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彪炳史冊，三曹、七子之盛名成為其時的標志。曹操之子曹丕、曹植，既為政治上的對手，又是文學上的勁敵，正因為二者均屬大家，所以軒輊高低，就尤其難以評判。自古以來，見解紛紜，可謂莫衷一是矣。

清初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二《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云：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fā)，豈子建所能壓倒邪？

王夫之此說，不可謂無見地，此是在《文心雕龍·才略篇》基礎上，進一步翻案，王氏甚至說：“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

對于這樣的觀點，今人需加以辨析?？疾觳苁闲值茉娢闹鱾?，首先，鐘嶸《詩品》謂曹丕詩作，當時能見到的不過“百許篇”，而按照清代姚振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卷三十九指出，《魏文帝集》在梁代存二十三卷，至《宋史·藝文志》則僅著錄為一卷；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收《魏文帝集》二卷，而清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則輯魏文帝文章，編于《全三國文》之卷四至卷八；今人逯欽立在明人馮惟訥等人基礎上輯校成《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其中魏文帝曹丕之詩列于《魏詩》卷四，共計四十七首，分別屬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

可以肯定，王夫之當年所見曹丕詩作，已非宋、齊全貌矣。而逯欽立所輯《魏詩》之卷六、卷七主要載錄曹植詩作，其中保存完整的五言詩就有五十五首，數(shù)量遠超曹丕五言之作。王夫之有感于明代詩人好主持壇坫，黨同伐異，故為斯論，意見較為偏激。實際上，鐘嶸《詩品》專論“五言”，而曹丕成就最高的詩歌當數(shù)樂府七言，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談曹丕曰：“是故傳世七言，不用兮字、且出于一人手筆者，實以曹丕《燕歌行》二首為矢！

然則在《燕歌行》之外，要在曹丕為數(shù)不多的五言詩中，看出曹丕、曹植非但不相伯仲，而且曹丕遠在乃弟之上，此種裁斷就有失客觀。

中國古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歷來秉承《詩》《騷》之傳統(tǒng)，為傳統(tǒng)承前啟后，這本是詩人的榮耀，而非瑕疵。曹丕并非逸韻孤響，他在詩歌史上同樣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對此，下文將會論及；其次，在曹植之后，考察詩歌史上的偉大詩人，并不曾“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

因此，王氏之評有違事實，頗不可信，屬于無稽之談。歷代文人頗有肯定曹植者，譬如，傳說謝靈運就曾盛贊曹子建“才高八斗”。比較曹丕、曹植詩歌的價值、地位及影響，絕不可意氣用事，對今人而言，必須從中國詩歌發(fā)展脈絡的角度，更加冷靜地來審視二者的歧異，方可最終找到實事求是的答案。

三曹是漢魏詩歌轉型期的代表詩人，觀照其淵源、變遷，自然得聯(lián)系漢代詩學理論。

漢代詩學文獻，要以《毛詩大序》最具價值，它在《尚書·堯典》之“詩言志”說以及“孔子詩論”等基礎上，充分體現(xiàn)“通變”之精髓，堪謂極具推陳出新之功。其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文最具價值者，乃在于于志之外，還能看到情在《詩》中所具的原動力的作用，此文雖未交代如何從志過渡到情，然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與“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有著相提并論之地位，即意識到《詩》在“言志”之余，還有“抒情”之特質。廣義之詩，乃情之不可遏制之產(chǎn)物，若《詩》僅具“言志”之功效，它就會只凸顯政治性、群體性，未免存在“偏枯”的局限，而若有“抒情性”，則可以潤澤“言志”，使《詩》兼?zhèn)涫銓憘€人人生之悠長、低回，與“言志”之剛健、激昂，恰可互為補充，剛柔并濟，相映成趣。

在經(jīng)學籠罩下，漢代精英階層之詩歌趣味偏于“言志”而短于“抒情”，作為開魏詩之風氣的曹丕、曹植，也正好代表著“抒情”和“言志”之兩端，于是，若要就此輕易品評其高下，則確實有簡單化之嫌。因此，以下分別為之剖析，從而彰顯二曹在詩歌史上的特殊意義。

1.曹植：堅守詩學傳統(tǒng)，其詩以“言志”為主，兼顧“抒情”，體現(xiàn)以志帥情之特征

《魏志》記述，當曹操出征，與家人告別時，曹丕“泣而拜”，而曹植卻“稱述功德，發(fā)言有章”。去除陰謀論的理解，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確實有性格上的差異，在情感處理上，曹丕比較人性化、世俗化，且表露自然，細膩體貼，不喜宏大敘事；而曹植則相反，他將天然感情儒家教義化，化情為志，實際上就有些不能善解人意，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人命運的不同，也導致他們詩風之迥別。

文學史談曹魏時期作家，有多種稱謂：魏之三祖、三曹、建安七子、曹王、曹劉，等等，而如《文心雕龍·明詩》篇描述建安文學“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按其所指，乃三曹之曹操和曹植，或三祖之曹操耳，曹丕并不具備此種建安風骨，而曹王（曹植、王粲）、曹劉（曹植、劉楨）則更屬此種風格的典型作家。

由于曹植最終失寵于乃父曹操，在兄長曹丕——篡漢之后的魏文帝，以及魏明帝的監(jiān)控之下，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曰：“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

“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這是曹植一以貫之的人生目標。

故而，一旦目標受阻，愿望落空，壯志難酬，此種志向和懷抱就只能寄寓于詩文之中，以獲得內心的平衡和慰藉。曹植的人生被迫“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所謂畫地為牢者也。所以曹植詩作均抒寫其內心的吶喊，尚無暇顧及第一人稱之外的人和事。

在權力和榮譽之間，曹植渴望得到權力，深諳權力就是一切，反之，若失去權力，則意味著失去一切；而曹丕竭力限制曹植的權力欲望，甚至許諾曹植及其他士人以將來的榮譽，所謂“聲名自傳于后”也，這種畫餅充饑式的詐騙，在七子均難以接受，何況曹植呢！對曹丕而言，一旦成為曹操繼承人，便消減了“權力欲”所導致的焦灼感，從一己命運的掙扎中解脫出來，自可以游目騁懷于世間百態(tài)，做隔岸觀火式的欣賞、品鑒，因而與曹植的詩風迥然不同。

先秦至兩漢時期，所謂“志”，具有堅忍不拔、頑強抗爭之意義。按《史記·陳涉世家》云：“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屈原列傳》引淮南王劉安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皆可為佐證。故而朱自清《詩言志辨》指出“志”就是“懷抱”，其理解比較允當。曹植的詩文中處處體現(xiàn)著其志趣。

《盤石篇》云：“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責躬》之《小序》云：“臣等絕朝，心離志絕?！?/span>

《矯志》云：“道遠知驥。世偽知賢?！?/span>

《矯志》云：“仁虎匿爪。神龍隱鱗。”

《贈徐干》云：“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志士營世業(yè)，小人亦不閑……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span>

《贈白馬王彪》之六云：“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span>

《雜詩》云：“仆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span>

《妒》曰：“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妒忌?！?/span>

《言志》曰：“慶云未時興，云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span>

《洛神賦》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體悟到曹植積極入世，期盼建功立業(yè)的內心世界，他不愧是曹孟德之子，與曹操之“壯心不已”堪謂一脈相承。曹植堅持“志士營世業(yè)”“丈夫志四?！薄伴e居非吾志”，胸襟開闊，志存高遠，且因其遭遇現(xiàn)實的阻礙，與其理想發(fā)生強勢的碰撞，激發(fā)出一股悲憤的力量，令其詩作更激情飽滿。所以，其作品中多有勢大力沉的種種意象，譬如其《雜詩》云：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

翹思慕遠人。愿欲托遺音。

形影忽不見。翩翩?zhèn)倚摹?/span>

高臺、悲風、萬里、孤雁等，共同構成悲壯、哀怨之意境。作者雖心潮澎湃，然其不屈不撓之心志卻依然不減，形成孤獨卻執(zhí)著、受壓卻反抗的巨大張力。曹植筆端多次出現(xiàn)了“悲風”一詞，在他筆下，甚至連風卷云舒，都裹挾著悲愴，比興之間真正煥發(fā)出感發(fā)意志的光芒，堪謂儒家詩學“詩言志”精神之嫡傳。故清潘德輿《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一稱：“然子建真《風》《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則無媲美之人也。”

“志”反應著詩人堅定的主體意識，具有自信、正義的品格，凝聚了儒家所肯定的高尚精神和人生信念，如《孟子》所言，人格培養(yǎng)需要養(yǎng)氣，而終究要靠“志”來為人生指明方向。

“志”體現(xiàn)在曹植詩中，便如鐘惺《古詩歸》卷七云：“子建柔情麗質，不減文帝，而肝腸氣骨，時有磊塊處，似為過之?！庇捎谡翁幘持煌?，曹子建詩在“肝腸氣骨”和“磊塊”特征方面為曹丕所不及，而此二者也是建安風骨之主要特質。

許學夷《詩學辨體》卷四第二十三則曰：“建安七子雖以曹劉為首，然公干實遜子建。子桓《與吳質書》稱公干‘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正以弟兄相忌故耳。”許學夷認為，由于曹植能較好地處理詩歌中志與情的融合關系，而劉禎卻雖“貞骨凌霜”，“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顯然存在著“言志”有余而“抒情”不足之缺失，所以子建成就當遠在公干之上。

曹植詩作主文而譎諫，俊逸而低回，鐘嶸《詩品》對之推崇備至，評曰：“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夫！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將此評對照劉安所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辩妿V意指曹植五言詩作志、情兼得，并且屬以志帥情者也，為五言詩寫作樹立了典范！

2.曹丕:詩以情掩志，緣情婉麗，開齊梁綺靡之先聲

漢末曹魏之際，“言志”的詩多數(shù)是四言，故而五言就算是新形式了。曹植、曹丕作品思想、情感存有差異，然相對而論，曹植更屬新瓶舊酒，歸屬“言志”的一派；而曹丕則更多地屬于新瓶新酒，因為他偏離了“《詩》言志”的儒家詩學傳統(tǒng)，偏向乎“緣情”一路。

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日益趨向泯滅志和情之界限，漢武帝《秋風辭》就曾曰：“歡樂極兮哀情多。”在詩歌中自然流露出悲情。

據(jù)清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九十八《詩一》所載，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公然標舉“詩以言情”，顯然是和“詩言志”立異，認為詩是用來抒情的，它代表了一種新的“詩學觀”，隱約與“詩緣情”相通。鐘嶸《詩品序》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p>

此種詩學新趨勢，在古人論述中尚有跡可循，西晉陸機《文賦》云：“頤情志于典墳?！薄财洹扒橹尽辈⑴e，已見端倪，并且倡言“詩緣情而綺靡”，顯然對詩這一文體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熬壡椤焙汀把灾尽?，其間之差異相去甚遠，而這種差異恰好體現(xiàn)在曹丕、曹植兄弟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

兩漢文學主要凸顯的是《尚書·堯典》“詩言志”的傳統(tǒng)，陸機提倡“詩緣情而綺靡”，沈約所謂的“情志愈廣”與陸機合若符契，隱含著詩歌“言志”和“緣情”兩股力量的角力，“志”者既指艴然激昂，又洋溢著心胸向外擴張的力量；而“情”者則指向內心，顯得低回優(yōu)柔，感觸紛雜。兩者大致分別代表美學上“崇高”和“優(yōu)美”的特點，亦適合不同之語境。

徐禎卿《談藝錄》云：“《燕歌》開其靡?！逼渌覆谎远鳎J為六朝之“綺靡”，曹丕《燕歌行》實有肇始之功?！堆喔栊小菲湟辉唬?/p>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xiāng)，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此作所營造的詩歌意境純然是柔情思念，哀怨清婉，并與“草木搖落”的悲秋情調相結合，更凸顯感人的力量，沈德潛《古詩源》述其讀后感曰：“和柔巽順之意，讀之油然相感?！?/p>

此詩關乎男女私情，與政治無涉，屬于“緣情”而非“言志”。

曹丕《陌上桑》云：“伴侶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span>

《善哉行》其四云：“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

《燕歌行》其二云：“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

《黎陽作詩》曰：“彼桑梓兮傷情?！?/span>

《善哉行》其一云：“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若寄，多憂何為！”

由上述詩歌可知，曹丕偏好抒發(fā)一種不可自持的感傷之情，哀情襲來，詩人似乎難以承受，多情纏綿，百感交集。其詩幾乎可視作典型的文人情懷，與其作為政治人物理應端重的身份不相符合，清人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曰：“文帝《芙蓉池》……收四句義意亦本前人習語，然足以窺其全無道理整躬經(jīng)遠之志，但極荒樂而已?！?/p>

對魏文帝而言，此或許并非失態(tài)，而是要以“純文學”來麻痹其他士人的政治熱情，即轉移或回避敏感政治話題之謂也；尤其引人注目者在于，曹丕雖然也有慷慨之作，但作品更多展現(xiàn)的是“以悲為美”的美學思想，譬如《寡婦詩》，其竟以當時副丞相的身份，在友人阮瑀死后，作詩玩味阮瑀妻子的悲苦之情。故而，假如曹丕的書寫屬于一種政治謀略，無意之間卻與“緣情”“綺靡”之文學路徑相通，開六朝風氣。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曰：“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彼^“少卿離辭”，指李陵《與蘇武詩》，“桂林湘水”，乃指張衡《四愁詩》，而“飛館玉池”則隱喻曹丕與七子及吳質等人之交游，《文心雕龍·明詩篇》形容為：“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犊匀螝?，磊落以使才?！薄?/p>

將此三者并列，說明蕭子顯也認同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平子艷發(fā)”的見解，體察到曹丕的詩歌趣味風格近乎李陵和張衡。所以，鐘嶸《詩品》指出曹丕“其源出于李陵”，并非空穴來風，只是此種判斷稍嫌虛而不實，鐘嶸認為的曹丕和李陵之間的淵源關系乃從宏觀著眼，大致上基于排斥此輩處于“詩言志”主流傳統(tǒng)之外的考慮。而對李、張、曹三人，沈約、蕭子顯及南朝其他詩學學者則特加表彰，以為三人之詩彌足珍貴，其意實在為自身張目。

關于魏晉以來詩歌發(fā)展的趨勢，沈約、蕭子顯和江淹之所見大致殊途同歸，其間沈約、蕭子顯持新變的觀點，而江淹則屬于調和派，足證針對當時詩歌發(fā)展，詩壇產(chǎn)生了意見分歧。尤其鐘嶸矯矯立異，雖時人也贊美曹植詩歌之成就，但他揚植而抑丕卻別有意味，昭示著對儒家詩學傳統(tǒng)的堅守。鐘嶸將所評騭的詩人分歸于《國風》《小雅》及《楚辭》三個源流，而對于李陵、曹丕追根溯源至于《楚辭》，而非《風》《雅》，實為暗指其人其作有所不正。

關于五言詩主題，鐘嶸亦崇尚抒寫悲怨，然而與曹丕依然存在不同之處。在五言詩技巧方面，鐘嶸認為曹植之詩已達到完美境界，而曹丕則尚未找到五言詩的語言，時而琭琭如玉，時而卻落落如石，顯得良莠不齊。曹丕以情掩志，多寫悲秋閨怨等主題，然鐘嶸提倡“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云云，兩者相較，則曹丕詩歌顯得纖細柔弱，消減了鐘嶸所謂“詩可以怨”的渾厚力度。實際上，其所不滿于曹丕者，得無不滿于當時詩壇所顯露出來的綺靡之風乎？

內容節(jié)選自《中古文學中的詩與史》

中古文學中的詩與史（復旦中華文明研究?？?
張月 陳引馳 編著
中古文學中詩歌與歷史的關系十分微妙、錯綜復雜。詩、史互見的情況較為普遍，詩歌中常常出現(xiàn)歷史敘述或歷史典故，復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被高度壓縮到語言精練的詩歌中去，比如詠史詩和懷古詩；同時，歷史和敘事文學中不時引詩、賦詩。這些詩歌在敘事文學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與功能，豐富了敘事方法和手段。例如，《史記》《漢書》《世說新語》《本事詩》中均征引了為數(shù)可觀的詩歌。另外，詩歌、歷史二者水乳交融，有時彼此依賴，很難分開，增加了中國文化的厚重感。比如，杜甫的詩歌記載了當時的歷史，可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失載。鑒于詩歌和歷史之間的重要互動關系，本書邀請中外學者就中古文學中的詩與史展開論述，寫作論文。