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中，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的記載，在貴州省博物館中，就有鯢魚形、牛頭形、飛鳥形和鵝頭形多種銅帶鉤。無論是銅車馬、銅釜、銅燈、銅劍、銅鏡或銅鼓等，這些館藏青銅文物，都透著泥土久來侵蝕的斑駁之美。

今年是貴州省博物館建館62周年。不久前，醞釀已久的《征途——貴州省博物館建成六十周年紀念專集》正式出版?！芭炫刃侣劇す糯囆g”經授權刊發(fā)書中《館藏青銅器》一章。

半世紀的考古發(fā)掘，在貴州廣袤的土地上，發(fā)現(xiàn)早起石器時代，晚至清代的為數(shù)可觀的文物。貴州省博物館館藏青銅器的絕大多數(shù)均來源于地下發(fā)現(xiàn)。這些文物中，以兩漢時代的墓葬出土為主，它們體量懸殊，視覺感受殊異。從制作上看確實不乏讓人產生欣喜的物件，或精巧，或細膩，或粗獷，或獨特。

一、館藏青銅器的組成及特點

青銅文物的館藏數(shù)量逾千件。從器物類別上看有車馬模型、釜、燈具、搖錢樹、鼓、兵器、錞于、鏡、錢幣、帶鉤、俑等。這些館藏的青銅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或與周邊青銅文化有著關聯(lián)。今天來看這些文物，除了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之外，若按它們的藝術價值來審視，一部分可視為有著純粹欣賞價值的藝術品，是古人創(chuàng)作的青銅雕塑，如銅車馬、搖錢樹、銅俑這些文物。另一部分是實用性物品，但經過精妙的美術設計，可視為工藝美術品。

二、代表性文物點評

對于上述的兩類館藏青銅器，在此，我們各選擇一些亮點的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著重介紹。

圖1 東漢銅車馬

屬于前一類的在興義萬屯漢墓中發(fā)掘的“銅車馬模型”，長1.12米、高0.88米（圖1 東漢銅車馬）。除了車與馬的造型具有極高的可賞性外，在制作上分段構造的精湛工藝，也令人嘖嘖稱羨。馬的制作是將頭、耳、頸、身軀、尾、四肢等分成十一段來鑄造。車的結構分駕馬、輪軸、車箱與蓬蓋三部分，眾多的部件采用了扣接、焊接、鉚接、子母口套合四種組裝法，并且還運用了壓花、鎏金等裝飾工藝。馬的造型昂首嘶鳴，邁步向前。論造型，它與甘肅武威漢墓中出土的青銅走馬，均呈張嘴露齒，引頸作嘶鳴，并兩耳直立，尾部上翹，邁左前肢行走狀類似，與四川彭山漢墓中出土的陶馬相比較，更令我們驚詫的是兩者如同“孿生”，看那脖頸的彎曲，嘴咧開的程度，一條前肢邁開而蹄尖立地的狀態(tài)，以及整體向上而又略有彎度的翹尾，近乎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就是陶馬軀體更為豐滿些。興義出土的銅車馬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它產自何方，是外來傳物，抑或是本地“土產”，或許在當時，制作者們受風習、審美上的相互影響，而出現(xiàn)造型上的趨同性。

那些附有美術設計的實用物件，在館藏青銅器中占多數(shù)，在這些物件上的那種與實用巧妙構合的藝術想象，使之在與其他省區(qū)發(fā)現(xiàn)的同時代相類物件比較時，亦毫不遜色。

首先談談館藏的帶鉤，在我國歷史上，始于春秋中期至戰(zhàn)國早期，而盛行于秦、兩漢的，以銅質占多數(shù)的衣服上的帶鉤，在滿足于腰帶兩端帶頭相勾結的基本功用之外，充分彰顯了制作者的創(chuàng)思，精工細作，鑲金嵌玉，造型異呈。司馬遷的《史記》中，便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的記載。因為功用上的需要，它們無論做成何種造型，多呈弧形，并且有鉤有鈕。

館藏“鯢魚形銅帶鉤”，在威寧中水地區(qū)西漢墓中出土，長10厘米，寬3.5厘米（圖2 鯢魚形銅帶鉤）。其形大致如搖頭擺尾游弋的鯢魚，故而名之。古人把這件鯢魚造型的帶鉤，做成頭大身粗，尾長而漸細，上翹彎曲恰好成鉤，構思巧妙！鯢魚——民間俗稱“娃娃魚”的魚種，原本在貴州的山溪河流中并不少見，以它的模樣巧制的帶鉤，至今在其它地方的考古發(fā)掘中還未見有報道，仍可視為是一件孤品，由此，我們也很自然地將其當成“土特產”，是漢代生活在貴州這方地域上的古人所制。帶鉤上陰刻“日利八千萬”五字隸書銘文，這是一句充滿著商賈氣息的吉語。從書法的角度看，不是出自于精擅書法的人士之手，字跡大大小小，刻畫時率意而為，這幾字或許為了表達佩戴人內心祈求財源滾滾的商業(yè)愿望。

還有一件同墓出土的“牛頭形銅帶鉤”，以牛頭造型制作帶鉤同屬罕見，館藏這件帶鉤造型夸張，分居牛頭左右的大彎角，上翹成弧形，如此地夸張牛角部分，仍包含有對實用便利方面的考慮，左角背中部的圓形鈕，與右角相應位置的鉤首，兩者同處一側面，妙處是使腰間帶頭勾結處，呈現(xiàn)出一個完整的微微張著嘴的水牛頭。角背的鉤鈕，既保持帶鉤作用，又無礙牛頭造型的美觀。

還有一件發(fā)現(xiàn)于這座漢墓中的“飛鳥形銅帶鉤”，長僅7厘米，展翅飛翔的小鳥兒形狀，頭部彎曲成鉤，雙爪緊貼腹部，雙翅排列的羽毛，以線刻紋樣來表現(xiàn)（圖3 飛鳥形銅帶鉤）。

圖3 飛鳥形銅帶鉤

同樣值得一提的精巧之作——赫章可樂漢墓出土的“鵝頭形銅帶鉤”，長12.8厘米。金銀錯工藝是在青銅器表面鑿刻出淺槽圖案，再將金銀絲截作點或線，擠入槽內，捶軋后，以錯石錯平，產生輝煌華麗效果的裝飾技法，被用于這件帶鉤的制作中。它，鉤端纖細，形似鵝頭，在鉤身上錯金錯銀，并以細線鐫刻來表現(xiàn)鵝的嘴、眼、頭羽及各類紋飾，在嵌金嵌銀的工藝之外，還在紋飾之間排布了八枚綠松石。這些以動物為造型的小巧物件，在制作上完成了它們應具備的基本功用后，在造型以及修飾上，構思歧出，形態(tài)各異，歸根到底，是緣于求美心理。

鵝頭形銅帶鉤

“龍首柄銅釜” 高13.1、口徑8.7厘米，在六盤水市黃土坡西漢墓中發(fā)現(xiàn)，釜柄上為龍頭的造型（圖4 龍首柄銅釜）。所謂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鍋。對于以龍的傳人自許的我們這個民族而言，對龍的崇拜可遠溯至新石器時代，祖先所創(chuàng)造的龍形象，一直都極普遍地出現(xiàn)在我們這個民族的世代生活中，這種以龍頭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體現(xiàn)了這一形象的無所不在。

圖4 龍首柄銅釜

如果說論體量“龍首柄銅釜”算是一件小器，那么另一件與神秘喪葬習俗相伴的，赫章可樂漢墓出土的“立虎索辮紋耳銅釜”，就是一件大得多的器物了。從它高32.8、口徑44.3厘米的尺寸來看，“個頭”上前者難以與其相提并論（圖5 立虎索辮紋耳銅釜）。

圖5 立虎索辮紋耳銅釜

在貴州赫章可樂這個地方的漢墓中發(fā)現(xiàn)的銅釜、鐵釜，有的套在死者頭部，或置于頭部側邊。這種葬式，被稱為“套頭葬”，至今在別處尚未發(fā)現(xiàn)，被考古工作者認為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質的現(xiàn)象。這件文物外形上最為突出的是，口沿邊鑄造兩條對稱的猛虎，姿態(tài)造型一致，張嘴，尾上揚，虎的眼、耳、須這些細微處，以線刻表現(xiàn)。這種鑄虎為飾的器物，在貴州省博物館的藏品中，不僅只有這一件，還有一件是在正安漢墓出土的“銅虎鈕錞于”，時代與鑄虎銅釜應該比較接近。錞于是古代的一種樂器。在云南出土的貯貝器，貯貝器的器蓋上，裝飾了各種人物動物雕像，其中有一件上就有左手橫抱錞于，右手拍擊其頂部的人物造型?？梢婂T于在古代是樂器。正安出土的這件錞于，高55厘米、最小口徑22.5厘米，中空，器形瘦長，盤狀的頂部正中，鑄了一只作欲撲躍狀咆哮的猛虎，盤下短頸，鼓腰，直筒（圖6 銅虎鈕錞于）。這只錞于上的鑄虎與“立虎索辮紋耳銅釜”上的那兩只相比，精致程度，此虎不如彼虎，但是在造型上去卻頗為相似。

還有一種見諸日常生活的器具——青銅燈具。清鎮(zhèn)漢墓出土的龜座踞人銅燈，高僅26.5厘米，這盞燈的底座作昂首邁步的烏龜，給予人堅實穩(wěn)固的感覺，龜背上坐著的人物高鼻大眼，如同連枝燈中人物形象的處理方式一樣，同樣是雙手放于膝上，頭部頂著燈桿（圖7 龜座踞人銅燈）。

這種頭頂托燈的造型，在毗鄰的云南省也出土了精制之作，如個舊出土的東漢“銅俑燈”（李昆聲《云南藝術史》），底部是人物屈膝跪坐的姿式，雙手平伸，手與頭部各托一盞燈，看上去簡練利落，一目了然。這件清鎮(zhèn)漢墓出土的龜座踞人銅燈，當我們湊近細看，它的制作是非常有特點的，首先形象生動的烏龜，采取忠實于真實物象的鑄造手段，人物則取反差較大的夸張變形的處理方式，頭大身細，最為惹眼的是有著一個大鼻子，堅挺而突出地大，這一寫實一夸張的手法放在一起，并不讓人感覺有什么不協(xié)調之處。

在貴州省博物館的館藏中，還有造型豐富，紋飾各異的兵器。青銅兵器歷來是古代青銅器中，令人矚目的一個支系。著名的有勾踐所用的青銅寶劍，以其極鋒利的刃部，復加遍飾劍身的菱形紋，以及在劍格上采用嵌滿藍色琉璃與松綠石，這些藝術的裝飾處理，還有劍上的八字鳥篆銘文，使其具備了研究古代青銅鑄造工藝和文字發(fā)展源流等多重價值。以此古青銅兵器話題局限在我們的館藏來談。在普安縣銅鼓山遺址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銅劍”，形狀也是非常奇異的，作為劍身與劍柄之間的護手——劍格，顯得比較寬，劍的刃部卻彎曲如波（圖8 一字格曲刃銅劍）。

在赫章可樂出土的銅柄鐵劍十余件（圖9 銅柄鐵劍），劍身已銹蝕不堪，惟有銅柄上的飾紋完好如初。除上述劍外，還有出土地為：威寧中水的“M形內銅戈”（圖10 M形內銅戈）、赫章可樂的“長方形內銅戈”，普安縣銅鼓山的“心形銅鉞”（圖11 心形銅戈）、“鏟形銅鉞”（圖12 鏟形銅戈）等。在認真地研究欣賞那些附于它們身上的裝飾及造型后，若按類評析，筆者以為可分為造型大眾化而刻意于紋飾者，如那些銅柄鐵劍、“M形內銅戈”。劍即劍的一般式樣，戈仍為戈的普遍造型，然而紋飾則各個不同，是制作者傾其才智之所在。另一類則紋飾淡化或省略，專意于造型，前述的“一字格曲刃銅劍”、“鏟形銅鉞”這幾件，作為已被專家們認定了的某種兵器，它們的造型顯得有些“怪異”，它們的形狀與生活中所見的某一物象相似，所以被專家們形象化地冠名了，在滿足于兵器功能的前提下，將造型作了如此如彼的創(chuàng)造，不能不認為是古人視覺美感意識的豐富表露。

考古專家認為，將這些出土的兵器與幾近同時的中原兵器形制相較，所存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在考古發(fā)掘中，從普安銅鼓山遺址里，找到的那些鑄造兵器的石范、陶模，印證了古代貴州有生產兵器的情況，強化了認為它們具有地域特征的說服力。

銅鏡也是古人見諸生活日常的東西，由貯水銅盂，水面照人的銅鑒演變形成的，故有人以為銅鏡即銅鑒的扁平化，正面磨光照臉，背面則鑄以紋飾樣，起著裝飾作用。我們館藏的這類器物，樣式、風格與中原地區(qū)的發(fā)現(xiàn)一致。具體而言，發(fā)掘于赫章可樂西漢墓中的日光鏡，鏡背正中的半球形鈕，環(huán)繞鈕座的連弧紋及在外一層環(huán)鑄的“見日之光，長不相忘”的銘文，如此的銘文及紋飾布構組合飾鏡，與中原漢鏡風格保持毋庸置疑的一致性。于同時同地出土的四乳銅鏡、星云紋銅鏡、昭明銅鏡（圖13 昭明銅鏡）也是如此，大抵都是環(huán)繞著排布的乳釘紋、連弧紋以及夾在其間的夔紋，或者是圓圈的銘文帶，大同小異。這些銅鏡在當時無論是貴州地域所產，或由外傳入，都是文化交往的實證。

圖13 昭明銅鏡

最后要談及的是銅鼓，這種我國南方與東南亞諸多民族所鐘愛的禮樂之器，自古及今，代代沿用。大約2700年前便已出現(xiàn)，承傳延續(xù)，至今仍為許多民族所使用，它首先是樂器，又兼具其它方面的功能，從早期銅鼓上的炊爨之跡，表明其經歷了既是樂器又是炊具的初始階段，是一種極特殊的青銅器。它的功能牽及祖先祭祀，喪葬習俗，民間喜慶，娛神又娛人。就銅鼓普遍的形狀而言，通體以青銅鑄成，分鼓面、鼓身，鼓面呈正圓，鼓身則分上部鼓胸，又稱胴，中部為腰，下部是足三段。鼓面的紋飾，即中央凸出的光體，光體向外放射出多角花紋謂之光芒，兩者組合的紋飾，稱太陽紋。其外，有一圈復一圈的帶狀紋，稱暈帶或稱暈圈，這部分紋樣因銅鼓類型之異而各顯特色，但基本按這樣的順序排布在鼓面上。鼓身可以裝飾的面積寬，紋飾種類更為豐富繁縟，或動、植物紋，或幾何紋，或競渡紋等等，亦因鼓型不一，各有特點。銅鼓被專家們確分為“萬家壩型”、“石寨山型”、“冷水沖型”、“遵義型”、“麻江型”、“北流型”、“靈山型”、“西盟型”八種類型。館藏有“石寨山型”、“遵義型”、“靈山型”和“麻江型”及?！笆叫汀便~鼓在赫章可樂西漢墓中出現(xiàn)，則是貴州省內已知時代最早的銅鼓。在歷史的文獻敘述里，也讓我們再了解到古代貴州先民由來已久對它的珍視，翻閱《明史·朱顯傳》、《平播全書》、《遵義府志·金石志》等書籍，可以讀到有關對銅鼓的記錄。

這件“石寨山型”銅鼓的大小、形制、紋飾與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石寨山型”鼓標準器相似，故而劃入該類（圖14 石寨山型銅鼓）?！办`山型”銅鼓只收藏有一面，是民國時期由廣西流入貴州，后收藏于我館?！白窳x型”和“麻江型”以獨具的特點，與其它鼓型大異，且最早發(fā)現(xiàn)于貴州，以出土地名而各自定型名，成為與之相似銅鼓的比照標準器。館藏銅鼓多數(shù)為傳世品，并以時代較晚的“麻江型”為多。石寨山型銅鼓鑄造精致，紋飾繁縟。通體的紋飾，鼓面的太陽紋光體，如圓心居鼓面正中，與呈角狀四周放射的光芒渾然一體。鼓胸，有鋸齒紋，同心圈紋、船紋。船紋則是公認的“石寨山型”鼓的主要紋飾之一。這圈紋樣由輕舟四只，俱作競渡狀相連而成，駕舟人頭飾羽毛，多者四人，少者一人不等，姿態(tài)各異。以船飾鼓，對晉寧“石寨山型”鼓而言，不僅常見，而且豐富多變?！白窳x型”、“麻江型”銅鼓的紋飾，采用幾何圖案。館藏的遵義型銅鼓有兩面，均出自遵義南宋楊粲墓，這座夫婦合葬雙室墓中，每室各出一面。以男室這面鼓為例介紹，鼓面出沿，鼓胸微凸，有帶狀的扁耳一對。面鼓的紋飾，中心為光體，有四周放射的十二芒，從鼓胸及足，分布著乳釘、同心圓、三角、葉片、復線人字、復線菱形紋。鼓高28、面徑44.2、腰徑36.3、足徑43.1厘米（圖15 遵義型銅鼓）。這面鼓還有一特點，通過仔細觀察鼓壁內外，可發(fā)現(xiàn)夾雜其間的銅錢碎片，依稀可辨識出的字跡有“元”“祐”“通”，當為北宋哲宗時期所鑄造的“元祐通寶”。

“麻江型”鼓，紋飾亦簡略（圖16 麻江型銅鼓）。以一九五四年麻江谷洞明墓出土的那面鼓為例，鼓面出沿，略小于胸，腰間一道凸棱，正將鼓身分上下兩段，一對扁耳置于胸、腰之交。自腰至足，漸次展開，中無折線。鼓面中心為光體，岐出十二芒，外有四暈。第一、二暈紋飾模糊不可辨，第三暈飾游旗紋，第四暈乳釘紋。鼓身紋飾疏少，胸部見同心圓及梅花圖案，腰部有回紋，足部仍見有同心圓及回紋。此鼓型制矮圓，四道合范，工藝上的粗略，使得紋脈線條模糊不清，紋飾更簡略。館藏的這三種類型鼓，倘以時間早晚來看紋飾之殊，由繁縟精致，圖案寫實，而趨于抽象，并漸漸地接近簡略粗制。其中，一些時代較近的從民間征集到的傳世的，或可能埋入土中時間不長，而后又傳世的紋飾精致的銅鼓，皆為抽象的圖像。若以工藝美術品來看待，此類鼓與出土的鼓相比較，多一些工藝氣，少了后者那泥土久來侵蝕的斑駁之美。隨時間后移銅鼓功能擴展，各族民間各層面的婚喪、祭祀、節(jié)日喜慶均涉及銅鼓，使之日漸世俗化，量的需求增多，制作者水平不一等因素，除了裝飾銅鼓的構思意識程式化以外，制作的技藝則表現(xiàn)出良莠不齊.

三、館藏青銅器的價值

選擇我們館藏青銅器的重點和亮點，作了如上的介紹。從價值上論，這些文物是我國古代青銅文化成就的組成部分，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材料。前面已談到這些青銅器是在我省境內考古出土的，無疑是我省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地方層面上，為我們探究和認知古代貴州各個方面的成就，如文化的影響交融，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藝術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等等，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展示文物是博物館人的使命之一，也是發(fā)揮文物重要價值之舉，所以我們要在對這些文物加強保護和研究的前提下，舉辦各種專題的展覽，向大眾展示和詮釋這部分文化遺產，惠及社會，增強民眾的文化素養(yǎng)。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包括青銅器在內的各類文物，我們有許多工作還要做，首先，繼續(xù)征集擴大館藏，是我們工作的基本方向，讓這部分文物在博物館里得到很好的保護，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對這部分文物中的各類別加強研究，更好地去認知它們的價值，是我們毋庸置疑的工作重點，我們將不懈努力。

(作者簡介：朱良津，貴州省博物館學術委員會主任，原業(yè)務副館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