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紫金陳原著的名字《壞小孩》，電視劇對名字修改的目的或許既是為了防止觀眾早早猜到故事的大概，也可能是和對小說結局修改的原因一樣，以一種更加隱晦的手段來展現(xiàn)這個故事中頗為聳人聽聞的現(xiàn)實。就像貫穿整個故事且起到點睛之筆的“笛卡爾故事”的兩個版本（如李安導演《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最后的兩個版本結局），你選擇相信哪一個——童話或現(xiàn)實——其實已經(jīng)透露了最終的真相。

如果我們循著紫金陳的“壞小孩”這條線索在故事中尋找相關的人物，其實這里完全可以有多種解釋而可能包含故事中幾個主要人物。首先是嚴良和普普這對“壞小孩”，從福利院中逃跑，一路上通過搭順便車和在商店里偷盜來到小城；而朱朝陽，這個看似品學兼優(yōu)的男孩，雖然在整個故事中都似乎不動聲色且無可奈何，但我們或許很早前就能猜到他或許才是整個故事中最核心的“壞小孩”，并且他的“壞”與嚴良和普普的截然不同，并且也正是通過對他的故事的講述才構成了這個發(fā)生在陰暗且破敗的海邊小城中的謀殺案里最黑暗的一章。

其實除此之外，“壞小孩”還可以指代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張東升。作為引起整個案件的始作俑者，這個算不上“小孩”的成年人更“壞”，而他的“壞”一方面與朱朝陽的形成某種隱秘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相比于朱朝陽，他似乎更像是個“小孩”，因為我們會發(fā)現(xiàn)雖然他是幾起謀殺案的真正兇手，但與此同時他卻又似乎是一個頗為“單純”之人，并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偏執(zhí)上。

《隱秘的角落》整個故事，一方面講述著發(fā)生在暑假中的一起謀殺案引起的蝴蝶效應，另一方面也在整個過程中展現(xiàn)著或說是在嘗試挖掘這些“壞小孩”都是從何而來的？也正因此，使得《隱秘的角落》沒有僅僅成為一個探案推理故事，而是圍繞著兇案展現(xiàn)了牽涉其中的各個家庭中成人們之間的勾心斗角、痛苦和無奈以及各種幸與不幸，以及在這些環(huán)境中成長的小孩們所受到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較為松散的非正規(guī)社會學調(diào)查，而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壞小孩”是如何煉成的。

在探案推理故事中，“壞小孩”模式其實并不少見，從日本湊佳苗的《告白》（也被中島哲也改編為同名電影），到丹麥2012年的《狩獵》，以及國內(nèi)著名網(wǎng)絡作家priest的《默讀》中“亨伯特·亨伯特”篇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即原本被看作或被認為是小天使的小孩，卻往往是這些令人悚然的各種意外或兇案背后的主要導演。而此類故事也往往因其極端，而總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和不安。但也恰恰正是這些看似不常見的故事類型，揭露了我們——成人們——在關于兒童的認識、想象和建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與局限。

法國學者菲利浦·阿里埃斯在其《兒童的世紀》中指出，“兒童”這一人生階段和概念的出現(xiàn)本身和社會中對家庭生活的重視息息相關，并且在西方它也是自中世紀末期開始才漸漸為人們所發(fā)掘，而在此之前，兒童都被當做“小大人”對待。就如福柯在其《性經(jīng)驗史》所發(fā)現(xiàn)的，“兒童的性”的出現(xiàn)也是18、19世紀之事，而也由此導致“兒童”成為人們所關注的重點。在李弘祺的《宋代教育散論》中，他也發(fā)現(xiàn)直到宋代，中國人才有了“兒童”的觀念，并且由此建構出一套關于兒童的學前教育。

雖然個體會經(jīng)歷一段生物學意義上的幼時階段，但“兒童”這一觀念卻并非自然的，這一點也可以從各種傳統(tǒng)的或現(xiàn)代的關于“兒童”的談論中窺見。而在這其中最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便是關于“兒童”以及“兒童時代”的某種純潔性。在這其中摻雜著強烈的進化論以及有機論，即認為那些還沒有進入社會、處于人生剛開始階段的小孩們必然與那個原初的、純凈美好的自然有著更加緊密的聯(lián)系。純潔被認為是某種未經(jīng)社會化的自然狀態(tài)，甚至由此產(chǎn)生的情感也往往被賦予頗為正面的意義。在明代李贄的“童心說”中，我們便能發(fā)現(xiàn)一二。但就如歐麗娟教授在其《大觀紅樓》中論及傳統(tǒng)對《紅樓夢》中“少女崇拜”的過分執(zhí)迷時所指出的，這一看似推崇的觀念和行為背后，一方面是對“少女”的錯誤想象和建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想象者們自身的諸多意識形態(tài)，而其中往往充滿了不易察覺的偏見甚至歧視。歐教授對“少女崇拜”背后問題的分析和批評，其實也能借用到我們這里對“兒童”的討論上，因為它們大都分享著相似的邏輯認知，即錯把人生必然存在的幼時階段和“未經(jīng)世事”以及更多的社會情感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如少女/婦人、男性/女性、兒童/成人等等。而也正是在這樣過分簡化的分類中，才會造成我們一方面忽略了個體之間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其實也在維系著這一二元結構中處于上層的各種利益，及其意識形態(tài)。

在探案推理故事中層出不窮的“壞小孩”故事所動搖和挑戰(zhàn)的正是這一由成年人所建構的世界模式以及關于兒童的想象。在《隱秘的角落》中，原著中的一些細節(jié)只被匆匆提到而未能完全展開，其中之一便是朱朝陽的日記。這是一本他精心制作的日記，目的便是為了給自己塑造一個符合社會主流對兒童的認識形象，所以當最終一切塵埃落定后，他也得以通過日記來洗清自己的所有嫌疑，而順利脫身。

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無論是像朱朝陽還是《告白》中的小孩，他們都清楚的知道社會主流——即成人世界——對他們——“兒童”——有著一套往往固定的看法（《告白》中的學生因為知道日本刑法不會懲罰14歲以下的犯罪而利用其脫離罪責）。因此當他們熟練地利用這一套形象來掩飾自己的“壞”和罪行時，便往往如魚得水。在《狩獵》中，小女孩的哭訴和戰(zhàn)戰(zhàn)兢兢，讓整個村子的人們幾乎未經(jīng)任何調(diào)查就完全接受了她對老師的控訴，而最終如多米諾骨牌般一發(fā)不可收拾。

在《隱秘的角落》中，朱朝陽的內(nèi)向、木訥和不善言辭，也幾乎符合成人們對兒童的想象，再加上他優(yōu)異的成績更是令其金光閃閃（這里也再次體現(xiàn)出成人世界對“兒童”想象中的匱乏和局限）。但就如在劇一開始時，老師和朱朝陽母親談話中所提及的，所謂“品學兼優(yōu)”以及學校作為一個集體而需要與其他同學之間的交往等等，都透露出了朱朝陽性格中存在的缺陷，而他母親也因自身的問題——她和朱朝陽其實有一些相似的性格——而忽略或是不愿正視這一點。

而這些缺陷也往往被看作是各種“不正?！钡哪撤N征兆或線索，就如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朱朝陽其實和張東升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對數(shù)學著迷且成績優(yōu)異、都在學校但卻也與周圍的同學或同事們關系冷淡、家庭中充滿各種問題，并且也都曾不知該如何處理，而最終都選擇以極端方式解決……伴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會發(fā)現(xiàn)，相比于朱朝陽和嚴良、普普之間的關系，他與張東升之間更加形成了一種詭異的“同聲相應”的連接，似乎也暗示著張東升不過就是朱朝陽之后的面貌。

在劇版最后的船上一幕，張東升希望朱朝陽親手殺了他來為自己的父親報仇。這一情節(jié)也曾在韓國電視劇《他人即地獄》的最后出現(xiàn)，即可怕的兇手最終希望男主殺死自己，以完成最后的儀式，即身份與精神的傳承。在《隱秘的角落》中這一幕也暗含著相似的邏輯，而就如導演所暗示的，當時在船上其實只有張東升和朱朝陽兩人，出現(xiàn)的嚴良其實只不過是后者內(nèi)心的一個投射，或許可以看作是朱朝陽最后僅存的善念。雖然童話版結局朱朝陽放棄了報仇，但我們完全還可以推測另一個現(xiàn)實版的結局。

這里我們可以回到上文提及的為什么張東升亦可以算作“壞小孩”的問題。在我看來，相比于朱朝陽的“成熟”，張東升更加停留在對世界與人世黑白二分的理解上。無論是他與其岳父岳母的關系、與妻子的不和以及其后他和三個小孩之間的斗智斗勇，我們發(fā)現(xiàn)在這其中都有一個核心環(huán)節(jié)的出現(xiàn)，即“背叛”（這一點也再次與“笛卡爾故事”中的現(xiàn)實版本呼應）。只有當這些“背叛”出現(xiàn)，他才會失控進而行兇。因此，張東升其實是一個希望相信童話但卻總是遭遇現(xiàn)實的“笛卡爾”，而在這背后所體現(xiàn)的偏執(zhí)和執(zhí)著本身也透露出其強烈的“天真”和某種“純潔”感。

他似乎認為，只要我對你好、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給你，你就應該也全心全意地如此對我，而只要他人無法滿足這一要求，便會遭到他的報復和殺害（在這里我們也再次想起齊澤克關于愛與被愛者之間危險關系的評論，“被愛者總是處于危險境地，因為愛者一旦發(fā)現(xiàn)他與自己的想象不同，愛就會變成恨與暴力”。而這一心理所體現(xiàn)的對于世界和人世的認識便往往是簡化之后的二元論與過分的自我中心）。

也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張東升這個“成人”各種心理中的“兒童化”，我們或許才能更好地理解朱朝陽的“壞”。如果說張東升是希望相信童話但遭遇現(xiàn)實的“笛卡爾”，朱朝陽就是那個通過童話來掩蓋現(xiàn)實——尤其是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現(xiàn)實——的“笛卡爾”。而相比于張東升的偏執(zhí)，朱朝陽幾乎沒有過分的偏執(zhí)，無論是對母親當初離婚父親的憤怒，還是對父親偏愛異母妹妹的恨，他最終所體驗到的背叛里缺乏張東升的執(zhí)著和過分的投入，因此，他的仇恨的爆發(fā)也往往更加激烈和可怕。張東升是在面臨童話與現(xiàn)實的碰撞后，為了維系前者而越過界線，但朱朝陽似乎卻在日積月累中的郁結和忿恨中精心策劃……

在這一系列的對比后，我們難道不會發(fā)現(xiàn)，相比于張東升，朱朝陽更像個“成人”嗎？在相對于天真與單純的“兒童”的“成人世界”里，充滿了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和各種背叛與傷害，這不正是朱朝陽所看見和在他看來自己所遭遇的世界嗎？而也正是在其中，他長成了“大人”。

這也便是此類“壞小孩”故事中時常在討論的一個維度，即是什么原因或是環(huán)境造成了“壞小孩”的出現(xiàn)？而在這些回答中，人們對環(huán)境影響的關注總是占據(jù)首位——首先是家庭內(nèi)部的問題的關注，然后便是小孩另一個主要活動場所學校（諸多涉及校園霸凌的故事，如《少年的你》；在priest《默讀》中“韋爾霍文斯基”篇中，便展現(xiàn)了在貴族學校內(nèi)所形成的制度性霸凌對于“壞小孩”的塑造）。而無論是家庭還是學校，最終兩者也都牽涉到成人及其世界（觀）對于“壞小孩”們的出現(xiàn)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小孩變壞，人們首先會尋找家庭責任。因此在《隱秘的角落》中，我們看到無論是嚴良、普普還是朱朝陽，甚至張東升（雖未涉及，但根據(jù)情節(jié)推測，他似乎無父無母），他們的家庭中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和不幸。尤其是朱朝陽的家庭，父母的離異、父親的再婚以及偏愛和母親因工作而時常不在家，與此同時來自母親的渴望和期待，以及她的過分犧牲而對朱朝陽心理所產(chǎn)生的壓力，都讓他完全失去了“兒童世界”而直接進入成人們之間的角逐（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當他到父親那邊，自己必須時時小心要顧及異母的感受以及獲得父親的喜愛）。也似乎是通過對這些外在環(huán)境的強調(diào)，我們對朱朝陽的“壞”的來龍去脈才能有些線索。

當“兒童”這一觀念開始出現(xiàn)，對其形象和內(nèi)容的建構并非來自兒童，而往往是成人。當“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模式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定型，且家庭成為區(qū)別于險惡的工作場合（社會）的“溫情港灣”時，家庭內(nèi)的女性和孩子便成了與純真的自然緊密聯(lián)系的純潔之人，然而，在對其的贊美與保護背后卻也總是折射著強烈的客體處境，以及無形的等級和秩序陰影；另一方面，當我們把小孩們當作天真小天使的時候，往往混合著無知、不懂事和沒有理解復雜的人世的能力，最終只是粗魯?shù)睾雎运麄兊母惺苌踔链嬖冢采w在這忽視之上的卻往往是成人們美其名曰的保護，如朱朝陽母親始終希望委曲求全自己來滿足兒子，但最終卻忽略了自己的郁郁寡歡給兒子造成的心理壓力。

在《隱秘的角落》里除了“笛卡爾故事”外，還有一個三只小雞與狐貍的故事。故事的結局也符合我們習以為常的理解，但在劇中，“三只小雞”——或說是至少有一只“小雞”——最終不僅打敗了“狐貍”，而且還騙過了所有“狐貍”。這不啻為一個嘲諷?，F(xiàn)在似乎已經(jīng)沒人相信“壞小孩”來自天生或某些基因遺傳，人們發(fā)現(xiàn)，它完全來源于我們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而在那個陽光明媚的童話之中的某個隱秘角落里藏著成人們自身最恐慌的東西，而像以往一樣，它也總是以某種“他者”的形象被生產(chǎn)和想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