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冠病毒的肆虐，海外一些城市陷入了封鎖和隔離，非日常所需的場所關閉、每一個人都盡量宅在家中，每一個人都成為了孤島，唯有網絡維持著人與人的虛擬鏈接。而翻看藝術作品，這種孤獨的狀態(tài)，像極了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作品：或獨自站在窗前，眺望空空如也的城市；或在清晨的陽光下，孤獨地坐在床上。

在隔離的時期，國外的社交網絡出現了“我們在愛德華·霍普的畫中”的標簽，女子獨自在空蕩蕩的電影院；男子在一間現代公寓中迷失自我；一家小餐館中，孤獨的店員和幾位顧客保持距離地坐在吧臺前，很難說，畫外音是一場嚴肅的評論還是自憐的旁白。

當我們認真看待和思考愛德華·霍普作品，會感覺到一場危機正在逼近，如同當下疫情在全球爆發(fā)，人與人隔離，這在未來會否發(fā)生令人擔憂的后果？

無論當下愛德華·霍普的作品被如何解讀，在當時，他的作品展示的是畫家自己的生活。1882年，愛德華·霍普出生于紐約州，現代生活景觀使他變得孤獨。1920年代，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書寫爵士時代的派對動物時，愛德華·霍普作品中的人似乎從未被邀請去參加派對。

現代生活對霍普是極為不友好的，冰冷的玻璃窗、高聳的城市建筑、偏僻的加油站——這一切現代化的城市風景對藝術家而言，像是一臺制造孤獨的巨大機器。畫家和他所在時代中的人似乎并未產生互動：

1925年，他畫出了《鐵道旁的房屋》（House by the Railroad），日后這幅畫成為了美國藝術的經典之作，也是他知名的一系列荒涼都會畫作的開始。在這些畫作中，能很明顯的感覺到他的標志性畫風，銳利的線條、大幅的塊面、詭異的燈光……這都為他的作品添加寂靜的情感。

1942年，他最著名的作品《夜游者》（Nighthawks）引起了世人的注意，這件作品曾在2018年上海博物館舉行的《走向現代主義：美國藝術，1865年-1945年》特展中展出，《夜游者》幾乎很少離開美國，當時也是其首次來亞洲。這幅畫作中有幾位孤獨的顧客坐在城中24小時營業(yè)的餐館里，餐館中日光燈異常明亮，外頭的街道上有大塊透明玻璃窗所投出來的光影，而上方的陰暗襯托出午夜的氣氛，畫作中央背對觀眾的顧客，坐在吧臺前的圓凳上，使人好奇，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這些顧客孤伶伶的坐在小館當中？

這件作品在6年前，被美國畫家Kris Tremblay改編為《隔離時期的夜游者》（Nighthawks in Isolation），畫面中客人和酒保移除了，只留下空蕩蕩的吧臺和黯然的街道，正如我們每天在新聞所見的，封城令下的紐約、巴黎或倫敦。

而在更古老的藝術中，善于獨處是絕妙的。在丟勒一幅名為《書房里的圣·杰羅姆》的畫中，一位博學的隱士在自己精心設計的環(huán)境中讀書，特別的桌子，以及趴在腳邊的獅子，讓畫中人看起來無比自在。而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畫家卡斯帕·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布面油畫，《霧海上的旅人》則描繪了一種積極尋求壯麗孤獨的狀態(tài)，從這件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種面對崇高自然的天地之愛。

就愛德華·霍普而言，他最著名的粉絲是希區(qū)柯克，在他的電影《驚魂記》《后窗》中可見導演向愛德華·霍普的致敬，在希區(qū)柯克電影中被鐵路隔離的奇怪的老房子，就來自于1925年《鐵道旁的房屋》。而在當下，霍珀畫面中個人化的可怕愿景和他所傳達的“現代生活可能非常寂寞”的信息，卻真正成為社區(qū)中被隔離的人生活的日常。

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在愛德華·蒙克的《奧斯陸城的約翰街》（Evening On Karl Johan Street）也被描繪在筆端，雖然街道并不冷清，但人與人之間卻是孤立的。

這些被藝術家定義的現代性的隔離狀態(tài)，在當下一一實現了，除了我們還擁有手機可以社交。而現代性將大量人群帶入都市，這種生活本身脫離了曾經的規(guī)范。在工業(yè)化時代來臨之前，勃魯蓋爾筆下農村的生活場景，似乎展現了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幾乎不知道孤獨為何物。 即使是狹小的廚房都擠滿了狂歡的人群。而生活在當代都市中的人選擇寂寞是否是因為想獲得自由？

當勃魯蓋爾作品中歡樂勞作的人被抹去會是怎樣的場景？不用想象，西班牙藝術家何塞·曼努埃爾·巴列斯特爾 (José Manuel Ballester)，多年前就以數字技術，抹去了畫中人，留下一片荒涼。

疫情發(fā)生的當下，現年60歲的巴列斯特爾莫名火了，其實早在2013年，他就以《最后的晚餐》、《維納斯的誕生》等為藍本，再創(chuàng)作的一批人物“離席”的作品，成為了目前海外社交媒體上被轉載最多的藝術作品之一，而藝術家本人也沒有想到，這些創(chuàng)作于6年前的作品會在2020變?yōu)楝F實。

據悉，這些作品利用電腦和手工結合的方式，擦除人物，再補畫出原來被人物遮蔽的景象，將一幅幅人物畫變成了風景畫，呈現出我們熟悉卻未曾見過的繪畫空間。

在巴列斯特爾細心的制作下，達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消失了，只留下桌面的殘羹；波提切利《維納斯的誕生》也只剩下一只空空的貝殼；維米爾的畫室中只留下畫布上未完成的肖像；委拉斯開茲的《宮娥》，一屋子人熱鬧的人連帶著狗狗都不見了。在“人都哪兒去了？”的提問中，也讓人質疑“人真的來過嗎？”

面對隱去的人，在獲得一次特別地欣賞體驗的同時，或許也應該思考一些嚴峻的問題：現代生活為世界帶來了什么？當現代生活的自由被剝奪時，是不是只剩下孤獨？

注：本文編譯自《衛(wèi)報》藝評人喬納森·瓊斯《我們都是愛德華·霍普畫中人》，西班牙藝術家何塞·曼努埃爾·巴列斯特爾部分引借自微信公號“美好畫片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