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fā)于財新網，作者：趙會榮，中國社科院俄歐亞研究所研究員）

烏克蘭真正獲得獨立主權國家地位是在蘇聯(lián)解體以后，眾所周知正是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的舒什科維奇和俄羅斯的葉利欽三個人在別洛韋日森林簽署建立獨聯(lián)體的協(xié)議從而結束了蘇聯(lián)的存在。年輕的烏克蘭引起世人關注主要是因為兩場革命，一場是橙色革命（2004年），另一場是尊嚴革命（2013年），也被稱為廣場革命，緊隨其后發(fā)生了克里米亞事件、頓巴斯沖突和刻赤海峽沖突，俄烏關系、俄羅斯與西方關系隨之不斷惡化。烏克蘭為什么會發(fā)生兩場革命，克里米亞到底屬于誰，俄羅斯與烏克蘭為什么會反目，烏克蘭何以能夠撬動地緣政治，烏克蘭的未來如何，諸多疑問引發(fā)了世人對于烏克蘭歷史的興趣。

▲雅爾塔會議上的三巨頭。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為新的波蘭-烏克蘭邊界賦予了國際合法性，使利維夫（利沃夫）歸于烏克蘭，并讓烏克蘭得以成為聯(lián)合國成員。

然而，市面上的烏克蘭史著作并不多，大部頭的經典著作尤其少。原因是，烏克蘭獨立時間不長，各方對烏克蘭歷史研究的學術需求有限，從業(yè)者不多，但研究難度并不小。烏克蘭是地區(qū)文化多樣性的統(tǒng)一體。它自古以來就處于文明文化的交匯地和大國博弈的夾縫地帶，內部各區(qū)域曾隸屬不同的帝國，彼此之間的差異很大。這給研究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戰(zhàn)，要求研究者掌握扎實而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有深厚的學術積淀、較強的語言能力和材料甄別能力，并能巧妙駕馭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爭議性問題。

謝爾蓋·浦洛基先生是土生土長的烏克蘭人，上世紀9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后又移民美國。他長期從事烏克蘭史研究，很多學術成果享譽學界。這部經典巨著的問世是他作為歷史學家多年來潛心治學、厚積薄發(fā)的結果。他以學者的嚴謹態(tài)度、在掌握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呈現(xiàn)了長達2000多年發(fā)生在烏克蘭土地上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全書結構緊湊，脈絡清晰，敘事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前后銜接自然，似一氣呵成，情節(jié)展現(xiàn)跌宕起伏，細節(jié)描寫絲絲入扣，讀起來有暢快淋漓之感。全書內容起自希羅多德時代，終于蘇聯(lián)解體和俄烏沖突，所述歷史時段之長超越了以往的同類著作，史實詳盡，信息量很大。烏克蘭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米哈伊爾·赫魯舍夫斯基的《烏克蘭-羅斯史》僅寫到其生活的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趙云中的《烏克蘭—沉重的歷史腳步》同樣止于20世紀20年代。

浦洛基沒有如赫魯舍夫斯基那樣以烏克蘭國家為寫作框架，或者寫成烏克蘭若干個地區(qū)史的組合（那樣寫似乎稍稍容易些），而是選擇前所未有的以地理、生態(tài)和文化為坐標描述了發(fā)生在烏克蘭土地上的烏克蘭人的歷史，他所講的烏克蘭人包括不同族群，其目的是發(fā)現(xiàn)并細述支撐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烏克蘭人的精神內核。他指出，“烏克蘭（人）是一個行政和政治上統(tǒng)一的多語言、多文化國家。這一理念從烏克蘭遍布荊棘，甚至往往是悲劇性的內部分裂歷史中的教訓得來，其基礎則是烏克蘭的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許多個世紀以來的共存?zhèn)鹘y(tǒng)?！保≒.483）作者選取如此獨特的視角有利于讀者在對于烏克蘭的歷史發(fā)展獲得系統(tǒng)清晰的認識的同時，也能夠管中窺豹透析與烏克蘭有關帝國的興衰史。

浦洛基稱，他之所以把書名定為“歐洲之門”，是因為烏克蘭地處歐亞大草原的西緣，許多個世紀以來都是通往歐洲的門戶。戰(zhàn)爭和沖突發(fā)生時，“門戶”關閉，烏克蘭成為阻擋侵略者的屏障，而大部分時候則成為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橋梁，促進著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他認為，“烏克蘭的獨立主張從來都有一種親西方的色彩，這是烏克蘭歷史經驗的產物：作為一個國家，烏克蘭正位于東西方分界線上?！保≒.492）作者稱此書獻給烏克蘭人民，字里行間充滿了對烏克蘭土地的熱愛。作者強調，烏克蘭對于歐洲和世界有自己的貢獻，烏克蘭于歐洲以及歐洲于烏克蘭都非常重要。

▲作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

全書在章節(jié)安排上厚古薄今。從內容上看，作者的研究非常扎實，對于烏克蘭各地區(qū)不同族群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歷史變遷作了立體化和全景式的描述，對于烏克蘭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關鍵的歷史細節(jié)都有涉及，取舍得當，對于烏克蘭研究的基本問題都有深入思考，且不乏洞見。這些對于讀者理解今天的烏克蘭大有裨益。這部著作的主要貢獻與其說提出了烏克蘭研究的基本問題，不如說就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如抽絲剝繭般娓娓道來，在還原歷史過程的同時也厘清了問題的復雜性。

拿地區(qū)差異來說，今天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烏克蘭以第聶伯河為界，東西分裂，東部親俄，西部親歐洲。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烏克蘭的27個行政區(qū)各有特點。從歷史上看，烏克蘭東部和中部大部分領土在17-18世紀陸續(xù)被沙俄占領，而沿里夫尼-捷爾諾波爾-切爾諾夫策一線及以西的幾個州和北布科維納地區(qū)直到二戰(zhàn)期間才被并入蘇聯(lián)，因此這些地區(qū)受俄國文化影響的時間相對較短，與此同時它們的發(fā)展歷程也不一樣，各有各的軌跡。從民族分布看，烏克蘭族作為主體民族在多數州比重超過70%，在敖德薩州、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的占比在50-70%，在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占比在20-30%。俄羅斯族作為烏克蘭第二大民族，在塞瓦斯托波爾和克里米亞占50-80%，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占30-40%。此外，烏克蘭靠近西部和南部邊境各州還分布著羅馬尼亞族、匈牙利族、波蘭族、保加利亞族、韃靼族、猶太族等，這些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從宗教來看，烏克蘭絕大多數居民信仰東正教，僅約10%的居民信仰天主教，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利沃夫州、伊萬諾-弗蘭克夫斯克州和捷爾諾波爾州。東正教信徒中，信仰烏克蘭東正教的占多數，信仰俄羅斯東正教的占少數，后者主要分布在烏克蘭南部。從語言上看，東部的哈爾科夫州、盧甘斯克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頓涅茨克州、扎波羅熱州和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薩州和克里米亞多數居民以俄語為主要交流語言，中部地區(qū)的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州俄語占比高，有的州烏克蘭語占比高，西部以烏克蘭語為主要交流語言。因此，無論是歷史上還是今天烏克蘭在文化上都無法找到僅僅一條分界線，烏克蘭是多元文化的混合體。

▲《盧布林聯(lián)合》，揚·馬泰伊科（Jan Matejko）作于1859年。14世紀末，烏克蘭地區(qū)被并入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這兩個國家的雙邊關系開始決定烏克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1569 年，兩國達成盧布林聯(lián)合，波蘭-立陶宛聯(lián)邦由此誕生，大部分烏克蘭土地被歸于波蘭，白俄羅斯地區(qū)則留給了立陶宛。這是近代烏克蘭版圖形成的開端。

作者對于烏克蘭的歷史人物基本不作道德亦或法律層面的評價，而是把重點放在講述人物的所作所為，從而為讀者自行作出判斷提供依據，幫助讀者避免簡單臆斷。例如，他指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率領哥薩克軍官向烏克蘭的新君主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謝·羅曼諾夫宣誓效忠。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漫長而糾纏不清的關系從此開始。不過，沙皇也兌現(xiàn)了布圖爾林許下的承諾，向哥薩克人提供了波蘭國王從未同意過的待遇。（P.149-152）依此事實，就不能簡單地把赫梅利尼茨基稱作烏克蘭民族的叛徒或者英雄。再如，媒體經常把烏克蘭的政治精英劃分為親俄派和親西方派，亞努科維奇常常被認為是親俄派代表，但通過作者的講述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并不合適。（P.475）從亞努科維奇的所作所為來說，他更傾向于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搞平衡。季莫申科常常被作為親西方派的代表，實際上俄羅斯把季莫申科看作可以對話的政治精英。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曾說，烏克蘭所謂的親俄派未必親俄，所謂的親西方派也未必親西方。此言并非空穴來風。

浦洛基沒有回避爭議性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絕大多數敘述都比較嚴謹，所持的立場也比較客觀和中允。正因為如此，這部著作英文版一經問世很快引起各方關注，被譯成包括俄文在內的多種語言出版。例如，作者指出，（尤先科）總統(tǒng)努力普及1932-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的歷史記憶，并大力頌揚與蘇聯(lián)政權做（作）斗爭的烏克蘭反抗軍戰(zhàn)士，希望以此建立一種強大的烏克蘭國家認同，卻未能將這些努力轉化為選舉中的普遍支持。這種歷史記憶的政治實際上讓烏克蘭社會陷入了分裂。（P.469）“語言上的分歧和歷史上的對立的確在烏克蘭東部和西部之間造成了芥蒂，然而政客們?yōu)榱粟A得選舉，將這一分歧夸大，使之遠遠超出了其實際上的重要性。”（P.478）作者沒有附和尤先科政權和波羅申科政權關于烏克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立場，指出追授班德拉“民族英雄”的稱號的行為尤其引起爭議。不過，他堅持“只有烏克蘭的饑荒是由明顯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導致”。（P.361）這一點估計俄羅斯學者未必認同。

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希望歷史能為我們提供對當下的洞見，進而影響未來。這里我們不妨選取兩個問題稍作討論。作者認為，多族群、多文化的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尚在形成之中（參見導言部分），而曾經存在的哥薩克國為近代烏克蘭民族的構建提供了磚石——一個關鍵的歷史深化、一種文化傳統(tǒng)和一種語言。（P.217）那么，今天的烏克蘭能否彌合地區(qū)分歧促進現(xiàn)代民族和國家認同呢？這個問題于當下似乎并不比歷史上更輕松。2016年民調顯示，烏克蘭僅60.1%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烏克蘭公民，比1992年增長14.5%，但仍有22.1%受訪者認為自己首先是來自某個地域的居民。從歷史來看，當烏克蘭人散落在不同的帝國內時，基本上很難形成統(tǒng)一的文化，這也導致烏克蘭民族和國家形成都比較晚。而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和國家認同首先需要明確和穩(wěn)定的邊界，繼而才能使生活在邊界內的群體體驗到一種統(tǒng)一性。當下的烏克蘭版圖殘缺不全，克里米亞被分離出去，國際協(xié)調機制對克里米亞議題少有關注，烏克蘭當局除了請求西方延長對俄羅斯的制裁期限和加強在烏軍事存在外并沒有好的解決辦法。頓巴斯地區(qū)沖突陷入凍結狀態(tài)，接觸線兩側零星交火不斷，戰(zhàn)火每天都在吞噬烏克蘭人的生命和國家并不寬裕的財政，如膿瘡給烏克蘭內部穩(wěn)定與發(fā)展帶來巨大損害。頓巴斯沖突無法指望通過落實明斯克協(xié)議獲得解決，因為明斯克協(xié)議的先天缺陷是沒有規(guī)定烏俄雙方誰應率先履行協(xié)議中規(guī)定的義務。明確和穩(wěn)定的邊界應該說僅僅提供了構建現(xiàn)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此外還需要能夠包容地區(qū)差異和族群差異的制度和政策，從而維系和增強他們彼此之間聯(lián)系的紐帶，促進共同文化的形成。目前，烏克蘭當局推行的內外政策僅滿足了部分地區(qū)和部分族群的利益訴求，加上政府治理低效、經濟低迷、寡頭政治、社會腐敗等問題，導致多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很低，這些都阻滯了烏克蘭人形成對現(xiàn)代烏克蘭民族國家的認同。

浦洛基指出，“哥薩克人可以說是嘗試了所有可能性——從克里米亞人和奧斯曼人開始，至莫斯科人、瑞典人和波蘭人結束。沒有一個選擇獲得了成功。不僅哥薩克烏克蘭，連整個烏克蘭地區(qū)都失去了統(tǒng)一性。”（P.168）那么，今天烏克蘭當局提出的加入歐盟和北約的目標能否實現(xiàn)呢？短期內恐怕難以實現(xiàn)。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明確表示，烏克蘭在未來20～25年內不能成為歐盟和北約成員國。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障礙大概包括：歐盟內部對于烏克蘭是否是歐洲國家存在分歧，對于是否同意烏克蘭加入歐盟同樣存在分歧；英國宣布脫歐后，歐盟受到難民問題、民粹主義和離心傾向等問題困擾，短期內不適宜擴員；烏克蘭政治經濟改革距離歐盟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烏克蘭民眾意見不一致，民調顯示至多半成受訪者表示希望加入歐盟，希望加入北約的比例更低。烏克蘭加入北約短期內也不現(xiàn)實，首要的障礙是存在領土問題。盡管如此，追求加入歐盟和北約已成為烏克蘭的既定政策，烏克蘭與歐美的關系也將不斷提升，無論誰成為下一屆烏克蘭總統(tǒng)。

由于作者很少注釋資料來源或者公布第一手資料來佐證觀點，特別是一些重要歷史細節(jié)和統(tǒng)計數字未指明出處，可能會讓專業(yè)讀者產生疑問。另外，作者在敘述中沒有介紹不同國家或族群對于烏克蘭重大問題的不同看法。這些對于專業(yè)讀者來說也可能是一種遺憾。不過，對于非歷史專業(yè)的讀者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由于沒有枯燥的第一手文件介紹和晦澀的引文，這部看上去更像通史的著作，語言樸實，行文流暢，適讀性和畫面感都很強，仿佛在講述剛剛發(fā)生過的故事，讀起來會比較輕松。

由于本書是由英文譯成中文，一些術語與中文的習慣說法并不一致，可能會影響到讀者的理解。例如，利維夫—利沃夫、沃里尼亞—沃倫、哈爾基夫—哈爾科夫、米科拉伊夫—尼古拉耶夫、貝拉維察森林—別洛韋日森林、瑪伊當—麥丹、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等。當然，瑕不掩瑜，這部著作仍不失為一部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烏克蘭史經典著作，值得向中國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