材料在明清兩代以后沒有保存成大的文獻體系，很多留存在日本。

許蔚也認為現(xiàn)在道教學界多數(shù)學者也只關注中古文獻，明代道教相對來說關注度不高。正如廖教授所說，明清道教的經(jīng)典出版也非常重要，今天學界使用的道藏就是明代的印本。許蔚提出道教文獻主要以寫本形式流傳，刊刻情況相對較少，特例之一是《玉皇經(jīng)》，由于其用途之廣，刊刻非常多，也影響到部分民間宗教模仿其做法。

復旦大學李猛也提到了大量新材料的出現(xiàn)，傳統(tǒng)的版本學對這批材料幾乎沒有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如印次、書籍史等方面。他關注到晚明刻本《弘明集》的流傳與《嘉興藏》的關系，雖然明代人的刻本有一定不當?shù)膭h改，但傳播極廣，影響后世的閱讀史與書籍史進程，足以體現(xiàn)《嘉興藏》的價值。

上海大學楊奇霖提出《嘉興藏》的刊刻在今天可以從一種書籍史、閱讀史的視角討論當時人們的社交，即以書會友。王啟元一直非常關注《嘉興藏》的刊刻，《紫柏真可禪師年譜長編》一書正呈現(xiàn)了在刻書的過程中如何把這群人賦予到社交網(wǎng)絡意義下，楊奇霖也強調了該書的工具性與實用性。

寧波大學王思遙表示在廖教授文章的影響下開始了做晚明佛教的路程，非常認同其提出佛教研究文化史轉向的趨勢。她指出明清佛教人物的研究應該是一個與研究對象越來越熟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