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特在其散文集《戀人絮語》中寫道：“當高架橋上的火車經(jīng)過荷蘭的大城市時，旅行者的凝視便墜入那些無窗簾遮掩、明亮通透的室內房間。房內的每一人似乎都在忙著自己的私事，仿佛窗外經(jīng)過的成千上萬的游客見不著他們似的?！?/p>

的確，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外圍的居民區(qū)遍布了幾乎代替了整片外墻的大玻璃窗。似乎是因為常年多云多雨陽光稀少，荷蘭居民也并不怎么把窗簾拉上。常常在街上走著，頭一偏朝左右側的大窗戶內一望，就可看見有人剛下了班正像蠶絲剝繭般褪去束縛自己的西裝、領帶、皮鞋，毫不在意窗外人的眼光與驚擾，仿佛在玻璃窗之外還隔著一層肉眼不可見的結界將其包裹起來使得他們可以如此安心得“暴露”自己的隱私。

荷蘭一直被視為一個自由、民主、開放、多元的國家。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中僅有44%是荷蘭公民。然而正如那層肉眼不可見的結界將室內的人保護起來使得其可毫無忌憚得在眾目睽睽之下更衣，荷蘭公民似乎也被層層國家政策、歐盟政策保護著，使得這自由、多元在“外人”眼里禁不住仔細考量。

近日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中國學生微信群里炸開了鍋。某一越南學生因為畢業(yè)論文提案被其荷蘭導師否決了三次如今面臨延遲畢業(yè)。而延遲畢業(yè)則意味著需額外承擔一年的學費與生活費。該越南學生懷疑其導師連續(xù)否決其提案的原因在于一份他不愿簽署的合約。在論文監(jiān)督初期，該荷蘭導師提出要與該越南學生簽一份“學習合約（learning contract）”。該越南學生因不同意合約中的一條“請不要在六次論文指導以外的時間發(fā)郵件給導師”，拒絕簽署該合約。自此以后其論文提案連續(xù)被否決。導師給出的否決理由是該學生沒有全用A-level學術期刊的參考文獻。而當該越南學生私下與該導師監(jiān)督的其他歐洲學生核對情況時，發(fā)現(xiàn)其他同學也并沒有全用A-level學術期刊的文獻，而他們的論文提案則都通過了。事情被中國學生得知后，微信群內群情激昂，不少學生表示要出席越南學生的公眾聽證會，為該同學壯勢。甚至有同學提出要舉牌抗議，上街游行，提高阿姆斯特丹大學對亞洲學生的關注度。不少同學也指證該老師有“歧視亞裔”的嫌疑，理由是其對亞裔學生態(tài)度冷淡。不過，也有歐洲學生提出該老師不是歧視亞裔，而是排斥所有非荷蘭學生，甚至會在課堂上用荷蘭語與荷蘭學生交流，而置其他非荷蘭學生于不顧。

然而，中國學生對該事件的熱情也并未活過事情被傳播開來的當晚，次日微信群便又回到了轉賣二手物品、詢問生活訊息的日常。這不由得讓筆者想起美國文學評論家修夏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在《書寫與瘋癲》（Writing and Madness）一書中說的一段話：“現(xiàn)代性，正是失物，是在以為找到了‘一直在追尋’的‘它’的過程中升騰起的熱情中遺失的失物。熱情，于是乎便成為了‘錯失的機會’的標志。我們不斷想接近‘被熱情充滿’的狀態(tài)，卻又在熱情升騰過程中一次又一次驅離那個‘一直在追尋’的‘它’”。與其說現(xiàn)代人一直追尋的，是那個抽象的、能給碎散的現(xiàn)代生活帶來無可比擬的穩(wěn)定性的“它”，不如說是“內心被熱情填滿”的狀態(tài)。而此次中國學生通過該越南同學表達出來的只持續(xù)了一晚的“中國式”憤怒，則是一次短暫的熱情的間歇性發(fā)作，是熱情的周期性升騰，是對跨越他國與異鄉(xiāng)之間的溝壑的短暫渴望。這一次憤怒的集體表達，不會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這熱情持續(xù)時間雖短，卻將不少積壓已久的問題帶到了臺前。不少學生在表達憤怒的過程中表示會有時不時在課堂上“插不上話”的感覺。阿姆斯特丹大學媒體學院學生CC表示自己不怎么在課堂或小組討論中發(fā)言的理由主要是“聽不懂”，或者“討論的話題不感興趣”，以及“英語口語差怕問題說不清楚于是就不說了”。CC甚至遇到過小組討論中其他組員全用荷蘭語交流且若CC不問他們討論內容，他們也不會主動翻譯給CC聽的情況。然而CC表示也能理解荷蘭學生：“荷蘭人眼里留學生還都是以歐洲學生為主的，差別不大，溝通也沒障礙，所以不會因為你是中國留學生多考慮你一點?！鄙鐣茖W學院的中國學生TT也表示自己在課堂上“會有礙于自己口語沒有其他學生好而選擇不做聲的情況”。然而TT并沒有“被歧視”的感覺：“我還沒有遇到明顯歧視的，大家都是學社會學的，我只是覺得有的老師視角窄，但這和研究無關，所有人的選題都是窄的”。人文學院的JJ也表示“插不上話”往往是因為“沒有共鳴感”，“英語不好”或者礙于翻譯不便：“其實我也可以講對中國人同等重要的東西，什么老子、孔子的句子，但是歐洲學生應該也不會感興趣。而且就算切題，也會擔心自己有賣弄的嫌疑，翻譯描述又有一定難度，所以不愿費力。一來二去，就真的成了光聽不說的人?！?而JJ也表示在以亞洲或者中國為主要話題的課上，中國學生的話語權似乎比歐洲學生還要大一些，老師與同學會對中國學生的發(fā)言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對此，JJ表示不排除有“東方主義”的嫌疑，即歐洲老師與學生表現(xiàn)出興趣純粹是因為中國學生的“異國風味”（exoticism）或者中國學生的發(fā)言戳中了他們對中國某些負面形象的預期。

如上所述，中國學生“噤聲”的情況的確可見于荷蘭高校。荷蘭人一向以“立論爭辯”為主要學習方式或者討論方式。我辯，固我在。在長期“立論爭辯”的氛圍中，荷蘭學生養(yǎng)成了思辨速度快，以及語速快的習慣。而“立論爭辯”的習慣不僅僅局限于荷蘭學生，西歐主要國家英國、德國、法國都有著“辯論”傳統(tǒng)。得利于荷蘭語與英語的相似性，荷蘭與英國地理上的接近，以及重商主義國家教育體制對“英語教學”的偏重，荷蘭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高于大部分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學生，甚至可與英語母語者相當。在說話如子彈連續(xù)發(fā)射的荷蘭學生的“重攻”之下，一直被教導“謹言慎行”、又因為種種體制原因英語水平無法達到與荷蘭同學同樣高度的中國學生便漸漸“被靜音”了。而當課堂內還坐了不少英國、美國等英語母語國家學生的時候，中國學生就“被消音”得更徹底了。

西歐學界目前仍舊被一種“戰(zhàn)斗”話語支配著。學者的研究的價值建立于其他學者的疏漏之上。學術研究變成了以他人弱點為目標的“尋寶活動”。課堂討論也常常淪落為尋找他人話語中的漏洞以建立自己話語的合法性以及權威性的無休止爭辯。而該爭辯傳統(tǒng)又與西歐語言對連詞的重視分不開。而對連詞的重視又反射出了西歐文化對邏輯的連續(xù)性的倚重。很多包括荷蘭學生在內的歐洲學生的發(fā)言主導了課堂討論往往并不是因為其本身觀點的原創(chuàng)性，而是因為其連詞的運用恰當有效從而構建出形式上令人不禁退避三舍的看似“完整”的架構。不擅長用連詞的中國學生將破碎的話語咽回了肚子，頗有一種“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無奈感。由于無法適應這種“立論爭辯”氛圍，大部分中國學生無法被有效地納入課堂討論之中。中國學生的沉默使其逐漸處于“邊緣”位置，而對“被邊緣化”的感知常常會與“被歧視感”互換，使得中國學生被“噤聲”的問題常常被拔高到“種族歧視”的層面。

巧合的是，近日筆者參加了牛津大學世界英語文學研究學者Elleke Boehmer于阿姆斯特丹大學舉辦的講座“我們需要再次討論非殖民化”（We Need to Talk about Decolonization again）。主題雖是非殖民化，演講者全程卻從未提及亞裔英語文學，非殖民化的中心顯然被放在了非裔英語文學上。而當在場的白人研究者還在抱怨白人作家侵蝕了公眾本應轉移到非裔作家身上的注意力時，亞裔作家甚至都沒有出現(xiàn)在這場討論的競技場中，更不用提華裔英語作家了。比起非裔，亞裔似乎缺少了幾場如黑豹黨或者“黑人的命也是命”一般吸睛的社會運動。從文學到人權，亞裔在西方社會得到的關注都遠遠不如非裔。

近年來，荷蘭的中國留學生數(shù)量激增，一躍成為繼德國之后的第二大留學生群體。國際留學生一直被荷蘭政府視為潛在勞動力。政府在培養(yǎng)留學生身上花的錢大都通過學費和畢業(yè)后留荷工作的留學生繳納的稅收當中補償回來。而近年來人數(shù)激增的中國學生自然成為了又一大潛在勞動力市場。中國學生相較于歐盟學生更是要繳納五倍至六倍的學費。今年年初法國教育部宣布上調非歐盟學生學費，雖引起了非歐盟學生的抗議，卻也得到了部分法國民眾的支持。顯然讓國際留學生與向國家上繳了多年稅收的本國公民繳納一樣的學費是不合理的。而非歐盟學生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學生來自于發(fā)展中國家，本身財力水平就遠不如荷蘭、法國這樣的老牌發(fā)達國家。荷蘭的中國學生雖多付了五、六倍的學費，卻似乎并沒有相應地得到學校更多的關注。學費差異似乎成為了中國學生“被噤聲”的機構呼應。荷蘭高校與荷蘭學生目前也并沒有很好地適應近幾年來中國學生數(shù)量上的激增，中國學生似乎在這場教育交易中擔當?shù)母嗍恰昂砂钡淖饔谩?/p>

巴特那段關于荷蘭玻璃窗的話后接了句：“這就是當家庭的真諦被展現(xiàn)在了眼前”。玻璃窗內的家庭生活望著令人神往。而在神往被淘盡之后，留下的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悵。透明玻璃窗變成了不可跨越的溝壑，仿佛這里的ATM機雖無插了鎖的隔間，卻時刻提醒著你攝像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