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shù)貢r間5月25日晚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宣布在全國范圍內解除發(fā)布自4月7日的緊急狀態(tài)宣言。這一舉動既標志著日本新冠疫情的第一階段應對暫時結束，也意味著國家將開始面對可能的第二、三波再爆發(fā)以及重振經濟等新挑戰(zhàn)。

而作為經濟振興的重要一環(huán)，“特別定額給付金”——也即大眾口中的“政府發(fā)10萬”——無疑是受到最多人矚目的。這一內閣在4月20日會議上拍板的政策旨在幫助受到疫情沖擊的家庭緩解難關并同時促進民眾消費以刺激經濟的復蘇?？蛇€沒有等到人們可以對這一對策實際的效果進行評價，在這筆錢發(fā)放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問題卻首先成為了公眾的焦點。

疫情之下的大排長龍

從五月開始，日本地方政府按照各自規(guī)劃陸續(xù)開始了這筆現(xiàn)金的發(fā)放。雖然全國并沒有統(tǒng)一的時間表，但各地基本都采取了先開放民眾自行網(wǎng)申，后郵寄通知到戶的兩階段方針。以東京都的新宿區(qū)為例，網(wǎng)上申請從5月11日就已經開始，而資料郵寄的發(fā)放則需要等到5月29日。如果再考慮到后者還需要住戶填寫銀行賬戶信息再寄回到區(qū)政府核對，采用不同方法的民眾在拿到政府補貼之間的時間差可能有三周以上。

但隨著網(wǎng)申而來的卻不是無紙化辦公的悠閑。相反的，不少地方政府的辦公廳因此排起了等待時間最長可達兩小時的隊伍。原來，網(wǎng)申需要民眾使用被稱為“My Number卡”（日語：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的身份證件才可以進行。但這一日本版的“身份證”其實從未達到廣泛的普及度。來排隊的民眾既有想要臨時申請此卡的，也有想找回早已忘了的登陸密碼的人。一時之間，本該是給大家?guī)矸奖愕腗y Number卡反而給地方行政人員和大眾造成了巨大的困擾。而大量人群在通常是十分狹小的地方政府內的聚集從防疫的角度來看也充滿了風險。面對這一困境，不少地方選擇了徹底停止網(wǎng)上申請的手段。從5月25日開始，高松市就決定只進行郵寄通知。同在四國的高知市還有東京都的八王子市也采取了相似的對策。

其實，這已經不是My Number卡第一次遭受負面的評價。這一2016年正式啟動的系統(tǒng)本質上是戰(zhàn)后日本政府試圖從宏觀上對民眾進行規(guī)訓的一系列企圖的延續(xù)。在戰(zhàn)后經歷了長足發(fā)展的日本公民社會似乎擋住了政府前幾次的謀劃，但這類國家主義政策在“防疫”大旗之下似乎正在以讓人更難拒絕的態(tài)勢不斷前進。

給國民編號

如何證明自己是“自己”是人們在現(xiàn)代社會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不管是出于履行納稅、兵役等國民義務，還是為了享受社會保障或拿國家補助等權利。在證明自己的過程中，國家作為具有最強公信力的機構順其自然地在社會生活的細微處登場。而給每個國民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從而可以和其他人相區(qū)別也相應地成了理所當然的邏輯。

戰(zhàn)后的日本存在著幾個并行的身份編碼體系。即使是在今天，包括養(yǎng)老金系統(tǒng)號、健康保險號、駕照和護照等都在日常生活中被民眾頻繁使用。各身份認證之間并不存在上下級的強弱關系。對于民眾來說，沒有統(tǒng)一身份證所帶來的麻煩可能僅停留于在辦理部分類似銀行開戶的業(yè)務時有可能會被要求出示兩種證件以證明自己這種程度而已。

但從國家層面來看，事情就沒有那么簡單。在日本，僅僅因為無法監(jiān)管公民個體多個銀行賬戶而導致的稅收損失就可以達到上兆的規(guī)模。由此，開發(fā)出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的國民編號就成為了困擾各屆日本政府的難題。1970年，第三次佐藤榮作內閣就圍繞著設置跨部門的統(tǒng)一國民編碼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但他們計劃在五年后推出的這一政策卻因為來自大眾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終止。到了1975年，彼時還存在的大藏省和國稅廳又提出要用“納稅者編碼”來規(guī)范公民存款和利息的管理。同樣因為公眾的反對，這一計劃最終被縮減到只對公民存款不需要課稅的部分進行編號的范圍。又過了五年后的1980年，出于相似目的的Green Card計劃被提起。雖然伴隨該計劃的法案起初在國會得到通過，但在后續(xù)執(zhí)行中所遇到的阻力又讓政府不得不對其進行了撤回。

而和主要出于整頓稅收目的而出發(fā)的身份管理所遇到的困難相比，日本政府在提高行政效率這一“大義名分”之下進行的以居住信息管理為基礎的身份編碼體系改革則在世紀之交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1999年，由小渕恵三內閣提出的《住民基本臺帳法》在國會得到通過。據(jù)此，普及日本全國的“住民基本臺賬網(wǎng)絡系統(tǒng)”（簡稱“住基網(wǎng)”）于2002年8月正式啟動。本來，為了利用公共服務，每個日本人都需要在居住地進行“住民登記”，而相關的個人信息會被制作成“住民票”保存在地方政府。而在這一新制度之下，只要有住民票的個人都會被賦予長度為11位的“住民票編碼”。這一編碼所包含的姓名、性別、出生年月和住址等信息通過全國聯(lián)網(wǎng)的“住基網(wǎng)”被各地的政府所共享。在這一系統(tǒng)運行了一年之后，政府順勢推出了“住民基本臺賬卡”（簡稱“住基卡”）。市民可以在自愿的情況下選擇申請帶有照片的該卡?？梢哉f，直到這個時間點，日本版的“居民身份證”才真正得以誕生。

自然，對于這種對國民編碼的行為，有許多日本人都站出來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不少公民團體以該制度違反了憲法第13條對于公民隱私的保護為由，把國家告上了法庭。日本的最高法院直到2008年的3月才宣判原法并不違反憲法。但即使是這樣，建立在地方行政體自覺加入基礎之上的“住基網(wǎng)”并沒有強制的效力。包括橫濱等大城市在內的日本各地方政府紛紛表達了對于該制度的疑惑甚至是抗拒。直到2015年的3月30日，日本最后一個以“有泄露公民隱私危險”為由拒絕“聯(lián)網(wǎng)”的自治體福島縣東白川郡矢祭町才正式加入該系統(tǒng)。

My Number卡的誕生

矢祭町在2015年加入“住基網(wǎng)”背后其實有著它難以拒絕的理由。

2013年第二次安倍內閣向國會提出了“行政手續(xù)中特定個人識別號碼相關法”，通稱“My Number法”。同年五月最終通過的該法律可謂是上述“住基網(wǎng)”的加強版。

根據(jù)它的規(guī)定，所有擁有住民票的日本人以及中長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都會被賦予一個識別號碼，即“My Number”（直譯“我的編號”）。這個號碼由系統(tǒng)在“住民票編碼”的基礎上生成且從2015年10月5日開始由各地方政府自動發(fā)放給所有國民（但要注意和中國或韓國的“身份證”不同，普通人無法從日本的My Number本身推測出任何關于個人身份的信息）。而作為新法規(guī)定的地方政府責任的一部分，上述本來拒絕“住基網(wǎng)”的行政體就不得不先加入該網(wǎng)絡以生成居民們的“住民票編碼”，再在此基礎上生成新的My Number。

從2016年1月開始，居民可以憑借地方政府發(fā)來的通知在自愿的基礎上辦理附有本人照片和IC磁卡的“My Number卡”。與此同時，前述的“住基卡”也從2015年底開始停止發(fā)行。在一段時間內兩卡可以并行存在，直到所有住基卡的利用期限到期為止。

正如許多日本評論家所指出的，住基卡作為舊版的“身份證”其普及率低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其并不充足的實用性?；旧现缓喕俗∷怯浕蜃o照申請等手續(xù)的該卡并沒有對國民的生活產生太大的影響。相比之下，My Number卡的作用就要大了不少。憑借此卡，在線報稅和用醫(yī)保就醫(yī)變得十分簡便。而在災害發(fā)生時，接受救援和保障金的申請也可以一步完成。更不用說執(zhí)政黨仍在不斷計劃的把此卡的應用范圍和強制度進行進一步的擴張。

但同樣的，對政府侵犯公民個人隱私十分敏感的市民團體也像先前對“住基卡”那樣對My Number卡發(fā)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攻勢。他們在包括東京、大阪等7個地方法院對這一制度提出了“違憲”的訴訟。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起判決被下達。法官們大多援引最高法院對舊身份證的判決，表示這種程度對公民信息的公開利用是符合憲法的。根據(jù)日本總務省提供的數(shù)據(jù)，截止2020年的3月，全日本共發(fā)行了約1989萬枚My Number卡。雖然這個比例僅占日本人口的16%不到，但相比舊卡在發(fā)行了十多年后仍只有960萬枚的數(shù)據(jù)，這個數(shù)字不得不說象征著新的轉變。

作為“轉機”的疫情

從某種程度上說，此次的新冠疫情是My Number卡制度的又一個“利好”。

首先，正如本文開頭所說，政府10萬日元的補助申請讓不少人重拾對該卡的認識或加入新申請的隊伍。根據(jù)日本媒體的報道，4月份各地My Number卡的申請率與往年同期相比幾乎呈現(xiàn)了翻倍的態(tài)勢，即使現(xiàn)在的申請也可能趕不上此次發(fā)錢的進度。更為重要的是，“防疫”這枚大旗還有著讓更多人放松對自己隱私權保護的可能性存在。

在日本國內對政府新冠應對的不滿聲音之中，同在的東亞的韓國等地成為了不少人眼里的優(yōu)等生。而這些地方身份證制度的發(fā)達則被認為是它們抗疫成功的關鍵所在。比如在韓國，幾乎普及到每個人的“身份登陸制度”不僅給所有國民編了號還實現(xiàn)了和每個人銀行賬戶直接關聯(lián)這一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在此之下，每個人限額的口罩購買和分配輕松地避免了在日本所出現(xiàn)的醫(yī)療品倒賣以及“安倍口罩”發(fā)放等亂象。另一方面，這種身份證制度對個人消費數(shù)據(jù)的搜集在疫情時也十分方便地轉身成了對感染者和其密切接觸人群行動監(jiān)控的方法。

正如富士新聞網(wǎng)首爾支局長渡邊康弘所言，韓國之所以有著如此有效的身份管理制度和它在事實上仍處在與朝鮮的“準戰(zhàn)事狀態(tài)”密不可分。事實上，韓國的身份管理制度從一開始就有著防止朝鮮間諜滲透這種軍事考量在內。而在經歷了戰(zhàn)后民主改革的日本相同措施要得到施行基本上是無法想象的。

但我們也確實觀察到了日本政府試圖利用本次疫情所創(chuàng)造的客觀機會來推動自己行程表的企圖。比如，內閣府副大臣平將明就在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上明確表示日本口罩的短缺和My Number卡沒有徹底普及密不可分。還有執(zhí)政黨的議員提出要在明年徹底義務化My Number卡與銀行賬戶的綁定。這些聲音和此前推出的包括用My Number卡綁定手機進行無現(xiàn)金消費就可以返現(xiàn)等一系列手段一起構成了政府推進國民身份管理的“陽謀”的一部分。只是前者在疫情之下的“威逼”相比于后者現(xiàn)金的“利誘”來說，其作用力無疑要來的大得多。

參考文獻：

巖田陽子、「納稅者番號制度の導入と金融所得課稅」、「調査と情報」第475號、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